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工作 | 我的文史工作情结-米儿火

文/韩新华

一、完成《喜饶嘉措大师》史料专辑

1985年，我从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文化馆调到青海省政协，踏上了漫漫30年的文史资料工作之路。

由于工作关系，松布副主席是我交往比较早，也比较深的领导之一。这位在省政协担任副主席时间最长的民族上层人士，在全国政协七届四次会议上当选委员，又连任八、九两届全国政协常委。从1987年起，我兼任松布副主席的秘书，经过长达20年的交往，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知心知底的忘年之交。正是在那个时期，我们完成了《喜饶嘉措大师》这本重要的史料专辑。

众所周知，喜饶嘉措大师是佛教界至尊的高僧大德，被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尊称为爱国老人、有学问的老人。作为大师的同乡晚辈，我视他如巍峨高山，早有夙愿为大师出一个史料专辑，只是一直没有机缘。松布副主席分管文史工作，真是得尽天时、地利、人和。我对整个专辑的内容、框架、版式乃至封面、装帧都做了周密、精细的构思，得到了出身佛门的松布副主席的积极支持。为了争取领导全方位的重视和支持，我们请班玛主席和李志刚秘书长，分别担任编委会主任、副主任。李秘书长一直关心文史资料工作，还忙里抽闲为我们撰写过不少颇有价值的史料。私底下，我们俩人也是很有交情的好朋友。征编方案很快得到了领导的同意。接着我又有了一个大胆的举措：先写序言再征集稿件。序言拟请韩应选主席署名。文思泉涌的我很快就写好了序言《历史，记着这位老人》。韩主席一怔，问，征稿工作还未起步，何以有此序言？我说，用以指导征编工作。主席逐字审读，签署“可以！”便告通过。

百忙中的李志刚秘书长挤出一段时间，带我赶赴南京档案馆，查阅、复印了喜饶嘉措大师在国民政府任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期间的有关文献档案。之后，又马不停蹄直上北京，征集到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十世班禅大师和全国政协刘澜涛副主席、阿沛·阿旺晋美副主席的亲笔题词。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大师不仅题了词，还撰写了满怀深情的缅怀文章。此前，党和国家领导人习仲勋、刘澜涛、杨静仁、汪锋、阿沛·阿旺晋美和扎喜旺徐，已经联名发表了长篇纪念文章《爱国老人喜饶嘉措》。得知我们要出纪念专辑，阿沛·阿旺晋美和扎喜旺徐又特意分别撰写了文章，足见大师之德高望重。有了这么多顶层领导的重要文章，极大地提升了专辑的品位和影响。

随后，我们又前往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佛教协会、中国藏学研究所等单位，拜访大师生前的亲朋好友，邀约到了江平、卓加、薛建华、辛文波、降边嘉措、赛仓·朋措扎西、泽旺仁增、郭朋等领导、专家和学者的文章，他们深情地讲述了与大师合作共事建立的深厚情谊，高度赞扬大师的丰功伟绩和高风亮节。随后我们又两度赶赴甘肃，致函西藏，邀约到甘肃省政协副主席黄正清、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贡巴萨·土登吉扎等民族宗教界著名人士的回忆文章。省领导夏茸尕布、宦爵才郎、松布、扎喜安嘉、李文实、吴均、杨丹珠、班智达、温存智、杨贵明等省内外知名专家学者，都纷纷撰写了饱含深情的怀念文章。大师随员、省政府翻译室翻译屈焕先生撰写了长篇文章《喜饶嘉措大师生平记略》，并且提供了大师生前的许多珍贵照片。学者李存福编撰了大师大事年表。

1993年11月，省政协在西宁隆重举行《喜饶嘉措大师》专辑发行仪式。党政部门领导和民族宗教界的知名人士、专家学者纷纷到会祝贺，盛赞这是“功在当代，惠及后人”的善事，著名作家张薇女士还在《青海日报》撰文给予热情评介。一时间，社会各界反响日盛，3000册印量的专辑很快就被赠送完毕。

《喜饶嘉措大师》广受欢迎自然在预料之中，却没想到越来越多的人期望出版藏文版，确实让我们倍加兴奋。人民政协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将文史资料工作作为一个经常性的工作，就是因为它具有“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功能。一篇好史料，可以团结一批人；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一代甚至几代人。在这样的共识之下，我们马不停蹄请吴均、智华等省内外享有盛誉的藏学专家潜心做藏文翻译工作。

这些老人年事已高，十多天夜以继日地工作，辛苦和劳累可想而知，但他们却没要分毫的报酬。我想，这既是他们个人的高风亮节，也是喜饶嘉措大师道德风范的感召。在藏文版即将付梓之际，我们又给藏区州县政协发出通知，让他们牵头在各机关单位，特别是在农村牧区募集善款，并明文告知，凡捐款者不论数额多少，每人都将获赠样书。这样做，并非是省政协缺少印制经费，只是想进一步扩大《喜饶嘉措大师》在广大群众中的影响。此举一出，州县政协踊跃响应，很快募集到了近万元善款。多者百十元，少者三五元，还有一些捐了五毛、三毛的，尽是耄耋老人和玩童的心愿。在他们看来，为《喜饶嘉措大师》一书捐钱，是现世的修行，后世的功德。我们将捐款者的姓名、住址及捐赠金额印入专辑，让其善功流芳后世。

