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13日，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中共杭州市委、中共浙江省委党史和文献研究室主办，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所属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等七个领袖人物研究分会和中共杭州市余杭区委、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浙江省中共党史学会承办的“老一辈革命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理论研讨会在浙江杭州召开。研讨会共收到论文300 余篇，经专家评审，100 篇论文入选参会。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学术和编审委员会主任王均伟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会长张宏志作主旨报告。来自全国各地党史和文献部门、党校、社科院、高校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参加研讨会。与会专家围绕会议主题展开充分研讨。

一、关于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王均伟在讲话中通过回顾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推进过程，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如何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怎样学习贯彻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第一，要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的实际问题。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指的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吸收新的时代内容，紧跟时代发展步伐，科学回答时代课题。第二，要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蕴含着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特征，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实现的。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无可依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其理论成果围绕着各自需要面对和回答的时代课题而形成发展。第三，要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意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创新理论指导下，党领导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成就、战胜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生动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的强大实践威力。第四，要牢固树立人民创造性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竭源泉的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成果，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我们只有紧密联系人民群众、经常深入人民群众、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真心拜人民为师，诚心向人民学习，虚心向人民求教，才能得到源源不断的实践力量和理论智慧。

张宏志在主旨报告中通过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从三个方面阐述了对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理解：第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造性地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问题，同时在进行这一长期重大历史任务的探索中，进一步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问题。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了一条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历程充分表明，党的指导思想之所以会不断丰富，不是人为的刻意追求，而是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历史前进的必然要求。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不断孕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亿万人民改变自身命运的伟大实践呼唤新的理论指导，也必将产生出伟大的理论；一切来源于人民群众的实践、符合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经验总结，也必将上升为理论，进而指导实践的深入发展。这就是理论与实践相互推动、不断发展的历史逻辑，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通过解决前进中的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

与会学者围绕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需要把握的原则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认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既要善于从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又要在对时代和未来的正确把握中增添新的理论内容；必须守马克思主义的“正”，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本质特征和最显著优势；必须高度重视调查研究，认清和正确把握中国国情特征，及时回答时代课题并探索相关规律；必须不断加强学习的自觉性，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

二、关于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与会学者围绕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贡献以及毛泽东与调查研究、毛泽东与“两个结合”等问题展开讨论。

关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贡献。有学者指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毛泽东吹响反对本本主义的号角，破除了教条主义观念的禁锢，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思想前提；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要和中国革命实际、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的路径，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明了实现方向；写下《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著作，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奠定了理论基础；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命题，为全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开创了新局面；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科学总结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关键方法；身体力行探索出一系列伟大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伟大开拓者和光辉典范。有学者认为，在毛泽东领导下，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形成共识，创造性地解决了在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问题，创造性地解决了缔造一个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的重大问题，创造性地解决了团结最大多数人共同奋斗、建立统一战线的重大问题，创造性地提出和实施了一系列正确的战略策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还有学者从中国式现代化角度提出，毛泽东开创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主张，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提供了基本立场和重要方法，突破了以欧美为主导的现代化范畴，将现代化的范围拓展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具有开创性意义。

关于毛泽东与调查研究。有学者提出，调查研究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要求，同时，马克思主义在不断与时俱进的过程中也离不开调查研究的引擎作用和桥梁作用。无论在调查研究的理论层面，还是在调查研究的实践层面，毛泽东都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典范。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强调不仅要读理论学习的“有字之书”，更要读社会实践的“无字之书”，体现了他对调查研究的重视。他在实践探索中形成的较为系统的调查研究思想，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阐释，锻造了党实事求是、革故鼎新的优良传统，也加快了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在党的百余年历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关于毛泽东与“两个结合”。有学者认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本质就是“两个结合”持续深化和拓展的过程。毛泽东创造性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树立了“两个结合”的光辉典范，他提出的一系列创新理论为我们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提供了基本遵循。有学者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体现了以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文明、以中华文明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深厚底蕴的积极努力。毛泽东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有效实现了二者之间的深度融通，极大增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底蕴和话语魅力。

