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常熟，虞山脚下，读书台畔，戴逸学术馆所在“衣山楼”里，著名历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清史研究所一级教授戴逸捐赠的15000多册藏书和史料洋洋大观，似墙蔚然，令人有高山仰止之感。大门匾额“衣山楼”三字，出自曾任全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也是当代书法大家常熟人言恭达之手。

戴逸原名戴秉衡，1926年9月出生于常熟，其所居房屋为明末清初诗坛盟主钱谦益的旧宅。戴逸曾就读于常熟市塔前小学，从小就喜欢历史故事，对历史知识津津乐道。高中毕业后，戴逸考入上海交大铁道管理专业，读了两年。

戴逸曾在《治史入门：我的学术生涯》一文中说：“清史是我毕生研究的专业范围。我前半生研究中国近代史，属于晚清时期；后半生研究鸦片战争以前清史，属于清前期和中期。这上下三百年，包含着多少人物和史事，兴衰隆替，悲欢离合，胜败斗争，升沉起伏。中国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走向近现代，从独立的封建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有很多的经验教训可供吸取，有无穷的哲理遐想可以反思。我成天和这段历史打交道，研究它、熟悉它、热爱它，把全部身心都奉献给它。”从这段话中可以体会到他对史学研究如炬的初心和坚定的信仰。对于编纂清史这样一个浩大工程，戴逸曾经说过：“我要死，也要死在这清史编纂上，只有这样，我的人生才算是真正完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杨天石对于戴逸主持编纂的《清史》给予高度评价：“戴先生主持的新的《清史》，在体例上是前无古人，是中西历史学的一个完美的结合。”

那么，戴逸是如何走上清史研究之路的呢？

一

这还要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西南联大从昆明回迁北平，北大在上海招生。1946年的秋天，正是桂花飘香的季节，戴逸毅然作出了让家人、同学惊诧无比的决定，放弃上海交大的学籍，重新报考北大历史学系。凭着对历史的热爱和扎实的学业功底，戴逸顺利地进入北大校园。1946年到1948年，在北大史学系，戴逸如鱼得水，沉浸在史学的海洋中。

当时，著名历史学家、史学系主任郑天挺教授是戴逸的任课老师，开设《明清史》，这也是最令戴逸入迷的课程。郑天挺知识渊博，上课非常认真，尽管他行政事务繁忙，当时还兼任文科研究所明清史料整理室主任，但是他上课从不迟到缺勤，而且他讲课从来没有讲稿，只带一叠卡片，上课内容既清晰扼要，又条理井然。讲起来成竹在胸，旁征博引，滔滔不绝。郑天挺的课是北大最叫座的课程之一，戴逸非常喜欢听郑天挺上的《明清史》这门课。课余时间郑天挺平易近人，经常和学生接触、交流。他的“求真、求新、求用”的学风，对戴逸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戴逸和郑天挺的接触是从求学问业开始的，两人逐渐建立了颇为融洽的师生之谊。郑天挺曾经借给戴逸一部《明元清系通纪》，让戴逸作为课外读物。戴逸在阅读中碰到一些问题，多次去请教郑天挺，每次郑天挺总是放下公务，兴致勃勃地和戴逸谈史说古，议论风生。从几次谈话中，戴逸开始领会到了史学研究的方法和道理。可以说，正是郑天挺的《明清史》课程和指导戴逸的史学学习，为日后戴逸从事清史研究和编纂清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戴逸是由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著名史学家之一。新中国成立的这天，戴逸以华北大学青年教师代表的身份参加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见证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建国初期，董必武曾经向中共中央建议，编纂两部大型的历史书，一部是中共党史，一部是清史。这一建议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重视。1958年，周恩来总理和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谈过编纂清史的工作。吴晗为此考虑了初步的方案，于是就有了约谈戴逸谈论编纂清史的计划和设想。

吴晗（1909—1969）是浙江省义乌县苦竹塘村人，著名的历史学家、现代明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那么，为什么吴晗会专门找戴逸谈清史编纂这项工作呢？

吴晗

事情还要讲到1960年12月，当时北京市历史学会刚成立，会长就是吴晗。年轻的戴逸在北京市历史学会担任常务理事，兼中国近代史专业组的组长（后来戴逸曾任北京市历史学会第四、五届会长）。当时，戴逸和吴晗相识虽然不久，但那段时间内，因为吴晗正在主编《中国历史小丛书》，而戴逸是这套丛书最年轻的编委，由此经常在一起参加编委会会议。吴晗把戴逸当作忘年之交，经常在一起谈天说地、纵论古今，吴晗把戴逸当成了史学研究上的知己朋友。

