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档案】李平心（1907—1966），历史学家。江西南昌人。曾任《现实周报》《自修大学》主编。1945年与马叙伦、周建人、许广平等发起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任该会中央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并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20世纪30年代即从事史学研究，著有《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初编》《各国革命史》及《人民文豪鲁迅》等书。后又致力甲骨文、金文的考释，著有论文多篇。对政治经济学亦潜心研究，发表了十论生产力性质的专论，颇多创见，在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

在中国当代史家中，李平心是一位极具个性的人物。他毕生追求光明，以笔作剑，积极投身争取民主和民族解放的事业，并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的开创性研究。他始终在党的领导下，挺立在思想文化战线上，“为真理与胜利而呐喊，而宣传，而歌唱”。

李平心原名循钺，又名圣悦，笔名李鼎声、平心、青之、李悦、李圣悦、邵翰齐、万流等。

1907年3月4日，李平心生于江西南昌，七岁时入南昌市干家后巷私塾读书，两年后转入南昌市模范小学。1922年，他考入南昌市心远中学。这所重点中学里，曾走出了方志敏、邹韬奋、夏征农等革命者，有不少进步教员和青年学生。

1925年，李平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上海大学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设立的一所新型革命大学。瞿秋白、恽代英、邓中夏等先后在该校任教，并从事马列主义宣传活动。在革命思想的熏陶下，李平心开始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和分析社会问题，并用于社会学研究。入学不到半年，他便作文《现代妇女与现代家庭制度》，从社会思想、道德观念、家庭婚姻等角度，对封建旧思想大张挞伐，启发妇女觉悟以谋求自身的解放。

在革命低潮时期，站在文学战线上鼓舞士气

1927年1月，受中共党组织的安排，李平心肄业离校，赴浙江第六师范学校任社会学和哲学教员，并与曹亮一起编辑出版《世界月刊》，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同年2月，李平心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不久，“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令白色恐怖笼罩全国，李平心亦遭通缉。6月，他由临海转道上海，开始了他在中共上海沪东区委的宣传工作。6月2日，李平心在《文学周报》上发表文章《〈惨雾〉的描写方法及其作风》，呼吁文艺工作者“打起精神来描写一般被压迫的人类”，力图在革命低潮时期，站在文学战线上鼓舞士气，激励劳苦大众站起来，反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

1928年2月，李平心加入了蒋光慈、钱杏邨等人发起的太阳社。太阳社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以反映工农大众的真实生活与斗争精神。其主要成员大都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从斗争实践中转移到上海从事文化活动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很快，李平心在《太阳月刊》上发表了小说《巴里亚的胜利》。小说以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为题材，歌颂了无产阶级英勇善战的革命精神，鼓励无产者认识到只有靠自己的力量才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

这一时期，李平心立足中国国情，试图从理论上求索民族的出路。他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了《中国土地问题与土地革命》一文，对中国农业经济和土地关系的特点及农村的阶级矛盾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他认为：“近时的中国农业经济和土地关系虽然还保持着它主要的历史特点”，但是“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和国内都会工商业的发达，破坏了农业经济的均势，使农村的经济组织和土地关系成为畸形的状态，地主豪绅对于农民的压迫只有一天一天的加紧，农民所受的经济痛苦随着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农业资本的集中，利贷资本的发达，只有一天一天的增加”。他指出，资产阶级和地主豪绅阶级与他们的总代表——军阀官僚，像铁链一样结成一条联合战线。因此，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应结成巩固的联盟去锤碎这条铁链。他在文章中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发动农民运动，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苏维埃的主张，提出了土地革命的原则及其具体方案的设想。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在大革命失败后，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和对革命道路的探索，表现了其忠贞不渝的革命精神。

1928年5月，因叛徒出卖，李平心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10月经保释返南昌。在故乡，他翻译了《政治思想史大纲》一书（1930年5月出版）。然而，家乡的空气过于沉静，早已不适合那个从波澜壮阔、血雨腥风的斗争实践中成长起来的革命者。

1929年6月，李平心返沪，继续党的地下工作。7月，应光华书局约译《资本论》第一卷，后因光华书局毁约而未能出版，却成就了他根据《资本论》的理论，并参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马列经典著作，编写的《现代社会学理论大纲》（1930年6月出版）。这一时期，经恽代英推荐，李平心在党中央领导的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担任秘书工作，参加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土地改革法》《教育改革法》《苏维埃选举法》等文件的起草工作。

庆云里的“李老板”的“表妹夫妇”

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７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会议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然而，党领导创建的第一个红色国家政权的许多筹备工作却是在上海进行的。

1930年5月下旬，在上海秘密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上，成立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临时常务委员会。9月中旬，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正式成立中央准备委员会（简称“中准会”），领导“一苏大”的筹备工作，负责起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和一些法令草案。

