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家有一张老照片，那泛着微黄的呈长方形四寸大小的照片，背景是大大的石块堆砌的坚固的石墙，墙上开有一个同样由大石条构建的呈半圆形弧顶的门洞，内有木质的挡板，石墙上挂有一竖直木牌，上面有一些繁体字和异体字，但仍能清晰识别其内容为“兴义县下午屯集体农庄”10个字，右方石墙上有两个书写规范的大字“中國”。父亲曾告诉过笔者，那是在攻占该地后，用当年较为奢侈的鲜红的油漆刷上去的。照片的主角是29位年轻的战士，全部身着五○式军装，军容整洁，气质不凡；或端庄、或傲视，眉宇间透露出能战胜一切的英雄气概，个个头戴嵌有“八一”军徽的帽子，胸前佩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布质胸章，多数还佩戴有军功章。最为特别的是军装左臂上有布质盾形臂章，臂章蓝色底上除有红色“八一”军徽外，还有“公安”二字，这种着装的部队即是1950年9月22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成立的公安部队。由罗瑞卿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后经1951年、1952年等多次整编，全国正规公安部队由17个公安师（含6个警卫师）、41个公安团（含6个警卫团）组成。除其他省区外，当时的滇、黔、桂地区是全国“消灭残敌、清匪反霸”的重点区域，所以西南公安部队有第16至24团，第67至75团，共18个战斗团（《公安部队综述1949年—1966年》，解放军出版社，1997），其公安团数量几乎占全国的一半。由此可见，滇、黔、桂地区消灭残敌、清匪反霸的任务之艰巨。

1956年4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三五○五部队三分队老战友在贵州兴义分别时合影。(二排左一为本文作者父亲)

照片正中上方有“中国人民解放军三五○五部队三分队老战友分别纪念，一九五六年四月八日于贵州兴义”字样。三五○五部队，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第5兵团17军第49师组成兼任的兴仁军分区（后改为兴义军分区）的番号，除师属独立团、侦察连、炮兵连、警卫连外，下辖的145团、146团、147团改编为公安军后，即为公安20团、21团、22团，对外番号一、二、三分队。

兴义刘氏庄园外景

老照片所凝聚的这历史一刻，笔者曾经问过这是在哪里照的，父亲端详着照片，轻描淡写地告诉笔者：那是在1956年老战友们将各自奔赴新的岗位，在兴义的一个大地主家的粮仓外面照的。简单的回答，不在意的神情，就像在说天气真好一样。

但笔者深知照片蕴含着大量的历史信息，一定记载着一段峥嵘岁月。

在贵州省兴义市下午屯街道，有一座占地面积达70余亩的私家庄园，叫做“刘氏庄园陈列馆”，其大门坐南向北，门楣上方有“永康堡”三个大字，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清末民初贵州军阀刘显世家族的庄园。刘氏家族两朝四代人在贵州发迹起家，官大到坐拥贵州督军和省长的高位。

笔者追寻老照片右边竖牌上“兴义县下午屯集体农庄”的字样，按图寻找到了黔西南州兴义市下午里街道的“刘氏庄园”，进入庄园探寻，并向庄园管理人员讲述了此行目的，在闲聊中，其中一位管理员细细看了老照片许久后，似乎辨别出来了。立即领着笔者到题有“永康堡”的现在的陈列馆进口大门处，经大家面对大门，站在与照片相同的角度一一对比石墙、半圆石拱门洞、石墙堆砌的痕迹，以及破损的石块等多处细节，大家一致确认老照片上父亲及战友们留影处，即父亲他们当年所称的“粮仓”，就是现在“兴义刘氏庄园”的正大门处。

1949年11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5兵团在解放贵州省会贵阳市之后，第18军转向四川重庆方向。第16军主力继续挺进云南昆明方向，第17军50师、51师进占黔省其他地区，而第49师随即继续挥师黔西南，相继占领并解放了盘县、安顺、关岭、晴隆、兴仁县（辖兴义）等县城后，在滇、黔、桂三省交界的黔西南重镇，按中央军委指示就地兼任了兴义军分区（50师兼镇远军分区，51师兼独山军分区），兴义军分区所辖145团、146团、147团，以及师属的独立团和炮兵连、侦察连、警卫连等就一直驻军并时时出征黔西南地区，继续“围剿”在盘县、安龙、贞丰、紫云、册亨、望谟等地区的国民党残余部队。父亲所在的第49师147团（即1951年后的公安第22团）参加了由兴义军分区主持的兴义地区的几次大的“围剿”战役，如兴南铁壁合围、盘北合围战、贞丰平叛等多场战斗。

笔者曾听当时健在的父亲说：1951年2月兴南铁壁合围时，按照贵州省军区的统一部署，驻云南、广西两省部队组织两个主力师的兵力，配合驻兴义部队和民兵，由兴仁军分区代司令员黄学义负责指挥，对兴义南部山区进行铁壁合围。驻云南部队第37师111团5个排负责封锁西面黄泥河沿岸，驻广西部队负责封锁南盘江沿岸，驻贵州部队145团、147团，兴义独立团3个连和第49师直属侦察连负责封锁东面马岭河及北线，又从兴义、兴仁、普安、安龙、贞丰五县调集民兵配合。

2月5日前，各路剿匪武装到达指定地点。剿匪部队下设捧鲊、敬南、泥凼3个指挥所，每隔30米至50米设一个战斗小组，县境及南盘江防线的14个渡口以及邻近的每一个村寨都有武装驻防。合围圈内，剿匪部队和民兵，配备红旗作标志，做到山山有人，处处有哨。在紧密合围封锁以后，组织小分队反复穿插，严密搜捕。

