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史不分家”说起我们常说“文史不分家”，其实也包括哲学，这三家有着密切的连带关系。但为什么不分家，在学理层面如何说清，倒确实是个问题。一般而言，文史哲三种学科就是所谓的人文学科，它有别于自然科学(物理、化学等)和社会科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从方法论层面上看，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同于科学的某些共性，如对语言的使用。英国文学理论家瑞恰兹在谈到艺术语言时，称其是相对于科学语言的“伪陈述”，即不求真，并带有个人情感的陈述。尽管在文学批评、历史描述、哲理阐释中也貌似有对普遍原理的推导，但其实我们在任意两个研究者的论述中都难以找到可通约性，这就证明着瑞恰兹观点的有效。从研究对象上说，我赞同大家说的，文史哲都是研究人的，即不仅文学是“人学”，文学研究、历史、哲学也是“人学”。当然，这是笼统的说法。因为从泛化的意义上说，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也研究人。所以问题在于，科学关注的是与人相关的、或人的认知范围内的物质存在，它所涉及的是实体性，即事物的自性存在，首先与其自身发生关系，其次才与人发生间接关系；而作为人文学科的文史哲的共性则在于，它们的直接对象就是人，并且不是作为自性存在物的人，而是作为“关系”的人。

费尔巴哈曾将这种研究对象的区别指称为哲学与神学的区别，前者探求的是世界的本质，后者关注的是人的行为。费尔巴哈说这话的时候，哲学还不是今天意义上的哲学，它包括我们现在说的自然科学，所以在今天看来，他的观点正可用于我们所讨论的话题。尽管文史哲还不是如神学思维那样完全归属于“实践理性”的范畴，但从认识论层面上说，它们都是对人的整体性存在的探求，即不仅关注人的肉体性生存，更关注其精神性生存，是对人的存在的精神意义的探求，或者也可以说，它们都是为人的存在提供伦理规范的，只不过文学研究是通过审美或语言的想象、历史学通过对既有事件的评价、哲学通过对人的价值立场的判断分别完成的。一般说来，人与其他动物的基本生存欲望并无不同，他们的目光所及更多的是存在的物质性，由此构成了人类的普遍价值取向。“食色性也”或“民以食为天”这样的说法其实揭示的就是人类的动物性规则。因此，在整个历史长河中，无论中外，关注人的完整性存在，或曰精神性存在的人文学科，尤其是当它作为一种职业选择的时候，从来也不是受民众追捧的对象，而选择了它的人也往往将其作为进身之阶，如中国科举制度下的文人，即使在西方也是如此，比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是主张内圣外王之道的，而亚里士多德更是在多次试图进入宫廷辅佐君王不利后，50多岁才收敛心智专注学术。

歌德的诗剧《浮士德》所描述的景象，正是欧洲人文学者生存之路的归纳。所以可以说，有史以来，人文学科的研究者大都是一辈子在书斋里默默无闻的。然而，进入媒体时代以来，人文学科工作者的平静状态发生了变化。我们说大众的生存是急功近利的，并不意味着人文学者就能够超越物质性，成为精神的形而上存在，尽管他们的研究关涉于人的精神性。只不过人文学者对物质性的关注不像普通民众那样简单，除了“利”，他考虑的还有“名”，并且美其名曰“自我实现”。就马斯洛心理学说来看，自我实现似乎是更高层面的心理需求，但就实质而言，它仍属个人私利范畴，与最高的精神奉献相对立。所以托尔斯泰说，如果善是有意为之的，则是恶。即为了“名”所做的牺牲其实还是私利层面的事。所以说，人文学者选择自己的职业始终有着强烈的“自我实现”的私欲动机。传统的自我实现途径大致有两个，一个就是专业研究，或曰技术性研究，另一个就是“入世”，也就是我前面说的“外王”。我之所以说在媒体时代之前的人文学者都是寂寂无闻的，原因也在于这两个自我实现的道路太难了。首先说技术研究。人文学科相比科学研究而言，在短期内很难有所成就，即使皓首穷经，也未必能做出“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成果；退一步说，就算你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著作等身，你仍旧可能是“君子固穷隐田园”，以“豪华落尽见真淳”聊以自慰。

