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抉择中的吴三桂-米儿火

敢为天下难为之事，独创历史；不计身后成败荣辱，任人评说——这是本文作者李治亭为吴三桂撰写的对联。李治亭老师是研究清史的专家，潜心研究吴三桂多年，他的作品，并不是为了给吴三桂翻案，而是用丰富的史料和可靠的推断还原一个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在将吴三桂钉在耻辱柱上时，也要明白，他是一个人，自然有人的勇气、野望、优点和弱点，而历史的关键时刻，就能检验你的全部品质。

壹

自投身行伍以来，吴三桂一直驰骋于辽西大地，与清兵长年周旋。他以防边固疆自任，自恃关隘坚固，加之辽兵勇悍，料清兵也难以突破。他忧虑过时局艰难，却不曾想到农民军会如此迅速地把建都达两百余年的北京攻破，也不能想像庞大的明兵和众多如云的将官竟是如此不堪一击！今后怎么办？他徘徊不定，心里尚无定算。投清吗？这一出路不能不在他思想中闪现过，但回顾以往他对清的一贯态度和他的基本思想，这时他不会想得那么多，或者可以说，他把这一想法暂时排除了；投农民军吗？谁知道李自成能否立住脚跟，建立一代新王朝？再说还不清楚李自成对自己的态度，眼下也不能考虑。

他感到目前形势变化莫测，鹿死谁手，还不能作出肯定的结论。他要等待形势明朗，并且稳定下来以后再作打算。所以，他在山海关按兵不动，暂不采取任何行动，重要的是，等待时机。

果如所料，吴三桂选择的时刻很快来到。这就是李自成主动向吴三桂采取行动，向他发出了招抚的信息。

李自成进入北京时，“各镇将皆降，吴三桂道未通”，这引起了李自成的注意，他曾派明降将唐通、白广恩率部东攻滦州（河北滦县），作为夺取山海关的第一个步骤。唐、白的进攻没有得逞，被吴三桂击败，退回北京，吴三桂也没有追击，仍驻师关上。李自成深知吴三桂和他的辽兵都是勇兵悍将，实为农民军的一支劲敌。山海关距北京七百里路程，又跟清兵一关之隔，近在咫尺。因此，吴三桂进，可威胁北京；退，可凭山海之险固守；逃，可举足即至清兵营中。如若两者联合起来，将置农民军于险境。李自成想到吴三桂及其辽兵的存在，寝食不安。有一次，他带着忧虑的心情对丞相牛金星、军师宋献策说：“山（西）陕（西）、河南、荆襄（湖北）已在掌握之中，大江以南传檄可定，惟山海关吴三桂是一骁将，当招致麾下，而辽东劲敌又使我衽席不安。”但李自成不想动用军事力量，争取政治解决。此举堪称明智。这一解决办法是完全可能的。因为象征明政权的北京被占领，亦宣告它的统治垮台，人心向着大顺政权，已是大势所趋，原明将吏非降即死，吴三桂不能自存，也势必走投降这条路。李自成以为招降吴三桂是很有把握的。

李自成的经典形象

三月二十一日，也就是农民军入北京的第三天，李自成召见从狱中放出的原职方司郎中张若麒等人。张若麒表示投降农民军。李自成当即授他为山海关防御史，其目的是让他做吴三桂的劝降工作。吴三桂称张为“老师”，关系密切，有助于劝降。此人后来经吴三桂介绍，投降了清朝。这说明吴三桂对待他是很友好的。自成还“令诸降将各发书招吴三桂”，对他施加影响。

接着，三月底，李自成派唐通率所部，携犒师银四万两，前去山海关赏赐辽兵。同时，特授明降官左懋泰为兵政府左侍郎与唐通协守山海关，又派出将吏各一人携白银万两、黄金千两、锦币千端赏吴三桂，另有敕书一通，封吴三桂为侯。

