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偏远、经济和文化均相对落后的贵州贵阳，却为《四库全书》的完整保存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仅以此文，纪念那些为保存《四库全书》付出了心血和汗水的人们。

▲四库全书

被喻为东方文化金字塔的《四库全书》，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规模最浩大的一套图书集成。它涵盖了十八世纪中期以前中国文化基本典籍，囊括古今文献的鸿篇巨制，不仅是中国文化的瑰宝，更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观。乾隆38年（1772年），乾隆皇帝钦命第6个儿子永瑢总负责，于敏中为总裁，著名大学者纪昀（纪晓岚）为总纂官。在全国范围内挑选出360位鼎级学者，和4000余位书法高手编纂和书写而成。前后历时20余年、全书共36363册、79000余卷、8亿余字。全书成书后，乾隆又令参与编纂和书写者缮写了七部，分别藏于北京紫禁城文华殿后的文渊阁、西郊圆明园内的文源阁、沈阳故宫内的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内的文津阁，是为北四阁。之后，又把另三部分藏于镇江金山文宗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杭州西湖文澜阁，是为南三阁。《四库全书》原始底本却珍藏于翰林院内，封存了起来。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藏于文源阁内的抄本被英法联军火焚。1900年，藏于翰林院内的底本被八国联军掠夺出境，现分别藏于英法等国博物馆中。文澜阁本于1949年被移至台北故宫博物院，而其中装《四库全书》的书架、书涵依然留在故宫内。文津阁本从承德移藏于现国家图书馆内，日本侵占东北后曾大肆抢掠文溯阁，所遗残本在文革中从沈阳故宫移藏于兰州，现存于甘肃省图书馆。

在南三阁内收藏的《四库全书》中，文宗、文汇两阁本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被毁，而幸存于世的文澜阁本则历尽沧桑。而历尽沧桑的文澜阁本却与贵州贵阳有关。杭州文澜阁始建于1782年，1861年太平军攻占杭州时被烧毁，所藏库书纷纷散落民间，后由杭州著名藏书家丁丙、丁申兄弟出巨资从民间努力抢救了一部分，于1881年再度存入修复后的文澜阁内。1911年浙江省咨议局议决，将藏于文澜阁内的这部《四库全书》拨归浙江图书馆管理，遂移藏于该馆在孤山的新馆内。1915年至1925年十年间，浙江图书馆又先后组织过全浙江的书法家进行两次规模较大的补抄，使全书基本补齐，总册数已有36278册。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为了不使这部南方仅存的国宝被日本侵略者掠夺而去，文澜阁《四库全书》开始了漫长的漂泊岁月。

▲1939年2月4日，日机轰炸贵阳市中心

大十字一带，城中发生大火

在动荡时代，转移、保存《四库全书》决非易事。1937年8月，淞沪会战打响，日机时常袭击杭城。11月初，日寇登陆金山卫，杭州危在旦夕，文澜阁库书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必须尽快转移。

1937年11月13日和20日，为筹措运书款，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陈训慈数次至省教育厅（当时浙图归省教育厅管辖）求助，但只领到三百元。陈训兹馆长只好四处举债，筹措运书款。

在筹措运书款的日子里，陈训兹馆长在日记中写道：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十日……为运书事，绌以向张君晓峰借两百金，自垫二百金，今悉罄。无应挑工的工资，乃往访振公仅借得六十金，应付颇不易……副馆长陈叔谅先生恐阁书被炸，即命总务组赶制木箱，准备迁移。七月末，情势日益恶劣，乃决定迁运地点及日期。日期，定于八月四日。地点，决定在浙江省的富阳渔山石马村赵宅，……八月一日，全馆职员集中在孤山分馆，点书装箱，至三日深夜装竣。计阁书一百四十箱，四日晨阁书离船，运往江山装一大船。五日午刻，抵达渔山。

▲灾民在清理残存的物品，露宿河滩

1937年12月3日，《四库全书》自富阳向南运抵浙江桐庐。继续向南到达建德县，最后运抵浙闽赣三省交界处的浙江省龙泉县。但龙泉仍非久留之地，将《四库全书》运到大后方才是妥善之策。遵照当时教育部的要求，库书于1938年3月27日从浙江龙泉再次出发西迁。在西迁过程中，途经福建浦城后，又折返浙江江山，再上浙赣铁路，过江西，到湖南长沙，从湘中到湘西，直奔贵州贵阳，历时一个多月，于4月底终于平安运抵贵阳。时任贵州省教育厅厅长的欧安槐奉教育部之命，迅速把这批国宝先存放于西郊张家祠堂，后藏北郊地母洞。在2000公里漫长的行程中，除了借助短短的浙赣铁路到长沙，而由长沙往西行的1000多公里，大多数时间只能靠肩挑、人拉和船运。湘黔道上苗岭山中道路崎岖艰险而天气又寒冷，加上日机空袭不断，一路艰险，难以言述。