三、关于周恩来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周恩来为创建新中国建立了不朽功勋，为积极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倾注了大量心血，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出了积极贡献。与会学者围绕周恩来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一些具体方面展开研讨。

关于周恩来与中国式现代化。有学者认为，周恩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要领导者和推动者之一，始终坚持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力量，团结各阶层、各党派的爱国人士，谋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对内，他提出实事求是、统筹协调的指导思想，擘画了“四个现代化”的美好蓝图，向全国人民阐述了实现目标的“两步走”设想；对外，他倡导对外开放的发展理念，坚持独立自主的基本原则。他从建设力量、战略方针、国际视野等维度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了理论探索，并在实践中积累了大量有益经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坚实基础。

关于周恩来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成于协商筹建新中国的伟大实践，发展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进程，完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有学者提出，周恩来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思考和实践，积极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为形成和发展新型政党制度，他不仅做了大量奠基性工作，而且进行了深邃的理论思考。他亲自主持起草共同纲领，奠定多党合作的共同政治基础。他阐释新型政党制度长期存在发展的必要性和处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关系的一系列方针，并对如何开展民主协商和发挥监督功能等问题进行了思考。他提出的这些思想主张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关于政党的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

关于周恩来与党员干部党性锻炼。有学者指出，周恩来对于党员干部党性锻炼的思考与身体力行在认识论、实践论、方法论上达到了有机统一。从认识层面讲，他深刻领悟了马克思主义党性思想在理论与组织层面的核心要义并内化为修养；从实践层面讲，他积极将理论与具体工作实际相结合，提出要通过内修外练来强化党性锻炼；从方法层面讲，他要求党员干部在具体实践中把握好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要求，通过学习改造、遵守纪律、调查研究、艰苦劳动等具体方法来过好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生活关“五关”。周恩来在党性锻炼方面的一系列思考、探索与率先垂范，为党的建设和自我革命作出了积极贡献。

四、关于刘少奇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刘少奇深刻总结和提炼我们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对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大胆探索，并善于把丰富的实践经验提升到理论高度，用来指导实践发展。与会学者围绕刘少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思考、认识及贡献展开研讨。

关于刘少奇与“两个结合”。有学者认为，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是坚持问题导向的产物，着重解决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党员数量迅速增加而产生的“思想上入党”的问题。这一经典文献，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修养”概念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深刻论述了共产党员提升素养的问题，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共产党员党性修养理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之作。

关于刘少奇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考。有学者对刘少奇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学习讨论会上的发言及阅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所作的批注进行解读后认为，这些内容反映了刘少奇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对社会主义建设现实问题的思考，并概括指出：刘少奇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有区别；强调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的矛盾，中间夹杂着阶级矛盾，具有复杂性；提出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要重视客观法则（规律），适时调整生产关系，实现农轻重协调发展，特别是注意农业问题，还要重视计划的作用，注意根据实际调整计划，等等。刘少奇的这些思考和认识，反映了他关于“采取适合中国情况的方法来进行建设”的思想，展现了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探索新中国建设道路的贡献。

五、关于朱德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朱德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他参与领导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建设，在人民军队革命化、正规化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很多重要思想。与会学者重点研讨了朱德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思想贡献，并从系统观念的角度阐释了朱德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思想。

关于朱德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贡献。有学者指出，朱德提出的“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等重要论述，是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后形成的，既有对中国国情、国内外环境的深刻认识，也有对客观经济规律的深刻思考，还有对改革体制机制、发挥市场活力、倡导多种经营、发展对外贸易的深刻洞察，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和启迪性。有学者认为，朱德提出人民军队应“无条件地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积极号召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强调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提出用纪律监督巩固执政地位等，体现了他立足党情国情实际对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关于朱德的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有学者提出，朱德作为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善于系统分析和解决问题，在指导新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同我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看问题，对新中国的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前瞻性思考。他既对新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点进行战略性布局，将做好国家安全与国防和军队建设作为一个整体去考量，又对国家的军事防御体系作了重点布置，达到军队和国防整体性推进效果。他还从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高度，要求将国防现代化与工业化同步推进，大大促进了我国工业的发展。这些思考和实践，鲜明地体现了朱德的全局观和整体观。