因此，虽然我们俗话说“穷文富武”，但固守“文”的技术层面的研究却无法为你带来基本的物质生存保障，艺术家尽可以出于寒门，而学问家则必多出于富豪。如我前面提到的亚里士多德，“外王”不成，却从开明君主那里得了一大笔经费，这笔钱足以使他组成一个庞大的团队去从事多学科的研究，当然，他的研究中最主要的还不是所谓人文学科研究，否则他可能还拿不到这笔经费。总之，专守于技术层面的研究恐怕只能“独善其身”了。因此，这种选择能否达到“自我实现”的目标往往是个未知数。自我实现的另一个途径就是“学而优则仕”。做首领的欲望也是动物的基本欲望之一，人自然也不例外。不过普通百姓在没有掌握政治资源(如财富、知识等)的情况下，一般不会有这方面的抱负，除非出于外界的极限压力铤而走险、揭竿而起。而所谓文人则不同，正因为他们的研究对象是人，所以从理论上说，他们的知识也便自然可以用于“治人”。然而实际情形却不尽如此，文人与政治家对人的理解毕竟不同，其间的差异十分复杂，简言之，则前者试图建立的是一种基于道德自觉的行为规范，而后者致力于建立的是一种强制性约束体系，因为政治家绝不能把信任寄托于民众的道德自觉。因此，文人参政失败的例子在历史上比比皆是，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的遭际或许最为典型，好在他们还都是善始善终的。

投身政治而招致杀身之祸的也不乏其人，比如建立了乌托邦政治学说的托马斯·莫尔，虽然身居大法官之位，但甫一退职即被亨利八世送上断头台，甚至主张效果论政治道德观的马基雅维利，在政治生涯中也曾被投入监狱，险些丧命。所以“入世”这条自我实现之途充满险恶。当然，历史上并非没有取得仕途成功的文人例子，然而这有一个前提，你必须要完成一个身份的转变，即由文人变为政治家，正如鱼和熊掌，二者不可得兼。这种转变不是每个文人都做得来的，在某种意义上它其实是个痛苦的过程，有如脱胎换骨。其实大部分人因承受不起这种失去自我身份的痛苦而放弃了这条出路，而无奈地选择回归技术层面的研究。在媒体时代到来之前，人文学者的生存状况大约如此，尽管近代以来大量教育机构的出现为他们提供了较为稳定的物质生存条件，但“自我实现”这一基本欲望却仍是可望而不可及。然而在当今社会，媒体的技术革新不仅为普通民众的生活方式带来了质的变化，也为人文学科的研究者提供了一种新的自我实现的可能，这就是学术明星化。在纸质传媒时代，人文学者要在大众之中赢得广泛的声誉是一件难以企及的奢望，他们对“名”的追求一般也仅限于自己的学术圈子，“公众认可”也就被排除在自我实现的目标之外。

但随着电视以及网络技术的普及，随着后现代文化的成形，人类社会进入到一个如美国学者里斯曼所说的“他人引导”时代，其特点就是人人都通过对他者的模仿来校正和确定自己的行为规范，本质和意义的缺失使人类丧失了内在的规定性。在这种情形下，人文学者的研究忽然与大众的模仿需求联系了起来。本来这种模仿需求是通过对艺术品的接受来实现的，即直接模仿艺术想象中的生活，但现代媒体的高频率覆盖，使大众逐渐对影视时尚的感觉产生了“自动化”效应，反应迟钝了，上世纪80年代那种一个影视人物的发型可以在一夜间流行起来的景象不见了。或者说，大众开始进入一个寻找新的他者引导模式的时期，当他们打开电视机，会更多地把频道停在纪实性、有关历史文化的、以及借古喻今说教类的节目上，而这就给本来闷坐书斋的人文学者提供了机会。他们或者出现在选秀类节目的评委席上，或者充当历史文化类节目的解说专家，或者参与有关时事评说类的“脱口秀”，或者径直登上电视讲坛，连篇累牍地宣讲他们所熟悉或不熟悉的文学、历史及哲理的知识。随着出镜率的提高，他们被越来越多的民众所拥戴，尤其是当大众厌倦了影视剧中那些浅薄的娱乐幻象之后，这些学者貌似高深而又贴近大众的谈吐，最终促成了他们成为如影视歌明星一样的人物。