到达贵阳后，陈训慈先生为了把《四库全书》由浙入黔的艰辛记录下来，专程向前浙江省立图书馆长张宗祥求字，张先生特赋诗一首以赠之：

辛苦南征道路长，寿松秘籍在行囊。

护书心血债全愿，历劫漂湘发奇香。

天一丛残怀甬上，文澜安稳到黔阳。

八千卷已归何处，老友飘零泪数行。

此诗充分的体现了文澜阁《四库全书》的文化苦旅，个中的辛酸和苦楚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

1939年2月4日，侵华日军十八架飞机从湖南常德起飞对贵阳进行狂轰滥炸，贵阳城区街道、楼房、商铺损毁甚多，死伤众多百姓。所幸张家祠堂在此次空袭中未受损，入黔《四库全书》未毁，但其安全已受到威胁。为了防备日军再次轰炸贵阳。为此，教育部决定再次迁徒。当时，贵州省图书馆一员工建议移库书至城九华里之北郊地母洞贮存，经浙图西迁人员考察后认为妥当，后把《四库全书》移至北郊地母洞内。1944年日军从广西攻占贵州独山，贵阳告危。12月8日经教育部同意《四库全书》由贵阳迁渝，23日抵达重庆青木关。

《四库全书》在贵阳一存放就是六年之久，虽然是国难当头之际，但看护，典守一刻也没放松。地母洞是位于贵阳市北郊的一天然溶洞，洞中异常干燥，仿佛也是为《四库全书》天造地设。运抵贵阳的《四库全书》总规模达36000多册，加上装箱，占地面积要近千平米，地母洞又居高山之巅，可防盗，而且洞内高约四五丈，深有七十丈，足以容纳规模庞大的巨制。

四库全书藏入地母洞后，一直由当时的贵阳市警察局派警员把守洞口，以确保安全。六年间，参与守卫这部国宝的警员若干人，而且还有大量的贵州省教育厅的工友和贵州省图书馆的馆员。从《四库全书》由张家祠堂迁入地母洞6年之间，大家一刻未曾放松，每天24小时始终坚持典守，故得以安然无恙。

由于贵阳当时的气候处于“天无三日晴”之状况，加之又是放在地库中，环境就更为潮湿。而潮湿为藏书之大忌，一潮湿就易霉变及产生书虫，因此，保护《四库全书》最重要的一项工作便是防潮与晒书。据有关专家回忆，《四库全书》在黔六年间每年秋天必晒书一次，每天五六箱。由于贵州阴雨连绵地湿多雨，因此，秋季凉晒书往往要费数月之久。除晒书之外，每次还要在洞中地上洒石灰以吸地湿及洞内潮气，同时还要在书箱内放置大量的樟脑丸以防虫蚀。

《四库全书》典藏贵阳六年间，为了使之安全、不丢失一册而又不因受潮发生霉变，典守人员不断摸索总结防潮防虫之法。比如，在书箱之间加放夹版，箱底放木炭，并且在以后几年又增加春、秋两季各晒书一次。正因为当时贵州省教育厅，贵阳政府及典守人员的努力和付出，《四库全书》在黔六年可说完好无损，这无疑是对中国文化的一大贡献。

《四库全书》产权原归民国政府，抗战时由浙来黔，抗战胜利后，民国政府教育部提出文物要返回原藏地。对此，贵州各界当时即提出请求，应将《四库全书》安置在贵州。当时，上至省政府，下至各阶层人士及许多文化名人还提出了充分的理由：贵州偏僻，读书难，江浙文化水平高，北京有两部，所以应该将文澜阁《四库全书》留在贵州。其实，这种理由也是很充分的，但由于文澜阁《四库全书》补抄之费用多出自浙江士绅的损赠，故民国政府还是决定最终归存浙江。当然，如果当初确能将《四库全书》留存贵州，如同后来甘肃存放沈阳文溯阁《四库全书》一样，则贵州的文化面貌当大有改观。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07年第4期」

微编：一丹/付宗燕

统筹：姚胜祥 审核：罗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