吴晗对史学界的后起之秀戴逸很是赏识，所以当周恩来总理委托他搭班子起草编纂清史的方案时，吴晗自然就想到了戴逸。1984年10月23日举办纪念吴晗诞辰七十五周年、逝世十五周年大会，戴逸在会上作了《从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光明大道——纪念吴晗同志》的讲话。他在讲话中指出：“吴晗是一个勤奋、正直、渊博的历史学家，二十五岁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以前，已经发表了《西汉的经济状况》《胡应麟年谱》《胡惟庸党案考》《〈清明上河图〉与〈金瓶梅〉的故事及其衍变》等四十多篇文章。一个青年学生取得这样优异的成绩是很难得的。因此，他在同学中赢得了‘太史公’的美誉，在学术界也初露头角。”北京市历史学会在吴晗的领导下很活跃，做了许多工作，经常举行年会、座谈会、报告会，戴逸经常参加历史学会的活动，发表对一些历史问题的学术看法。

1961年初春的一天上午，风和日丽，艳阳高照。北京市历史学会召开常务理事会会议。会议结束后，吴晗招呼戴逸留下来谈谈。阳光透过窗户，温暖柔和。吴晗笑吟吟地坐在会议室的沙发上，显得很高兴。他郑重其事地告诉戴逸：“中央领导同志正在考虑清史编纂工作，这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大工程。明史的编纂花了将近一百年，清史的编纂也得用几十年。当前，清史尚是一片荒芜的园地，治清史者甚少。”吴晗一字一句，讲得很慢。稍作停顿，吴晗接着开门见山地说：“因为你是研究近代史的，近代史即是晚清史，所以找你谈谈，你看应该怎样开展这项工作，目前清史研究的状况如何？想听听你的意见。”在此以前，戴逸从未想过要专门研究清史，也不曾听谁说过有关编清史的建议。

看着戴逸在认真地思索，吴晗喝了一口茶，打开了话匣子，滔滔不绝地谈起他考虑过的清史编纂计划，包括如何培养清史研究队伍，如何搜集清史资料，如何接管全部清代档案，如何确定史书体例等，当然也分析了明史编纂中的经验与失误等等。听了吴晗对清史工作的具体设想，戴逸告诉吴晗：“目前研究清代前期和中期史的专家只有郑天挺、谢国桢、王钟翰、商鸿逵、李洵等数人，他们虽然有精深的造诣，但人数实在太少，没有形成一支队伍。我除了赞成、支持清史编纂这一大工程之外，还希望有一支专业的清史研究队伍来完成这一重大工程。”吴晗点点头，讲到自己有一个很明确的意见：“就是要设立‘清史馆’，作为常设的修史机构，并由一位副主席或副总理兼任清史馆馆长，才能调集人才，统一事权，至于史馆的建址、内部编制，现在也只是一个初步的规划，还要再听听多方意见。”戴逸听了赞同道：“要完成清史的编纂，没有政府的大力支持是难以做到的。必须集中优秀的人才，拨给充足的经费，宽以岁月，按部就班，把人员团结、组织起来，才能成功。”

说到这里，吴晗忽然敛起笑容，轻叹了一声，半晌无语。戴逸不解，问吴晗为何叹息。吴晗情不自禁有点怅然地说：“我今生恐怕也难以见到清史全书的完成了。这部大型史书卷帙浩繁，非数十年时间，不能竣工。”室内一时沉寂下来。戴逸换了一个话题，和吴晗谈起了人才培养。戴逸说：“我主张到全国各大学历史系挑选优秀的学生从头培养，专攻清史。”吴晗非常赞成这个想法，他说：“还要到外语系找一批学生，翻译各种外文资料。”他开玩笑地对戴逸说：“将来就请你来当教师，领他们一起读《清实录》《清史稿》，先把基础知识搞得扎实一点。”戴逸饶有兴趣地听着吴晗的讲述，听到这里不禁微微笑了起来。

吴晗沉吟了一会，主动向戴逸征求意见道：“可否在北京市历史学会内设立一个清史专业组，先聚集几个人，做点准备工作？”戴逸考虑了一会，告诉吴晗：“北京市历史学会是一个群众性学术团体，成员只包括北京市各高等学校和中学教师，不包括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几个历史研究所，组织松散，力量薄弱，还不足以承担这类重大的实质性任务。因此在北京市历史学会内，设置清史专业组，人员也不好协调。何况目前研究清史的人数又少，全部加起来也凑不成一个专业组。”吴晗认真地倾听戴逸的想法，连连点头，放弃了在北京市历史学会设置清史组的想法。