5日晚，笔者父亲所属第147团一部任务是夜袭泥凼镇（注：原国民党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老家，民国时期称应钦乡，即现在的泥凼镇）。全连在夜幕笼罩下的崎岖山间向敌摸进，在接近突击点，还没有接到上级冲锋命令的时候，父亲身旁的一位叫左明德的班长不慎摔倒，其紧握手中的“歪把子”英式斯登冲锋枪（二战时期以性能极不稳定著称的最廉价冲锋枪）走火了，子弹呼啸着划破寂静的夜空，枪声就成了发起进攻的信号，战斗提前约半个小时打响。顷刻间，枪声四处响起，划破了布依山寨的寂静。被惊醒的残匪各式枪弹即刻从碉堡、山头、房顶等处撒向冲锋部队。父亲回忆说：他与战友们端起枪、猫着腰，以“之”字形的方式向前冲去，敌匪打来的子弹在脚边扬起土石，发出“扑扑扑”的声响，打得较高的子弹则在耳旁发出“咝咝”的啸声，大家毫不畏惧一边还击一边俯身向前，被包围在泥凼、乌舍等处的“国民自救军”参谋长蒋无识率匪众200余人，边顽抗边逃窜至仓更乡南盘江畔的打谢一带，被145团7连跟踪追击，击毙8人，活捉11人，淹死3人，蒋无识及少数残匪过南盘江逃入广西。

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挺进大西南，发动群众，剿灭残匪和国民党潜伏特务的情景

攻击至天明战斗结束时，活捉了“国民自救军”副参谋长徐卫宇、纵队司令李长珍、纵队指挥周啸、支队长傅殿华及匪众数十人。147团一个连队在安龙县民兵配合下，在仓更区的坝达章活捉匪纵队副司令苏满芬，击毙匪首何绍武；匪独立大队长娄仕录及匪首何绍先、李永贵等20多人缴械投降。

此役后，因枪走火的左班长从此有了个外号——“纰漏”。记得20世纪70年代父亲的一些老战友时常来到笔者家相聚，相互间依然称呼着左班长的这个外号。那时笔者只知道“枪走火”暴露目标，后来查阅资料才知道“斯登”冲锋结构简单廉价，最大的缺点就是容易卡壳和走火，曾让“二战”美军深受其害。那个年代我们战士手中的武器五花八门，没有统一的制式武器，全是“敌人给我们造”的“万国牌”，父亲说当时他使用的是美制M1加兰德卡宾枪，已经是很好的武器了。由此可见左明德班长因枪“走火”得到“纰漏”的雅号，似乎有些冤枉。

笔者见过并知道的，当年与笔者父亲战斗过的有：左明德（黔西南兴义市）、熊昌明（七冶集团）、吴极全（六枝特区）、张子明（建工局）、杨晓强（贵阳市花溪区）、何良斌（贵阳棉纺厂）等。

滇黔桂地区的“清匪反霸”除战役式“围剿”，大多数时间是以连为单位成立武装工作队，在已解放的地区，宣传党的政策。或深入到大山里的村镇等剿匪清霸，并建设各级人民政府，进行土地改革团结人民，对敌分化、瓦解等。笔者父亲所属的“武工队”就是深入到贞丰、望谟、册亨一带布依族、苗族为主的山寨工作。喀斯特地区山高谷深交通不便，少数民族大多不懂汉话无法沟通，但部队都遵守党的民族政策，在大山中追剿残匪时风餐露宿，从不打扰民众，缺少补给的时候，就用当地特产桐油来熬煮野菜充饥，而不能入食的桐油吃得战士们腹泻不止；更有投降后又叛变的伪黔保七团，残害派驻的干部、抗大随营学校学员，还用铁丝穿通已经牺牲了的解放军战士的双耳吊在大树上示众……武工队每消灭残匪解放一地，即就地组织成立农民协会、建立民兵组织、妇女会，开展土地改革工作，清剿叛匪，将土匪抢去的衣物、粮食、耕牛等缴获后发还给农民。还就地召开公审大会，现场枪毙罪恶极大的顽匪、恶霸地主等。

《难忘的战斗》，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于1975年，根据孙景瑞小说《l粮食采购队》改编。其主要剧情为：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在解放江南某地过程中遭遇国民党残部及特务的种种诡计，并千难万险取得胜利的故事

1976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以反映解放初期，解放军组织武工队进行剿匪、抓暗藏特务、征粮、巩固基层政权为主题的电影《难忘的战斗》公映后，笔者父亲前后看了多遍，每次都称赞不绝，说这个电影好！就是当年剿匪时残酷复杂情况的真实写照！

在那苍茫的大山里，匪敌暗藏的乡村中，在武装特务和土匪频频袭扰乡村和宣传队、征粮队，残害群众、暗杀干部战士，抢劫粮食，破坏交通等活动猖獗的时期，笔者父亲单枪匹马地坚定地履行上级交办的任务。他曾独自徒步翻山越岭分别到过贞丰、望谟、紫云等县，白天隐蔽侦察、趁夜联系农协骨干等，多次独自夜宿荒山，喝山泉采野果充饥。一次笔者问他：怕吗？他说：也怕过，但怕也要硬着头皮挨着，在大山里有时为了能加快速度赶赴目的地完成任务，为震慑匪敌，更为了壮胆，就向天空打着枪跑！夜晚必须露宿时则只能听着风声、狼叫声等悄无声息地在大树上、山洞里栖身。

整个剿匪期间笔者父亲所在的公安师第22团，就这样战斗在滇黔桂地区。1956年4月，部分战友将转赴新的岗位，遂留下了笔者家那张珍贵的历史一瞬。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3年第10期」

「严力，贵州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秘书长」

版式：刘 丹 刘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