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袍哥人家,绝不拉稀摆带。”
川渝地区的人们对这句话一定不陌生。清末三大帮会,除了青帮、洪门,就是流行于川渝地区的袍哥会。袍哥会不只是一个帮会组织,它广泛的受众与对一个地区造成的影响,是其他帮会做不到的。时至今日,袍哥会虽已消失70多年了,但却依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生活在川渝的人。
一、天府之国的独特环境
都说“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川渝独特的历史背景与地理位置,是袍哥会生长的最好土壤。
历史上川渝地区多次遭到屠杀,最出名的一次,便是明末清初的屠蜀事件。张献忠、清军、南明政权、吴三桂,多方势力在川厮杀,造成四川人口骤减。到清朝初期,四川人口不足60万。于是,清政府下决心移民四川,恢复天府之国的沃土。这才有了轰轰烈烈、持续百余年的“湖广填四川”。
川西的乡村
来自五湖四海的人,长途跋涉来到这里。移民在当地立足不稳,宗族关系并不像广东、福建等地那样根基深厚。加上川渝地区的水网不像江南那样密布,但大江大河的流域内,依然小溪沟渠遍布。丘陵之上,溪流之边,三三两两地分散着民居。在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下,家庭聚居的宗族很少出现,反倒是同乡的友情和移民的相互认同,使大家聚合在一起。这也是地方基层自发形成的袍哥会组织,生存与发展的温床。
明末清初的川渝局势
二、从秘密组织到公开团体
袍哥会其实是“哥老会”在四川的称呼,哥老会是起源于反清复明的土匪山贼组织“啯噜会”。但袍哥们却有着自己的说法,他们认为,袍哥会源起于郑成功创立反清组织“汉留”。无论哪一种,在袍哥会创立前期,都是打着反清复明旗号的秘密组织。
晚清时期,清政府对地方的管控能力下降,动乱的环境为袍哥会的半公开化提供了条件。19世纪下半叶,袍哥会组织得到了极大的扩张。他们的势力从山贼渗透到清政府创办的新军中,曾国藩的湘军就夹杂着许多哥老会成员。老百姓不再把袍哥会当作土匪组织,反而加入了袍哥会,当作靠山。
茶馆里的袍哥
民国是袍哥会的巅峰时期。不仅基层百姓,就是上流社会的大人物也加入袍哥会。国军第88军军长,人称“范哈儿”的范绍增,就是重庆的袍哥老大。军阀除了拥有官方的名头,必须拥有袍哥背景才能得到支持。
这是为什么呢?
范哈儿说,“袍哥成员占了四川成年男子的90%左右”,这个数字有点夸张,但70%应该是有的。袍哥会已经从秘密的反清组织,成为川渝最有权势的社会力量。选举时想要赢得川渝基层的支持,必须亲自去袍哥会拜码头。重庆第一届参议院选举,四五十人几乎全是袍哥人士。
《正者无敌》的范天喜,原型大概就是范绍增
三、义字当先
天下袍哥共一家,汉留意义总堪夸。
结成异性同胞日,俨似春风棠棣花。
这是袍哥会的“开堂令”,和所有帮会一样,袍哥会也讲究“义”字当头。《三国演义》中的刘关张三兄弟,是袍哥的精神领袖,他们的入会仪式就是模仿桃园结义。这里的“汉留”,就是明代汉族遗留的意思,川渝恰好是蜀汉政权的核心,刘关张顺理成章地成了袍哥的偶像。
刘皇叔的仁德,关二爷的忠义,张飞的嫉恶如仇,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袍哥会的思想。袍哥会的帮规教条,大多是崇尚推行忠孝仁义,例如孝敬父母、爱护邻里、不欺辱妇女,等等,谁要犯规,就要受到严厉的处罚。
袍哥会的忠义堂
袍哥会一般设八个座次,也称为“排”,依次称呼大爷、二爷或大哥、二哥。八排之中,没有第四排和第七排。这是有说法的,四川话中,“四”音近“死”,而“七”音近“截”,袍哥们对这种发音非常忌讳。还有一种说法,行四是叛徒方实良以前的辈分,行七是施琅以前在洪门中的排位,袍哥们厌恶叛徒的行为,所以不设这两排。
有一个排位在袍哥会中十分特别,那就是二爷的排位。二爷在会中又称“圣贤二爷”,一般是做一些清闲的仪式性工作,但二爷是仿照关羽设立的,由于关二爷民间的威望太大,所以很少有人敢“僭越”到二爷的排位。以至于后来这一排位直接供奉关羽,就不设人了。
义薄云天关二爷
袍哥有自己的专属黑话,还有自己的“《圣经》”——《海底》。这是他们独特的语言系统,也是自己交流的密码。这些隐语不仅方便了袍哥们的秘密活动,也塑造了他们自身的身份认同。不少黑话,如超社会、不落教(不识好歹)、挂彩(受伤)等,今天的川渝地区仍然使用。
《海底》
四、家国大事
川渝地区“茶馆文化”盛行,其实一间小小的茶馆,就是一个重要的公共区域。袍哥大爷都是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茶馆也多是他们营业。人们产生了纠纷,说不清理的时候,就会吆喝着到茶馆去“吃茶讲理”,让袍哥主持公道。这就是“吃讲茶”。
吃讲茶是最看袍哥能力与面子的时候,处理得好,双方握手言和,输得一方也不用道歉,只付茶钱就行。但处理不好,便是茶碗板凳横飞,茶馆也跟着遭殃。“吃讲茶”的习俗在川渝极为流行,就连军人也靠“吃讲茶”解决纠纷。
成都茶馆
伴随着帮派向中上层扩展,袍哥们的活动也不自觉地牵扯进家国大事。辛亥革命的导火索——保路运动,就离不开袍哥的参与。保路运动的发起人大都是兼有双重身份的袍界人士,最主要的领导人罗纶,就是一位袍哥大爷。保路运动之所以造成全川范围的响应,靠的是袍哥一呼百应的号召力。“成都血案”发生后,各地袍哥大爷带领着群众,纷纷起义独立,支持成都的运动。
辛亥保路死事纪念碑
军阀混战的时候,四川没有得到统一,但在抗日战争时,四川齐心抗战。川军以铁血闻名,他们穿着草鞋,戴着斗笠,背着最差的大刀和步枪,作战却是最勇猛的部队。这也离不开袍哥会的影响,川军的主要将领,大多是袍哥大爷,士兵也参与了帮会。那种爱国忠义、保家卫国的朴素情感,驱使着数十万川军血染疆场。能让年近六旬的杨森出川,王铭章血战牺牲台儿庄,范哈儿散尽家财抗日的,或许正是袍界信奉的那一句,“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力量对地方逐步深入,袍哥们主动归顺了新中国政府。自此,在川渝叱咤一时的袍哥会,走到了历史的终点。
四川最后一位袍哥
文史君说
特定的时代下,产生了一群特定的人,扮演着一种特殊的角色。袍哥会兴衰300年,见证的不仅是川渝历史的变化,更是整个中国时代洪流的浪潮。袍哥的兴起与衰落都是时代的选择,无论如何,袍哥会只是地方的帮派组织,但借用霍布斯鲍姆的话,在普通群众眼中,他们却是“勇士和复仇者,献身正义的勇敢斗士”。
参考文献
奂灵君:《四川袍哥研究》,四川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
王笛:《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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