那么，这次约谈对戴逸的史学生涯产生了什么影响呢？这种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次谈话明确了戴逸后半生的研究方向。35岁的戴逸就这样走上了清史研究和编纂的人生道路。

二

就在吴晗和戴逸畅想纂修清史的时候，正好遭遇了三年困难时期，纂修清史的计划只好暂时停留在纸面上。1964年，毛泽东主席和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个别谈话时说，他对研究清史有兴趣，如果有空闲时间，想读一点清史的书。1965年，周总理要求中宣部筹划清史的编纂工作。这年10月，中宣部召开部长会议，决定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清史研究所，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为基础，由郭影秋、关山复、刘大年，刘导生、尹达、佟冬、戴逸为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由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的郭影秋任主任，所址定在沙井胡同。郭影秋是江苏铜山人，曾在无锡国学专修科读书，受业于唐文治、钱基博等著名学者。到了11月，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孙泱正式向戴逸传达了中宣部的决定，要戴逸考虑和制订建立清史研究所的方案。

为啥这份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名单上没有吴晗的名字呢？这就要联系到当时的政治气候。因为这时距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出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已经很近，山雨欲来风满楼。随之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吴晗遭到了难以置信的诬蔑和残酷批斗，以致夺去了这位卓越而正直的历史学家的生命。在这场运动中建立清史研究所的事一时也无从谈起。

1978年，我国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全面拨乱反正，百废待兴，于是清史编纂工程被再次提上日程。同年，为编纂清史积蓄力量，经教育部批准，中国人民大学正式成立了清史研究所，由戴逸担任所长。戴逸终于走上了清史研究和编纂清史的道路。

1978年，戴逸受命组建的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外貌

清朝档案浩如烟海，尽管故宫保留了大部分，但还是有大量遗失的资料要一点一点搜集回来。戴逸回忆说：“大家不知道有那么多档案，把档案差一点当废纸卖掉了，装了8000麻袋送到造纸厂，后来人家发现了，把它寻回来的。”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戴逸带领清史研究所相关人员先后完成了《清史编年》和《清代人物传稿》等项目。戴逸花费7年时间主编《简明清史》，这是1949年后，第一部系统、完整论述清朝历史的专著。2000年，清史研究所入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

戴逸出版的部分著作

2001年4月，戴逸在《人民日报》发表《一代盛事旷世巨典——关于大型清史的编纂》一文，文章指出：“经过二十多年改革开放，国家的面貌焕然一新，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综合国力增强，加之研究队伍壮大，学术积累丰厚，编纂大型清史已是最佳时机。”戴逸“希望政府、社会、学术界共同关注此事，使此巨大的文化工程得以及时启动和顺利展开”，文章发表后得到了社科界的热烈响应，也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2002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启动清史纂修工程的决定，成立了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同年12月12日，成立了以戴逸为主任的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期待已久的清史编纂工程终于拉开帷幕。清史编纂工程是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标志性学术文化工程，是建国以来最大的学术文化工程。戴逸说：“能够参加清史编纂，是人生最大的幸运。”

对于清史编纂，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周惠民曾说：“把所有华人、我们中国人都纳到这里头来，这是一件全体国人都应该参与的伟大的学术工程。”2004年，戴逸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第三次工作会议讲话中指出：“既是写中国清代的历史，又要具有世界眼光，把清史放在世界潮流中加以考察。总之，要编纂出一部能够反映当代中国学术水平的清史巨著，使之成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传世之作。”目前，105册106卷约3200万字的《清史》主体工程已处在后期阶段，有50多人在审读这部书。戴逸要求审读人员挑出的意见都写在一个厚厚的本子上面。

戴逸正在审读《清史》文稿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大的一项国家级文化工程——“清史纂修工程”的重要倡导者、推动者、承担者，已届90多岁高龄的戴逸仍坚持在清史编纂工程第一线，孜孜不倦，殚精竭虑。他坚持每天花六七个小时阅读反映审读情况的这些本子，看审读人员的审改对不对。为此戴逸还重新写了很多段落，有的是几十个字，有的是几千个字，最多的写了两三万字。戴逸说：“这是为了《清史》能够简明一些，错误少一点，这个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是在提高质量方面一个重要的措施。”到目前，《清史》还在审读中，这距1961年吴晗约谈戴逸编纂清史已过去了整整62年。

我们衷心期待“清史纂修工程”取得圆满成功，纂修的《清史》也能够早日顺利出版。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4年第1期」

「金震茅，江苏省常熟市融媒体中心高级编辑」

版式：刘 丹 李 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