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0月1日，广西北流人、人称国学大家的陈柱（1891—1944）因中风在上海与世长辞，年仅54岁，过早地结束了自己学术的一生，也成为一时间学界的巨痛。

陈柱，据张京华、王玉清所著《陈柱学术年谱》说，一名绳孔，字柱尊，号守玄。他虽出生于官宦世家，但至其父陈开祯时，家道业已中落。陈柱16岁以前，或读书于家，或游学于外，弱冠时欲参与民国之际的社会革命，后因党争和内战，弃政务学，曾留学日本，归国后“考入南洋大学电机系学习。因以文学见长，遂改攻文学”。此后读书益富，著述甚夥。曾受聘于大夏大学、暨南大学、光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教授，50岁时任南京中央大学校长。30多年间，“著述九十余种，议论遍及经史子集四部”。

1937年，陈柱47岁时，所著《中国散文史》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成为我国二十世纪第一部中国散文史著作。他在1936年11月所写的自序中对本书的写法有四点说明，“一、所述各人履历，多据史传，并书明某传，然亦有节省太多者则书名从略。二、文学史最重阐明源流，本书有因源以及流者，亦有因流而溯源者。三、所论各家之文，贵有例证，而例证尤忌割截，古之美文一经割截，则其美全失，如割截美人之口鼻以论其美也。故本篇除篇幅太长不得不节录者外，所录皆全篇文字。”在这三种写法中，第一种说明书中所收录作者履历的历史依据，强调各有所据而非空穴来风。第三种写法同时是选文的原则，注重任何文章之美都有必要作整体观，局部美的概括和论说只具有局部的意义，并不能以之取代全体。但对于长篇文字“不得不”节录当然是可以理解的“无奈”。

不过，陈柱在《中国散文史》中常常以作家的一篇或数篇散文论其散文成就或风貌，如他论庄子散文，只节录了《齐物论》的“天籁”和《养生主》的“庖丁解牛”，论述韩愈之文只取了《答李翊书》和《画记》，论述柳宗元只取了《临江之麋》和《游黄溪记》，论述欧阳修之文只取了《有美堂记》，论述苏轼之文只取了《超然台记》。虽然不排除陈柱所论中有选文相当全面的，如论述李斯之文，取其《谏逐客书》、《秦琅邪刻石》和《论督责书》，这对于传世之文并不多的李斯是很难得的。而前面提到的庄子、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是散文史上或说文学史上公认的散文大家，著述之丰人所共知。陈柱所选的这些篇目是否可以代表他们散文的成就或风貌？多少让人心存疑惑。当然这也是散文史写作的一种处理方法，陈柱有意识运用这种方法让读者借一斑以窥全豹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只是极有可能导致批评的主观性。

这样，陈柱《中国散文史》的写作方法最应该注意其二的因源及流、因流溯源。在中国古代散文总体的框架中，他在序言中提到了两个“时代”都关乎古代散文的源流。

一则是从“文体”论说的，说我国的散文可以分为“六时代”。在这里他把散文的文体统归为骈体与散体，从而有虞夏至秦汉的骈散未分时代，两汉的骈文渐成时代，汉魏之际的骈文渐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