六、关于任弼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任弼时在党内较早提出必须按中国实际情形去解释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应做一个不顾环境的模仿主义者”。与会学者就任弼时关于将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国革命及关于文化教育的思考展开研讨。

关于任弼时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运用。有学者指出，任弼时“按实际情形而运用经验与理论”的思想，表明了他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强调立足中国实际的科学态度。任弼时始终强调实事求是的原则意义，指出要通过调查研究来解决实际问题；始终坚持要密切联系群众，认为密切联系群众与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联系在一起的，通过向群众学习，可以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等等。这些思考和观点都闪耀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精神光芒。

关于任弼时对文化的重要思考。有学者概括指出，任弼时认为文化是一种力量，强调无产阶级革命不仅要“物质上得着解放”，“还须求人类精神上的根本解放”；强调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发展文化，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强调青年的文化教育是关乎革命前途的重大战略问题，对青年“须加以特别的社会教育——共产主义教育”，等等。这些思考，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他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文化重要性的认识。

七、关于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从实际出发、从国情出发、从世界大势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与会学者中，有的围绕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伟大贡献进行研讨，有的则重点研究了邓小平的南方谈话。

关于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伟大贡献。有学者认为，邓小平关于“时代主题”与“时代本质”两个基本问题的判断，为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提供了理论基础。也有学者指出，邓小平反复强调要解放思想，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指导下打破习惯认知和主观偏见的束缚，并明确指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廓清了人们思想上的迷雾。还有学者认为，邓小平提出了系统的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思想方法：从时代角度看，包括明确时代主题、把握发展机遇和进行战略规划等；从主体角度看，包括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和为群众造福等；从认识论角度看，包括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团结一致向前看，对旧问题提出新思路以及鼓励支持新生事物成长等；从方法论角度看，包括坚守原则、借鉴方法，试点先行、稳妥推进，不搞争论、崇尚实干等。

关于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有学者认为，邓小平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严峻挑战的重大历史关头发表的南方谈话，从社会发展规律中敏锐抓住时代主题，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坚信社会主义前景广阔。面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邓小平以勇毅的历史担当提出了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等明确要求，站在鲜明的人民立场上阐明了社会主义本质，以务实态度强调了“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的创新精神，有力推动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

八、关于陈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陈云为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出了杰出贡献，与会学者主要从经济建设角度研讨了陈云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贡献。

关于陈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学者认为，陈云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要有意识地发挥和扩大市场调节作用，支持探索符合实际、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新体制，提出了包括坚持服务人民、坚持实事求是、坚持调查研究、坚持综合平衡等在内的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科学方法。还有学者重点研究了陈云关于搞活经济的思想和实践，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情况的不断变化，搞活经济的具体方式也在变化，但陈云关于灵活运用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充分调动市场各方面积极性等的思考，仍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参考。

关于陈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有学者认为，陈云关于宏观控制的关键在于国家计划要从客观情况出发并且适时调整，建设规模要同国力相适应，要“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防止宏观经济的失控和混乱等的认识，彰显了他务实稳健的思想和工作风格。有学者认为，陈云关于遵循价值规律、重视市场调节的补充作用、科学运用价格税收等经济杠杆管理经济、支持个体工商户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等的思考，突出体现了他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

此外，还有与会学者就张闻天、王稼祥、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贡献进行了研讨，有的学者则以《新民主主义论》《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重要文献为切入点，总结阐释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等等。

作者：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朱薇、王永魁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