“中准会”临时常委会由李求实担任党团书记，林育南任秘书长，工作人员则有李平心、胡毓秀、张文秋、彭砚耕、冯铿等。机关设于上海愚园路庆云里31号，这幢三层石库门建筑位于静安寺不远处，是林育南以“李敬塘”的化名租下来的，面积160多平方米。为了掩人耳目，房子按照阔绰皮货商人的排场布置。表面看起来，这里就是个“大家庭”，工作人员对外皆以亲戚相称，李平心、胡毓秀夫妇则以“李老板”的“表妹夫妇”名义寓居于此。在险恶的环境下，“家庭成员”配合默契。有一次，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到庆云里搜查，李平心便和“家人们”坐成一圈，搓起了麻将。

1931年1月17日至21日，一些党的重要干部和左翼作家先后在上海东方旅社等处被捕，很快被转押到位于龙华的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林育南、李求实等，在“魔窟”受尽酷刑，英勇就义，被称为“龙华二十四烈士”。自此，李平心也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

尽管如此，“中准会”临时常委会负责起草的文件最终仍被完整地送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并由同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一苏大”审议通过，对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读书由少数人书斋里的游戏奇迹变成为众多人所必需的粗衣淡饭”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空前激化。李平心把自己的智慧和知识凝聚在笔端，办进步刊物、著书立说，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爱国民主思想。事变当月，他与友人在上海创办《现实周刊》，宣传抗日救亡。

如邹韬奋所说：“平心先生的文字，结构细密，婉转曲达，最擅长于说理，无论怎样艰深的理论或复杂的内容，经他的笔端以后，总使人感到豁然贯通，条理分明。”

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史学界和大学历史系普遍热衷于古代史尤其是先秦史的讨论不同，李平心的历史研究，一开始便把眼光投向了中国近现代史的领域。1933年起，他先后在这方面发表了多部论著，系统阐述了对该时期中国历史演变及其总体趋势的认识。其中《中国近代史》出版于1933年，署名李鼎声，全书分18章论述了自鸦片战争至1933年日本侵占热河、察哈尔的近百年历史，是我国较早运用唯物史观撰写的一部完整的近代史著作。“绪论”中，作者言，“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只是展开了国际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榨取与掠夺，只是加深了中国民族的奴隶状况。旧有的农业经济虽是为国际资本的铁爪抓破了，而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却没有支配国民经济，……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是局部地兴起来了，而它并没有占绝对的优势，并且是受着国际资本的桎梏与奴役的”，中国近代史并不像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是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的历史，“却是一部中国民族沦为半殖民地及国民经济受着帝国主义破坏的历史，这部编年史是用血与火来写成的”。此书自初版印行后，至1949年7月即发行了“胜利第七版”，它鲜明的进步倾向受到了读者的欢迎，曾被解放区翻印作为八路军、新四军的历史教材。

传播和推广无产阶级大众文化，李平心视此为己任。1934年起，他编辑出版了《现代语辞典》。次年5月，又负责编辑《读书与出版》刊物。他在“创刊漫谈”中说，“如果说我们出版这刊物有什么宗旨，那只有两点值得宣布一下的：头一是要替读者和出版界做一个老实的媒婆；还有一点，我们很愿尽力告诉读者一点读书的‘门槛’，报告一些新书或出版消息”，将“读书由少数人书斋里的游戏奇迹变成为众多人所必需的粗衣淡饭”。1935年11月，生活书店刊行了李平心编辑的《全国总书目》——我国现代目录学史上较早且有影响的一部全国总书目，收录了1921至1935年间出版的书籍约二万种。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地吸收了当时流行的杜威分类法，尽可能按照学术与知识系统建立图书分类法。其所收书目不论学派，惟以内容严正为尚。该书目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填补了我国缺乏较完整的全国总书目的空白。

学习和实用、理论与实践，该是怎样的关系？1936年，李平心编写出版了介绍和指导读者学习社会科学的通俗读物《社会科学研究法》，阐释了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思想。他指出：“学习和实用，理论与实践，不是机械地可以隔开截断的，它们必须要统一起来，唯一面努力学习理论，一面随时参加实践，才能够使社会科学成为有用的知识。”明确反对那些夸夸其谈、脱离实际的“理论家”和否定理论的所谓“实干家”，启发读者“对社会和历史的认识”，“以便能够适应时代的需要而生存，不致背反或乖离现实”。主张培养和锻炼读者“变革现实的能力，以便为争取民族解放和创造新生活而努力”。此书出版不久，即被国民党政府列为重点查禁之书。

为了“有助于大众对于祖国进步的认识”

