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友渔

北平解放后，我随华北局进驻北平。华北局在地安门外后圆恩寺胡同的一所院内，国民党统治时期，这里曾是蒋介石的别墅。1949年4月末5月初的一个上午，周恩来同志特从西山驻地来到华北局，他简要地讲了北平市工作的重要性，说因为我曾在北平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对北平的情况很熟悉，所以要我到北平市工作，希望我把工作做好。

我接受任务后，交代了华北局的工作，到北平市报到。先后见了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同志、市长叶剑英同志。他们分别向我介绍了北平市的情况，谈了工作要求。我于1949年5月9日走上了新的岗位。

虽说我是5月9日到任的，实际上，早在这之前，当我还在华北局工作时，就已经接触过北平市的工作了。

平津解放前夕，华北局发布过《关于进入平津的政策与作风》的文件，主要内容包括：一、实行军事管制制度；二、成立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三、关于战犯、反动分子、特务、俘虏官员和旧政府党政军警财经及其他团体一般工作人员的处理；四、关于旧政府公有财产、四大家族财产、首要战犯财产及一般军阀官僚军政财经机关人员财产的处理；五、私人工商业的保护及私人银钱庄号的处理；六、关于旧政府货币的处理；七、关于公私立学校及学生公费的处理；八、关于报刊、通讯社、广播电台的处理；九、关于外国侨民、外国领事、教会、外国工商业、外国银行的处理；十、对待工人的立场、态度与政策；十一、救济城市贫民及难民问题；十二、进入平津后的宣传政策；十三、进入平津的干部应注意的几点。这个文件我是以华北局秘书长身份参与起草的。

在这份文件中还讲到，军管制度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军管会的目的与任务是：

一、完全肃清一切残余的敌人、散兵游勇和任何进行武装抵抗的分子；

二、接受一切公共机关产业和物资并加以管制；

三、恢复并维持正常秩序，消灭一切混乱现象；

四、收缴一切隐藏在民间的反动分子的武装及其他违禁品；

五、解散国民党、三青团、民社党、青年党及南京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团和团体，并收缴其各种反动证件，登记其成员，对登记后的少数反动分子实行管制（每日或每星期，须向指定的机关报告其行动）；

六、逮捕那些应该逮捕的战犯及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没收那些应该没收的官僚资本；

七、建立系统的革命政权机关，建立革命的警察、法庭、监狱，建立物资的管制机关，建立临时的人民代表机关；

八、在各种工人职员中，在青年学生中，进行切实的宣传组织工作，在可靠的基础上（注意不要被暗藏的特务分子及其他流氓投机分子所操纵），建立工会、学生会及青年团等，作为城市政权可靠的群众基础；

九、整理共产党在城市中的秘密组织并建立党的组织。

这些任务是根据当时的情况制定的。如果不在一定的时期内实行军事管制，就不可能肃清残余反动势力，巩固革命成果，安定社会秩序，有效地进行各项建设。当然，军管会所采取的措施，是适应当时需要带有紧急性、临时性或试验性的措施。随着形势的发展，情况的变化，这些措施应当适应具体情况，有的继续采用，有的加以修改、补充或废止。例如宣布戒严，在逐步转入正常状态后，就不宜轻易采用，以免影响其他各项工作的进行；动辄断绝交通，会给人民带来工作和生活的不便。

关于成立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主要设想，是为了联系群众，了解情况，广泛与各界交换意见，传达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当时工会等人民组织还在积极筹备中，不可能仓促成立。如无充分酝酿准备，混进了特务和坏人，反而脱离了真正的广大群众。是不是可以暂时采用召开座谈会或成立临时参议会的办法呢？这也考虑过。但前者不能解决经常性的问题，后者在成分上偏于社会上的上层分子，对群众联系不会很密切，所以也不能有效地达到我们的要求。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条件更不成熟。因此，便采取了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办法。这个办法，既可以避免上述缺点，也可以作为建立人民代表大会的基础。事实证明，这些考虑和采取的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做法是正确的。

