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预衡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史家，他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在这块园地里耕耘了近70年，成就卓著。他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观点产生了广泛影响，他对中国文学史特别是古代散文的研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郭预衡教授

郭预衡先生于1920年11月5日生于河北省玉田县石臼窝村一个贫苦家庭。他的祖父没有上过学，父亲也只是在村里读过两个冬天的私垫。父亲很小就外出谋生，后来由于工作努力加之聪明好学，由工人升为技术人员。从此家境得到改善，郭预衡也因而获得了学习机会。

幼年的郭预衡生活在家乡，后来去天津读中学。“七七事变”后，他从天津回到故乡。学不能上了，但他设法借到一些文史古籍，包括《四书》、《左传》、《文选》和《御批通鉴辑览》等，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终日钻进古书中，几乎成了“老夫子”。这段读书经历为他日后的学术发展打下了基础。后来，他到北平去上高中，于1941年高中毕业，考上了辅仁大学的国文系。据他回忆：“当时大学的国文系，也有叫国学系的。我上国文系，并非抱有治国学的目的，只是和我读过一些古书有些关系。”当时的辅仁大学国文系，名家荟萃，国学大师余嘉锡是系主任，沈兼士做文学院长，此外还有赵万里、顾随、刘盼遂、孙人和、孙楷第、储皖峰等一批国学大师。能在这样的环境亲受其教，郭预衡学问日进。

1945年，郭预衡大学毕业，留校做了余嘉锡先生的助手，不久，又考上了校长陈垣先生的研究生。余先生是著名文史专家、目录学大师。当年，他正在修改、补充《四库提要辨证》的子部和集部。按照余先生的治学路数，郭预衡一一涉猎子部、集部诸书，并替他查类书，校《世说新语》。陈垣先生精于史源考据之学，他给研究生开的课程之一是《史源学实习》，教研究生一字一句地读顾炎武的《日知录》，然后校勘、写笔记，并从中找出错误，写成短文。在两位先生指导下，郭预衡博览群书，进行严格的学术训练，他扎实的学问功底，即由此而来。

关于郭预衡报考研究生，还有一段佳话：据他回忆说，当初他并不想考，一位留过洋的老师让他考，他就考了。考时也不甚在意，四道题只答了两道。其后上课，陈先生问他：“为什么只答两题？”他说：“只会答两题。”陈先生说：“两题最多只能给你50分，但我给你70分，文章写得好，可以中举。”郭预衡就是这样被破格录取为史学研究生。

1949年以后，郭预衡继续在辅仁大学任教；1950年，任讲师；1952年，辅仁大学被并入北京师范大学，他又成为北京师范大学的讲师。这时，学校开始搞教学改革，学习新的理论和知识，由于“工作需要”，郭预衡准备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为此而开始阅读现代作家的作品。在此期间，学校经常处在政治运动之中，读书、备课都没有时间保证，这是使他最为烦恼的。1955年，郭预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他被派往匈牙利讲学。在匈牙利讲学的两年中，仿佛到了世外桃源，避开了国内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郭预衡得以集中时间读书、学习、从事学术研究。当时他从中国驻匈大使馆借来一整套《鲁迅全集》，认真研读，详细地做摘要和笔记。这时他发现鲁迅不仅是作家，也是学人，而且是前所未见的学人。他“平生为学，服膺鲁迅”，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另外，他还读了大量的马列原著。

1957年，郭预衡从匈牙利回到北师大，当时正值“反右”运动，他仿佛又从世外桃源回到人间，一天到晚，又是开会、讨论、批判。这使他非常不适应。从那时直到1966年“文革”爆发，学校一直在各种政治运动的干扰之下，教学、科研经常受到冲击。但就在这种情况之下，郭预衡抓紧时间进行研究工作，发表了不少学术论文。除了一部分评论古代作家的文章，还有两类文章非常引人注目：一类是有关文学史研究方法及文学史编写的，包括评论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的一组文章和《〈文心雕龙〉评论作家的几个特点》、《〈文心雕龙〉论一代文风》以及《鲁迅研究中国文学史的观点和方法》、《鲁迅论文学遗产的批判与继承》。在这些论文中，他阐发了一些可贵的观点，从中可以看到他初步形成的文学史观和治学主张。还有一类是关于古代散文研究的，包括《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千古文章重白描》、《如何对待论战的散文传统》、《略谈我国的散文传统》等。这些文章集中探讨了我国古代散文的艺术传统，发表之后，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有个出版社邀他写一部《中国散文简史》，但是由于“文革”，这项计划只得搁浅了。在20世纪60年代，他还和刘盼遂先生一起主编了《中国历代散文选》，这是受教育部委托编选的全国高校教材，由于“文革”的干扰，此书直至1980年才得以出版。

“文革”十年，郭预衡被迫放弃了学术研究，沉浮于变幻莫测的政治浪潮。到了“文革”快结束的时候，他对自己有了新的认识：“这时虽然难以做学问，却似乎增长了学问。古人云：‘世事洞明皆学问。’我于‘世事’，虽未‘洞明’，对于自己，却有所发现……我这时发现，多年以来，考古证今，妄发议论，其实既未知古，又未知今，如此做人做学问，比青年时期还要愚蠢……认识自己愚蠢，对我来说，是最难得的学问。”这是一个经历了时代噩梦的有良知的学者的深刻反思，走过了大半截的人生道路，蓦然回首，认识了现实和人生，对学问也就有了新的更加深刻的见解。