如何唤醒民众？李平心认为唯一的途径就是提倡民主与科学，继续五四运动以来的文化启蒙，并将此与抗日救亡相结合。这一时期，李平心的很多文章都紧扣这一主题。如《青年的修养与训练》一书，以青年的自我教育与自我训练为目的，力避“说教布道”的写法，采用启发、商榷的口吻，以求帮助提升青年理解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同时，书中还选引了很多古今中外著名文学家、思想家、科学家、革命家的奋斗事迹，作为青年自我修养与生活言行的范例，鼓励年轻人百折不挠，积极向上，向其宣传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随着民族矛盾的日趋尖锐和抗日救亡运动的逐渐深入，1936年秋，李平心又着手主编了《自修大学》，第一期于次年1月发行。该刊内容广泛，举凡“时论”“百科知识”“文学研究”“知识往来”“书刊介绍”“问题解答”，无不应有尽有。它既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爱国民主思想的通俗读物，又是传授科学基础知识的自修读本，引导广大青年奔向革命道路。不久，《自修大学》亦遭查封。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李平心的学术活动再次与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他为民族解放而大声疾呼，先后编写出版了《抗敌战略论》《民族统一战线论》《战时的青年运动及青年工作》《各国革命史讲话》（再版后改名《各国革命史》）等著作，在理论上就如何开展抗日民族运动进行了深入探讨和阐发。同时，又结合民族救亡运动研究历史，对民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上海沦为“孤岛”后，上海地下党组织根据党中央关于就地组办“抗大”培训干部的指示，以中华职业补习学校（简称“四补校”）为名，举办了《现代知识讲座》，聘请陈望道、周谷城、李平心等进步学者担任教师。李平心主要负责哲学部分。其哲学讲座深入浅出，长于说理，深受广大青年欢迎。“四补校”的《现代知识讲座》时有“上海抗大”之称，为轰轰烈烈的抗日民族运动培养和输送了大批优秀干部。

国民党反动政府置民族危亡于不顾，对陕甘宁边区实行武装封锁，并发动皖南事变，激起了民众的愤怒。为了针锋相对地揭露和谴责国民党反动派摧残民主、危害团结、勾结日寇、破坏抗战的罪状，驳斥反动派对中国共产党的种种诬蔑，抨击当时流行的各种反动政治说教，李平心挥笔疾书，为《民族公论》《学习半月刊》《上海周报》《求知文丛》等刊物撰稿；为了“有助于大众对于祖国进步的认识”，他又相继编写出版了《中国现代史初编》和《论新中国》。在这两部著作中，李平心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从近百年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历史事实中，较全面、系统地论证了新中国成长的道路。他说：“‘新民主主义’口号的提出，在今天显然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我在上月间看到了一则印刷模糊的通讯，其中刊出了当代一位大政治家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演讲提要，不禁喜狂，因为在简短的提要中，已经闪耀了演讲者天才的光辉，发掘了中国现代历史的真理。”

1941年，李平心著《论鲁迅思想》（再版后改名《人民文豪鲁迅》）出版。它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简要地刻划了鲁迅思想的发展过程，即从受进化论、尼采主义的思想影响到成为确信“惟有新兴无产者才有将来”的社会主义者，并以鲁迅的这一思想发展变化反映中国现代史的转变与进展。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沦陷。不久，李平心再次被捕入狱。在日寇监狱中，他遭受种种酷刑，留下宿疾，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后住上海法藏寺休养，其间阅读和整理了大量经史资料，并完成了《中国通史》初稿百余万字，但在战乱中不幸散失。

把胜利的欢喜化为建国的力量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顽固地推行卖国、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方针。上海人民掀起了爱国民主运动。李平心与马叙伦、周建人、许广平、赵朴初等进步人士于1945年底在上海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并在《民主》《周报》《文萃》《时代》《文汇报》《联合晚报》等进步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或通过学联、小学教师联合进修会、中等教育研究会、妇女联谊会等群众团体举行集会演说，严厉抨击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和内战阴谋。这一时期，李平心先后完成了《战后的萧条与安定民主》《以团结克服分裂》《论党争与统一》等十余篇文章，后汇辑成书《从胜利到民主》，以实际行动投入到了日益高涨的爱国民主运动当中去。

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公开破坏和谈，悍然向解放区大举进攻。一些“幼稚病患者”仍然对美蒋反动派存有幻想，企图以“第三种人”自居，在革命与反革命、民主与独裁、正义与邪恶之间搞折衷。为此，李平心在《文汇报》上发表了《论“第三方面”与民主运动》，剖析了“第三方面”的社会性质、政治地位、特点与弱点、任务与前途等问题，批评中间路线的幼稚和糊涂，呼吁广大人民为争取一个光明、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而奋斗。

上海解放后，李平心以似火的激情、绚烂的文采，写下了《上海解放的意义》《把胜利的欢喜化为建国的力量》等文章，满腔热忱地歌颂新中国，并表示愿把自己的一切献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在担任《文汇报》特约主笔时，他配合全国解放的新形势、新任务，在报上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文章。

1952年8月，受华东师范大学之聘，李平心出任历史系教授。他整理积年考史资料，着重研究中国古代史与甲骨、金文等古文字学，先后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文汇报》《学术月刊》和《中华文史论丛》等刊物上，发表了《伊尹迟任老彭新考》《卜辞金文中所见社会经济史实考释》《从姺妚与商国的关系看殷代社会性质》《周伐商唐新证》和《商代彗星的发现》等数十篇文章，在许多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

1959年至1961年，李平心先后在《学术月刊》《文汇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十论生产力性质的专论，颇多创见，在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李平心说：“学术讨论是严肃的、细致的思想劳动。惟有崇尚事实，坚持真理，诚意助人，虚怀纳善，才有益于学问，有利于争鸣。”

李平心的史学研究在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事业的田野里，留下了一行深深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