吴三桂的父亲在北京已被农民军逮捕，自成令他给儿子写信，劝其来降。

贰

吴三桂安顿好来使，便秘密召集诸将官商议是否向李自成投降。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吴三桂效忠的大明王朝的覆灭已成定局，李自成的大顺朝将取朱氏王朝而代之，成为中国的新的主宰。而且李自成给予的条件的确是再优厚不过的，礼遇有加，这对吴三桂来说，正是多年来他所追求的东西，一朝到手，心里亦感到满足。他还顾虑到父母亲属生命及家产均系于农民军之手，如投降，不仅保全一家生命财产，而且不失荣华富贵。并且，吴三桂将士在宁远时已缺饷十四个月，处境很困难，现在李自成送饷到门，恰似雪中送炭，何乐而不取！吴三桂经过深思熟虑，已有投降的定见，却不明说。因为他顾虑部下的想法能否跟他一致，特别是在当前政局激烈动荡的时候，人心混乱，还摸不透他们的真实打算。所以，他要先试探部下的思想动向。他故意问诸将官：“都城失守，先帝宾天，吴三桂受国厚恩，宜以死报国。然非藉将士力不能以破敌，今将若之何？”

吴三桂画像。由于被定性为逆臣，所以吴三桂留下的资料较少，图像资料更是少见。

诸将官默默无语，气氛顿时变得紧张起来。吴三桂连问了三次，还是没有一个人敢表示意见。吴三桂以逼人的目光环视了每个将官的脸，语调沉重地说：“闯王势大，唐通、姜瓖皆降，我孤军不能自立。”说到这里，吴三桂提高了声音，斩钉截铁地问道：“今闯王使至，其斩之乎，抑迎之乎？”

吴三桂咄咄逼人的追问，诸将官心中不由得一惊，好像如梦初醒，不约而同地发出了一个声音：“今日死生惟将军命！”诸将官已表态一切惟吴三桂之命是听，他这才宣布决定：正式接待来使，投降农民军。于是，“报使于（李）自成，卷甲入朝”（彭孙贻：《流寇志》，卷十一，第177页。关于吴三桂是否投降李自成，史籍记载颇有歧异。考之史实，吴三桂降李确有其事。参见陈生玺：《清兵入关与吴三桂降清问题》，载《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二期。）。

三月二十八日，吴三桂为殉难的崇祯帝及其后妃治丧，全军缟素举哀。他虽然决定投降农民军，还要以此举动表明自己不忘明室对他们一家的恩情。

治丧之后，吴三桂将山海关交唐通守御，自率所部进京谒见李自成。约四月初，军至永平（河北卢龙县），“大张告示：本镇率所部朝见新主，所过秋毫无犯，尔民不必惊恐”。

叁

四日，抵永平西沙河驿，遇到从北京逃出的家人，吴三桂询问父亲的情况，家人禀告：父亲已被捕。吴三桂没有在意，说：“此胁我降耳，何患！”又问到他的爱妾陈圆圆，家人以实相告：陈圆圆已被李自成的大将刘宗敏掠去。与此同时，吴三桂派往北京密探其父消息的人也报告说，父亲吴襄正在被拷追赃。还有吴襄打发旗鼓傅海山，秘密出京，“将京中一应大事”，向吴三桂“一一诉禀”，并说：“吴老总兵已受闯贼刑法将死。”吴三桂听了这些情况，“不胜发竖”，尤其是陈圆圆被掠，对他刺激更大，深感奇耻大辱，好像挖了他的心头肉，不由勃然变色，怒气冲冲，咬牙切齿地说：“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面见人耶！”

他不假思索，当即下令停止前进，挥师返山海关，一改“秋毫无犯”的保证，一路“纵掠”，直奔山海关而来。正是：

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吴伟业：《圆圆曲》）

吴襄被捕，圆圆被掠，此事还须从头说起。

李自成率农民军一进入北京，就采取一项重大行动，即对京中各级官吏实行追赃派饷。三月二十三日，李自成发现一翰林家藏巨金，之后下了一道命令：无论新旧翰林官，每人派饷银万两以上。其后，明官吏“被刑拷”，追赃银，向农民军助饷，即由此而起。二十七日，向“京中各官”派饷，规定：不论起用或不起用的官，皆派饷，其中起用的，派饷数目少些，不被用的官，摊派的数目多，敢说一句“不办”的话，立即用夹棍严刑拷追。自刘宗敏寓所以下，各处兵营、勋戚名官之家，甚至在路旁街边，“人人皆得用刑，处处皆可用刑”。派饷的具体数目，按等追缴：中堂官即原明首辅、大学士一级的官，须出白银十万两，各部院、京堂、锦衣官为七万或五万、三万，科道吏部官为五万、三万，翰林官多则为三万、二万，少则为一万，各部属员以下的，均以千计。至于皇室勋戚之家“无定数，人财两尽而已”。