《喜饶嘉措大师》藏文版于1996年出版发行。

藏文版的印发实乃民心所愿，一经出版，僧俗群众、老幼妇孺，皆大欢喜。我应邀参加了在大师故乡循化县道帏乡古雷学校的赠书仪式。因是大师的故乡，我特意多带了一些书过去。没料想在按捐款名单一一发放过程中，不知是哪位抢先下手“拿”了一本，紧跟着老人小孩们蜂拥而上，眨眼之间便将所有的书“拿”了个精光。他们将书贴在胸口，顶在额头，口中念念有词，神情庄重肃穆，虔诚和崇敬之情难以言表。事后，佛心犹存的松布副主席私下里对我说：“你干了一件积功攒德的好事。我是土族，你是撒拉，我是活佛，你是共产党员，但行善干好事是一样的。”我相信老人说的是心里的话。

二、征编第一本撒拉族专辑

史料献给我的民族

我出生在循化清水乡乙麻亥村。这是黄河母亲臂弯里的一片宝地：春天桃红梨白，夏秋果红瓜甜，一派湖光山色，四季景色如画。在黄河昼夜不息的轻唱低吟声里长大的我，无时无刻不想着要报效自己的家乡。后经一位朋友点拨，我决定为我的故乡编写一套撒拉族史料专辑，为后人留下一笔宝贵财富。

经过一番琢磨，专辑取名“兴旺之路”，重点征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撒拉族地区发生的历史性变迁的史料。经协商，决定和循化县政协联合进行征编工作。征编方案得到分管文史委的松布副主席和韩应选主席的支持，办公厅也通过了有关经费的申请报告。于是，按照各自的分工，征集工作在省、县两级政协的层面上紧张有序地开展了起来。其间，我先后四五次赴循化进行检查指导，召开不同层次的座谈会和约稿会，研究拟定撰写内容和撰稿对象，并用以会代培的方式，对撰稿人进行培训指导，使他们掌握了文史资料的原则和撰写方法。

为了保证稿件的质量，我邀请了青海民族学院副教授马成俊、马维胜和《青海湖》编辑马学功，担任《兴旺之路》的特邀编委。他们对撒拉族的历史、人文、民俗风情颇有研究，在各自的工作领域崭露头角。作为我的好朋友，他们给足了面子，使足了劲，在没有分文报酬的情况下，竭尽心力，一遍又一遍地整理、修改稿件，字斟句酌，反复推敲，严谨负责，切实保证了史料的政治关、史实关和文字关。

经过大半年的紧张工作，《兴旺之路》于1999年6月付梓面世，正好赶在了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成立45周年庆祝活动之际，县上将其作为礼品赠送，深受应邀出席庆典活动的八方贵宾的喜欢。

《兴旺之路》

多年后的今天回看这本专辑，意义非凡。可以说它是我的感恩之举、圆梦之作，别有一番意义在其中。诚心邀约的60多位撰稿人，撰写了60余篇史料，可以说是字字珍贵，篇篇难得。特别是随着韩应选、刘永民等10多位老领导、老学者和知名人士的相继谢世，更加凸显出这些史料的宝贵价值。这些老前辈是撒拉族地区半个世纪以来重大社会变革的领导者、组织者或参与者、见证者。他们撰写的史料，与其说具有他人无法替代的唯一性，不如说已经成了历史的绝响。念此，我倍感欣慰和自豪。

三、编撰《青海文史资料集萃》

的曲折经历

《青海文史资料选辑》备受读者欢迎，有一个原因就是，一直以内部资料的形式出版，全部免费赠送给喜欢它的读者。面对商品经济大潮的汹涌来袭，我们始终坚守初心，无意于追逐经济效益，只看重它“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社会功能。尽管每辑印数多达四五千册，仍然供不应求。有很多人抱怨他们的收藏有缺失，查阅史料不方便，尤其是州县政协出的文史资料印数过少，虽四处求索而不得。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有必要汇聚全省各级政协的文史资料，编印一套大型的文库，以便于存史和读者查阅。但最终因所需人力、物力、财力不足而改换思路，决定以集萃的方式选取各地文史之精华，以政治、经济、军事、工商经济、民族宗教、西部开发、社会、人物分卷出版。

编辑方案很快就呈报领导审定，可是上面却没有批准这个报告。我曾数次找领导力争，均无果。同事们都断定此事“荒了”，而我却心有不甘，仍然带着同事夜以继日地加紧选编，三个月后选编稿成型，但遗憾终未付梓面世。

在看似无望的窘境中，我更加珍视这套心目中的“精品工程”，一边四处征求意见建议，不断地调整结构，完善纲目，拾遗补阙，去粗取精，使其更趋合理、完备，一边满怀着信心期盼合适的机缘。

两年后的2001年春，省委宣传部部长田源同志升任省政协副主席，主持常务工作，并分管文史委员会。我确信《青海文史资料集萃》得见天日的机缘到了！抱着书稿找到田源副主席，他认真听取了我的汇报，并将书稿留下待审读后再议。不料，周一刚上班，田主席就来到我的办公室，说：“新华，书稿我看过了，很好。你是个有心人。这套书很有意义，可以出。如有必要，我可以为它作序。至于经费，不用担心，我给你解决。”田主席话未落地，我早已心花怒放！

春风得意马蹄疾。我们只用了半年工夫，《青海文史资料集萃》九卷本就得以“横空出世”。泱泱300余万言，9本分卷，乃真正的蔚为大观！面向大海，春暖花开，我胸臆间荡漾着无尽的惬意和畅快！正如我在封页上题写的：“荟萃全省各地文史精华，撰述亲历亲见亲闻故实，存真求实史林独树一帜，翔实生动社会百态纷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