1959年12月，被关押在北京秦城监狱的末代皇帝溥仪，被人民政府特赦，并被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

安排进文史专员室的特赦人员，大多都是原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和官员，他们的独立生活能力，以及人情世故的处理能力都很强，可以说是官场老手了。

而溥仪自3岁当皇帝开始，就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即便是改造期间，他的衣食起居也是由一起关押的旧朝臣子或者晚辈照顾。如今，让他照料自己的日常生活，就成了一个头疼的问题。

不过，溥仪觉得旧社会已经过去了，在新社会里他和大家一样，都是这个国家的普通公民，他总想自己动手洗衣做饭，料理自己的生活琐事，为此，闹了不少笑话。

可每当出了洋相后，溥仪都很豁达，常常自嘲地说：“原来啊，皇帝是最没用的人！”

溥仪在文史专员室工作了两年后，在政协领导的帮助下，他结婚了，由此也过上了正常的家庭生活。

由于溥仪过去的身份具有特殊性，经常有记者和国际友人去采访他。为了方便他接待访客，向人们讲述真实的历史，政协经上级领导批准，特意在东英冠胡同给他准备了一处院子。

这座独门独院的西式平房里，除了有宽敞的会客厅外，还有宽敞的院子。同时，为了照顾溥仪夫妇的日常生活，上级还特批了曾经照顾溥仪生活的同志，随他们一起住进了这里，溥仪对此十分感激。

当时，一些外国领导人访问中国时，听说曾经的皇帝都被改造好了，便都想见见这个曾经站在封建王朝顶端的男人，如今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于是，溥仪就常常被邀请去接待外国政要。

一天，周总理向外宾介绍溥仪时说：“这就是我们中国的末代皇帝！”

“过去的溥仪随着封建王朝的土崩瓦解已经死了，今天的溥仪是在新中国获得了新生的溥仪！”溥仪站起身，严肃地说道。

不过，溥仪这句极具中国语言特色的话语，令翻译不知如何通过英语向外宾准确表达，常常令会见场面陷入尴尬。

后来，跟溥仪同办公室的杜聿明和沈醉建议他换一种说法，既能准确地表达自己已经脱胎换骨了，又能让人听得懂。溥仪觉得两人说得在理，经过反复琢磨后，终于想出了一句合适的说辞。

没多久，又有外国元首访问中国，并指名道姓想要见溥仪。会见期间，周总理和往常一样地介绍溥仪，说：“这位便是过去的宣统皇帝溥仪！”

周总理话音刚落，溥仪猛地站起来，大声回答道：“今天的溥仪是光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已经获得了新生！”

翻译将溥仪的话翻译给外宾们后，所有的外宾以及周总理都站起来，为他热烈地鼓起掌来。

1964年春天，由二十多名政协文史专员及家眷组成的“王侯将相”参观团，浩浩荡荡地从北京出发，前往江南各地考察。

这次参观考察历时50多天，每到一个地方，参观团都受到了当地政府和学界的热烈欢迎，文史专员们作为曾经的战犯，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得到这样接待，都显得十分高兴，特别是溥仪。溥仪虽然以前是皇帝，但他却从未下过江南，所以对这里的一切都充满了新奇。

溥仪特赦后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应该是他担任政协委员后的一年多，只可以造化弄人，1966年的夏天来了，那一场风暴越刮越猛，将身份特殊的溥仪也卷进了旋涡里。

当时，文史专员室接到通知，让他们根据上面下达的文件精神，对吴晗、廖沫沙等北京市领导进行批判。有些专员害怕惹火烧身，迫不得已昧着良心，跟着文件精神言不由衷地进行批判。

但在大家胡乱发言时，溥仪却始终坚持实话实说，并勇敢的站出来仗义执言：“不该批判吴晗和廖沫沙，他们都是好人！我们是男人，就要敢于说实话！”

一天，专员们正在阅读关于批判吴晗和廖沫沙的文件，溥仪气冲冲地走进来说道：“我刚才在路上看见廖部长被人捆绑在卡车上游街，我真的很想冲上去把他救下来，给他松绑，可是车开得太快，我跟不上啊！”

说着，溥仪瘫坐在地上痛哭起来，此时，那些胡乱批判的专员羞愧地低下了头，但他们无不佩服溥仪的善良、正直和勇敢。

不久，政协一位干部跑到文史专员室，要求所有人必须跟廖沫沙划清界限，揭发他的罪行，并命令大家在明天的批判会上都要发言，他要亲自来听。

第二天，这些曾经呼风唤雨的将领和高官们，全都想好了应对之策来到会议室。溥仪见他们个个胸有成竹的模样，沉不住气地说道：“你们可不能乱编乱说啊，人家廖部长能有什么罪行呢？千万不要做丧良心的事，那非大丈夫所为！”

“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吧，我们不会害廖部长的！”大家笑笑地说道。

批判会上，专员们开启了官场老油条的表演赛，一个个痛心疾首地“揭发”作为统战部部长的廖沫沙，是如何趁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通过提供帮助“贿赂”他们之类的事情，将正话反说这一语言艺术发挥到了极致。让一无所获的干部，气得干瞪眼。溥仪这时也才松了一口气。

随着风暴愈发猛烈，政协文史办公室也被查封后，文史专员们先是被打发去扫大街了，后来又让他们各自回家闭门学习。

此时溥仪，已经病倒了多日了。因为以前给他看病的医生，遭到了批斗，靠边站了，令他无法及时得到医治。加上他曾经的身份，到医院去挂号后，也会遭到那些医生的嫌弃，压根儿就不给他好好治疗，连药都不给他开。

最终，还是溥仪的妻子李淑贤，借着在医院工作的便利，勉强给他搞了一些药吃，才勉强坚持下去。

1967年月，沈醉等人去溥仪家中探望他，发觉他病得越来越严重，已经卧床不起了，再不住院治疗肯定就有生命危险了。

于是，沈醉等人找到了刚到政协负责文史工作的沈德纯，向他报告了溥仪的病情，请他想办法把溥仪送到医院治疗。

但在那个混乱的时期，沈德纯说话是不管用的，不过他还是顶着压力将此事汇报给了周总理。周总理得知此事后，当即打电话指示：立即成立医疗小组，一定要设法医治溥仪。

溥仪住院后，周总理很是关心，还亲自去请闻名全国的老中医给溥仪诊脉。可是，此时溥仪的肾癌已经到了晚期，连排尿都很困难，常常疼得他在病床上满头大汗，不停地翻滚。

1967年10月17日，末代皇帝溥仪在北京逝世，走完了自己命途多舛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