至四月一日，追赃刑拷扩大化，“各处搜求渐宏，贩鬻之家稍有赀产，则逮而夹之，老稚冤号，彻于衢路。”据亲眼目睹的杨士聪说：刘宗敏所居府第有三个大院，每院落被夹的有百余人。这三百余人中，缙绅占十分之一二，绝大部分是史馆办事、卫幕杂流、指挥千百户、各衙门办事人员，及各部书办等基层小官。他们被夹，有哀号的，有不能哀号的，“惨状不忍见闻”。凡已被夹死，然后用绳子拽出去，“不啻千余”。“夹棍”，这是一种很残酷的刑法，它是农民军进京后新造的，夹棍皆有棱，且用铁钉相连，用此棍夹人，“无不骨碎立死”。京中原明朝各官凡受此刑者，很少有活命的。

吴襄自为御营提督，自然不能幸免。李自成为了要挟吴三桂就范，是把吴襄一家作为人质收系的。他们被拘禁于刘宗敏寓所，也同样受刑追赃。但从吴襄及其家属既无生命之危，也没有致残来判断，可知吴氏一家受刑不重，派饷数目也不大。当李自成需要利用吴襄劝降吴三桂时，就把吴襄释放，甚至宴请他，也是可信的。吴襄深知自己“终不免，遗人贻书于子（吴三桂）”。明里“遗书”招降，暗中“遗书”吴三桂速来“救父”。

刘宗敏逮捕和拷打吴襄，除了追赃，还勒令他交出陈圆圆。搜求美女，这在农民军中已不是个别事例。农民军进入北京，一方面大肆追饷，一方面也抢劫美妇艳女为妾，极尽享乐之事。身为农民军领袖的李自成在这方面起了带头作用。他一进北京，就住到皇宫，“即唤娼妇小唱梨园数十人入内”，将宫中掌书宫女杜氏、陈氏、窦氏、张氏占有，而窦氏尤受宠爱，号曰“窦妃”。他还把宫女集中起来，分赐给随来诸将，每将各三十人，如牛金星、宋献策等要人都各得数人。他批准将戚畹家妇女分给各队营长，按册配给，不拘老少，有子女的也一并随养，有的得到一个年少而貌美的，就兴高采烈地抱到马上；有的得到年龄大或相貌丑的，也无可奈何。

农民军的领袖们自李自成而下，一进入繁华大都市，便追求享乐。李自成入居皇宫，各将帅则“分居百官第”，如刘宗敏占都督田弘遇府第，李过占都督袁祐府第，谷可成占万驸马府，田见秀据曹驸马府，李岩占嘉定伯府等等。“其余多踞富民臣室”，有的甚至还“占其妻子”。刘宗敏掠妇女尤甚。他占据皇亲田弘遇府第，《甲申纪事》的作者明工部主事赵士锦被拘于刘宗敏宅，据他亲见，三月二十日农民军进京的第二天，他在刘宗敏的宅前，看见一位长得漂亮、衣着艳丽的少妇，同数十名女人随之而进入刘宅，这些女人都是田弘遇家的媳妇。她们中除了被刘宗敏占有的，其他都被营队长及其部属分占。有的明官为逃脱助饷、保全身家性命，竟以赠送美女来收买农民军领导人或下属将领。如明礼部侍郎杨汝成被夹一天，献出美婢、玉杯、金壶等物，送给农民军一名小军官王旗鼓，便被释放。李自成、刘宗敏、牛金星等领导人尚且如此，其部下所为亦可想而知。农民军刚进北京城时，纪律尚好，但很快就变得败坏，往往到夜间，“兵丁斩门而入，掠金银奴女，民始苦之”。

陈圆圆之美，京中尽人皆知。刘宗敏据田弘遇宅，当然不能放过她，必搜求而后已。田弘遇下江南时，同时以重金买来陈圆圆、杨宛、顾寿等名妓。刘宗敏一入田宅，就把她们挟为己有。杨宛曾对人言：她与圆圆同时被宗敏所执。杨宛不甘心，化装成乞丐，携带田家幼女离京南下。到了南京近郊，遭到强盗污辱，抗拒不从而被杀害。陈圆圆、顾寿也与男优“私约”潜逃，但事行不密败露，刘宗敏大怒，将七名男优抓回一并处死，但顾寿已逃，刘宗敏没有抓到，而陈圆圆“为刘宗敏所挟去，不知所往”（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二九。史传陈圆圆为李自成掳去，误。又，近世有否认刘宗敏掠圆圆之说，亦误。参见陈生玺：《陈圆圆事迹考》，载《南开史学》1981年，第二期）。