▲1949年8月13日，毛泽东出席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并作简短演讲。

文件中关于战犯、反动分子、特务、俘获官员和旧政府党政军警财经及其他团体一般工作人员的处理规定是：战犯、罪大恶极分子应逮捕惩处，一般工作人员不加逮捕；对一切俘获的反动官僚、特务分子，只留下有搜集情报作用的少数人，其余原则上一律向国统区放走，可以动摇人心。但对作恶甚多，为广大人民所痛恨，送走会失去人心的，则扣留惩办。旧警察必须放下武器，必须改造。但也考虑到像平津这样大城市的需要，规定了暂用其徒手服务的政策。对官僚资本、特务分子以及上述其他各种人的财产处理，也都做了明确规定。

北平解放到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这段时间，北平市人民政府曾设在中南海。我当时就住在后来周总理住的西花厅。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与党中央领导机构同设在中南海。北平市人民政府迁至府右街南口、西长安街路北北洋政府交通部的旧址办公。我就住在机关里。后来，搬到宣武门内头发胡同甲一号住。这所房子原是土匪头子、大汉奸，后来又成了国民党军长的王英的公馆。

北平，是全国第一个以和平方式解放的大城市，这在我们党的革命史上还是第一次。我们面临很多以前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因而对北平接管工作处理得好坏，必然会对全国尚待解放的城市和已解放的城市，发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对于当时北平的工作来说，既要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迅速肃清反动势力，建立起革命的新秩序；又要力求慎重稳妥，不犯错误，尤其是方针政策方面的错误。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要从头学起，又不能等学好了再干，要边学边干，边干边学。

解放前，北平市旧政权原有9个局、5个处、2个室，和城郊20个区公所，此外还有参议会等37个大小机关共7798人。另有11所市立中学，15所市中心小学，共有待救济的教职员工与学生1万多人；25个卫生机构，860人；11个企业单位，1000多人。对于这些机关、学校、单位和人员，我们基本上采取了维持现状和全部“包下来”的政策。就旧市政府来说，在机构方面，除将社会局并到民政局、会计处并到财政局外，其他一般没有动。除极少数参加了中统、军统特务组织，并继续隐瞒其特务身份进行破坏活动者外，全部作了妥善安置。仍留下来工作的有5000多人，一般都做原来的工作。其余部分，有的送去学习，有的根据自愿原则，发给路费，送回原籍，从事生产或其他工作。

事后看来，当时采取这种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当时我们还缺乏管理大城市的经验，旧市政府还有一定的工作制度、工作系统、工作方法，例如交通管理、卫生设施等，都可暂时沿用。关键在于由谁领导，为谁服务。这样做，可以使一些暂时不可中断的活动得以延续，便利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当然，所谓沿用不是完全照搬。在沿用过程中，发现不合适的就改。

为什么全部人员都要“包下来”呢？因为我们的政府是人民政府，是对人民负责的。我们要使凡有工作能力的人，都有工作做，要保证人人都有饭吃。旧政府的人员，除那些敌视新政权，甚至进行破坏活动的少数人外，我们都应给他们饭吃，给他们工作做，使得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为新社会服务。有些实在工作能力差，不宜继续留下来工作的，我们成立了一所市政府干部学校，送他们去学习，经过教育、培养，然后再分配工作。

当时从旧政府的7000多人中留用了5000多人，加上后来上级从老区和白区地下党调来的880多人，也还不及6600人。是不是留用得少了？不少。应该说过去的冗员太多，人浮于事。从人民的利益着想，精兵简政才是我们的原则。兵贵精，不贵多。接管初，秘书厅有60多人，精减后，仅有两个科，20多人，人少事多，有工作大家积极去做，没有互相推诿、不负责任的现象。白天完不成，晚上加班加点，一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是常见现象。工作效率反而大大提高了。对于留用人员来说，不是留多留少的问题，是同样要贯彻精兵简政原则的问题。

总之，当时基本上采取维持现状，把旧人员“包下来”的政策是对的。它是我到北京市政府前就已经决定并实行着的政策，我到职后，仍然坚决贯彻执行了这个政策。

（未完，待续……）

作者张友渔，时任北平市副市长；后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常委。本文节选自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第30辑，北京出版社1986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