此后，他开始重新动笔，撰写了一些探讨散文传统的文章。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篇，是1979年发表的《精神解放和文章的变迁》。在这篇文章中，他总结了历史上文章变化的规律，提出：“精神解放，不仅是近代史上文章变迁的重要原因，也是两千年来历次文章变迁的一个重要条件。这可是算是一条规律。”“总起来看，精神解放，文章就能发达；思想禁锢，文章就受限制，这是历史事实可以证明的。”显然，这篇文章受到当时呼唤思想解放的时代思潮的影响，也包含了几十年人生路上的切身感受。这些看法，已有构思《中国散文史》的基本观点。

20世纪80年代初，郭预衡开始撰写《中国散文史》，此书被列为国家社科“七五”规划项目。在撰写过程中，他先后发表论文20多篇，从探讨汉语文章的传统特点，到论述历代文章的发展演变，这些文章后来辑为《历代散文丛谈》，于1986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经过近20年的潜心撰述，《中国散文史》先后于1986年、1993年、199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00年，又出了整套精装本。此书共150万字，是第一部由个人独立完成的体大思精的古代散文通史。近代以来，研究散文史的专著，始于陈柱的《中国散文史》。此书虽有开创之功，却较为简略，只是大致勾勒了古代散文发展的轮廓。此后出现的一些散文史，或为断代，或为集体编写，虽在不同方面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但很难做到一以贯之地对中国散文史作通盘的深入考察，写出个人的独到见解。但是，由个人独立编写大型的散文通史，十分不易，光是历代浩如烟海的文集就足以令人望而却步。郭先生几乎毕生研治散文史，又用了19年的时间，终于写成这部皇皇巨著。作为中国散文史，此书虽不是第一部，但从书的规模和个人独立编写的角度来说，它又是史无前例的。已故民俗学泰斗钟敬文先生生前曾撰联赠郭先生：“联语挥毫，辛勤常代我；散文有史，创建首推君。”上联是说钟先生晚年自撰联语送人，常请郭先生挥毫代为书写；下联则是对《中国散文史》的评价。此书体制之严整，内容之浩博，资料之繁富，史识之精湛，都充分体现了郭先生深厚的学养、严谨求实的学风、独特的治史思想和开拓创新的成就，它好似一座丰碑，标志着中国古代散文研究达到的最新高度。2002年9月，《中国散文史》荣获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1986年，郭预衡先生承担了国家教委“七五”规划项目“整体建构多层面中国古代文学史系列教材”。从那年开始，郭先生带领他的弟子，历经12年，完成了这套规模宏大的系列教材。其中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5册、《中国文学史》4册、《中国文学史简编》1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4册，共14册总约600余万字。此项目开拓创新，成就非凡，广受学人赞誉，被称为新时期以来最有影响的文学史著作之一。1999年11月，《中国古代文学史》荣获华东地区古籍评奖特等奖。同年通过专家评审，被教育部高教司重点推荐为全国通用教材。2005年，“整体建构多层面中国古代文学史系列教材”荣获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1990年，郭预衡先生从工作岗位退休，后来又改为离休，但他一直坚持工作，并不断取得成就。他的《中国散文史》和“整体建构多层面中国古代文学史系列教材”就是在退休之后完成的。此外，他退休后撰写和主编的著作还有《中国散文简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明清散文精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专门与博识》（华文出版社1998年）、《中国散文史长编》（上下册，山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郭预衡自选集》（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五卷本，湖南出版社1995年）、《中国历代散文精品》（时代文艺出版社1995年）、《中国历代散文选注》（六卷本，岳麓书社1998年）、《唐宋八大家文集》（十卷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7年）、《唐宋八大家文钞译注》（四卷本，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等。

郭预衡教授为千禧年题词“大衍之年，公历两千；人文卓地，科技司天。”

郭先生自称“平生为学，服膺鲁迅”。他曾说：“通读了《鲁迅全集》，我发现鲁迅不仅是作家，也是学人，而且是我从未见过的学人。同我见过的学人相比，他似是学人之中的异端，学林之外的学人。”在他的晚年，曾打算写一部研究鲁迅的书，题目叫《学人鲁迅》，他为此搜集了大量的资料，但未及动笔，便赍志以殁。

在长期的文学研究实践中，郭先生形成了自己的学术风格和学术思想。他强调文学史研究应当具有史识，而不要写成“文学史资料长编”；文学史编写应从史的角度出发，注重学科规范，而不要写成“作品评论”或“作品赏析”；他主张研究中国散文史要从汉语文章的实际出发，而不要从“文学概论”的定义出发，从而实事求是地确立了古代散文的研究范围。他注重史学研究和文学研究的结合，特别重视时代政治以及帝王的好尚对文学发展的影响，多次强调刘勰所主张的“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等朴素而深刻的文学观。这些学术思想和研究风格，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

郭预衡先生从教60余年，孜孜不倦地弘文励教，授业育人。他对学生严格要求，耐心指导，悉心关怀。他善于把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成果，在课堂上深入浅出，循循善诱，教学效果突出，凡聆听教诲的学生，无不留下深刻印象。在改革开放之后，郭先生首次招收研究生。他不仅对研究生在校期间言传身教，而且在其毕业之后继续大力扶持，使其迅速成为学术骨干，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产生较大影响。郭预衡先生为我国的古代文学教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郭预衡先生自1950年任讲师，1961年任副教授，1979年任教授。他在这个岗位上辛勤耕耘，淡泊名利，无私奉献。凡是到过他家，看到他在狭小的堆满书籍的斗室中，数十年如一日地治学著述情景的人，无不为之动容。但是，他始终保持通达乐观的情怀，不以个人的荣辱得失为怀。终其一生，他只是个教授而已，但套用他评价鲁迅的话来说，他不是普通的教授，而是教授的导师，学者中的达人。

2010年8月4日晚10时57分，郭预衡先生因肾病并发心力衰竭，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他离去的时候，没有带走什么头衔和光环，但他留下的，却是无价的财富和不尽的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