坦率地说，迄今为止，真正成为明星的人文学者并不多，然而这种现象却造成了一种有效的明星期待心理。原因就在于，学者们发现，这些明星学者赖以成功的，不过是一个被电视导演知遇的机会而已，至于其他条件则不过尔尔，几乎在每一个学者的眼中，这些明星学者并不见得容貌更俊秀，口才固然不错，但也未必高于自己；而论到学问，则不提也罢，这些明星学者所谈的不过是些普及性知识，加了些故事和说教而已，更何况这些基本知识中还免不了出些低级错误。在大量指责这些明星学者误导大众的声音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十分肯定的声音：我能!这些明星学者的表现在所有人文学者心理上造成了一种强烈的、触手可及的期待：我的一切条件都已具备，甚至大大超过，自我实现近在眼前!然而暂时的不能实现却使广大学者处于愤怒、自慰与期待的焦虑状态。不要小看这种尚未蔚为大观的学者明星效应，它已在悄悄改变着人文学者们的研究方式。人文学者的行为规范历来是受自我实现方式所制约的，当一种在他们看来触手可及的新的自我实现之途摆在眼前的时候，他们必然会调整自己的生存手段以适应这新的游戏规则。其结果是：一，技术层面的研究被简化、弱化，因为现实的例子告诉我们，做好技术研究不是成功的必要条件，尤其是在当今以量化标准为主的学术评价体制之下，更强化了学者这方面的选择倾向，而技术研究的弱化虽然短期内看不到问题的严重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势必造成公众对人文学科信任度的下降。

这里有一个此消彼长的问题，公众的识见随着整体教育水平的提升和学术大众化的趋势而不断提高，而学者的研究水平却不进反退，当二者的程度相接近之时，也就是学术明星化的终结之日。二，学术研究市场化。不错，学术研究的实用性确是每个学者必须考虑的问题，但实用性如果和商业化运作合二为一，则学术被阉割就不可避免。我们必须清楚，市场需求隐含着更多的私人欲望，一般而言，这种需求指向的是欲望的直接宣泄，即人的单向度存在，因此，一味适应市场的研究将彻底背离人文学科研究的基本使命：维护人的完整性。这就回到了我们探讨的文史哲三家的共性问题。记得作家毕淑敏打过一个比方，人家问她学文有什么用，她说这就好比一列火车，大众是乘客，政治家是司机，自然科学家是技术工，他们的任务就是将载着乘客的列车开到目的地，而人文学者就是列车上的观察员，他们一方面注视着列车前方可能出现的情况，一方面关注着车厢内乘客的安全与舒适情况，他们可能对列车是否能够到达目的地产生不了影响，但他们对行车质量，尤其是乘客的乘车质量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个比喻也许过于看高了人文学者的地位，尤其是当人文学者竟以为自己就是物质化时代的救世主时，这就显得有点滑稽。

因为大众欲望固然以本我为主，但大众的合力(它永远是一种关系)会自动产生一种维护本能，而不至于在失去引导的时候彻底失范。那么，我前面又说人文学科研究是为人的存在提供伦理规范的，又如何解释呢？我们说提供伦理规范，并不意味着我们有权力去教化大众，去告诉大众如何完善道德，如何生活。人文学者对人的整体性的研究，是以自己在两个研究层面的操守为标志的，而在这两个层面的守护，就是一种伦理规范的高级形式，并具有制衡本能欲望失范的意义。所谓两个层面研究的持守，一是指技术层面的研究，它不仅是指为了维护学科尊严的研究，更是指在这一过程中对自身人格的提升与持守，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独善其身”，无论穷达，学者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这一点，简单地说，当我们谈政治的时候，可以不谈道德，但当我们谈人文研究的时候，必须要以道德为基本的守护条件。第二个层面的研究，就是有关怀的研究。其实，有关怀的研究也属于实用层面的研究，实用不能狭隘地理解为商业用途或官方同谋。真正实用的研究应当意味着一个学者从技术知识分子向传统型知识分子的转变，即把学理的研究提升为有关怀的研究，这才是所有人文学者在今天所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当然，关怀，不是去教化、指导，而是保持对人类物质列车肆虐的抗衡姿态。

我常借用俄国流亡哲学家舍斯托夫举的一个例子，这就如当希伯来人不认上帝时一位先知所发出的旷野呼告，这个呼告的声音并未阻止人们对上帝的背弃，但它却标志着义人良知的存在，也就意味着最终拯救的可能。也就是说，在大众文化时代，当人们处在迷茫的本质缺失状态下，人文学者对人类精神性也即完整性的守护，乃是历史良性存在的一种表征，这就是人文学者的终极使命，这个使命不可谓不重大。我们必须有这样的自觉，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南非作家库切说的，“是人文学科，只有人文学科，以及人文学科所提供的训练，使我们得以乘风破浪，穿过这个多元文化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