陈圆圆像

农民军严重伤害了吴三桂一家的切身利益，吴三桂当然不能置若罔闻。他出身行伍，是在同清（后金）的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一员骁将，他年岁正轻，血气刚烈，在君死、亲人蒙难、爱妾遭人凌辱的情况下，他怎能忍辱再投向李自成！同时，纷纷传来的农民军在京大规模追赃派饷、严刑拷索的消息，更使他望京师而却步，岂肯自投罗网，前去束手就擒。他本来就忠于明室，当世公认他对父母至孝，迫于形势，为保父母生命，不得不接受农民军的招降，而此刻父母遭难，爱妾被占，顿时把他的勉强投降的信念击得粉碎，想到国仇家恨，怒火中烧，他再也按捺不住对农民军的极端仇恨，对部下说：“我不忠不孝，尚何颜面立于天地间！”拔刀欲自刎。部将们急制止，说“将军何至此？吾辈当死战！”于是，他发誓“讨贼”，誓与农民军不两立！

肆

吴三桂怀着满腔愤怒，于四月四日突然返至山海关，向唐通部发动袭击。唐通受自成指使，曾给吴三桂写过招降信，“盛夸新主礼贤，啖以父子封侯”。虽然吴三桂没有回答他，却根本没料到吴三桂会中途变卦，毫无防备，仓促迎战，被吴军杀得人马几尽，仅剩八骑逃还北京。山海关重新被吴军占领。

吴三桂返回关城后，决心征讨李自成。他陈兵演武场，举行阅兵誓师，激励将士的战斗意志。并斩杀了李自成派来的两名使臣李甲、陈乙。

吴三桂同李自成彻底决裂，给父亲吴襄写了一封绝情的信，其文曰：

不肖男吴三桂泣血百拜，上父亲大人膝下：

儿以父荫，熟闻义训，得待罪戎行，日夜励志，冀得一当以酬圣眷。属边警方急，宁远巨镇为国门户，沦陷几尽。儿方力图恢复，以为李贼猖獗，不久便当扑灭，恐往复道路，两失事机，故暂羁时日。不意我国无人，望风而靡。吾父督理御营，势非小弱，巍巍百雉，何致一、二日内便已失坠？使儿卷甲赴关，事已后期，可悲可恨！

侧闻圣主晏驾，臣民戮辱，不胜眦裂！犹忆吾父素负忠义，大势虽去，犹当奋椎一击，誓不俱生。不则刎颈阙下，以殉国难，使儿素绱号恸，仗甲复仇；不济则以死继之，岂非忠孝媲美乎！何乃隐忍偷生，甘心非义，既无孝宽御寇之才，复愧平原骂贼之勇。夫元直荏苒，为母罪人；王陵、赵苞二公，并著英烈。我父唶宿将，矫矫王臣，反愧巾帼女子。父既不能为忠臣，儿亦安能为孝子乎？儿与父诀，请自今日。父不早图，贼虽置父鼎俎之旁以诱吴三桂不顾也。男吴三桂再百拜。

吴三桂的这封信，明里是针对父亲，实则也是针对李自成、牛金星等农民军领袖而写的。他直斥父亲隐忍偷生投降，对他训以非义，断然表示拒绝，并宣布自写信之日即与父亲断绝关系，即使李自成将父亲置于油锅或菜板之上，他也毫不动心，义无反顾。这封信不仅与父诀别，而且也是同农民军的彻底决裂。吴三桂是在感情激动的情况下倾注了他的全部心声，悲壮慷慨，气冲霄汉，读来有撼人心肺的气势。

四月六日，李自成刚刚得到他的使臣被吴三桂处死的消息，十分震惊，转而大怒，余怒未息，九日又得吴三桂绝父的信，当即“徘惶失据”。他感到事态严重，便责备刘宗敏不该拷掠吴襄，为了补救失误，悄悄地把他从狱中放出来，还宴请他，“厚加抚慰”，以示笼络。但为时已晚，连回旋的余地也没有了。这时，不断传来吴三桂募兵备战“讨贼”的消息。李自成别无选择，招降不成，只有兴兵致讨。

本文选自《吴三桂全传》“徘徊关上”一节，有大幅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