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集

集之兴也，其当文章升降之交乎？古者朝有典谟，官存法令，风诗采之闾里，敷奏登之庙堂，未有人自为书，家存一说者也。刘向校书，叙录诸子百家，皆云出于古者某官某氏之掌，是古无私门著述之征也。余详外篇。自治学分途，百家风起，周、秦诸子之学，不胜纷纷，识者已病道术之裂矣。然专门传家之业，未尝欲以文名。苟足显其业而可以传授于其徒，诸子俱有学徒传授，《管》、《晏》二子书多记其身后事，《庄子》亦记其将死之言，《韩非·存韩》篇之终以李斯驳议，皆非本人所撰，盖为其学者各据闻见而附益之尔。则其说亦遂止于是，而未尝有参差庞杂之文也。两汉文章渐富，为著作之始衰。然贾生奏议，编入《新书》，即《贾子书》，唐《集贤书目》始有《新书》之名。相如词赋，但记篇目，《艺文志》，《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次《屈原赋》二十五篇之后，而叙录总云诗赋一百六家，一千三百一十八篇，盖各为一家言，与《离骚》等。皆成一家之言，与诸子未甚相远，初未尝有汇次诸体，裒焉而为文集者也。

自东京以降，讫乎建安、黄初之间，文章繁矣，然范、陈二史《文苑传》始于《后汉书》。所次文士诸传，识其文笔，皆云所著诗、赋、碑、箴、颂、诔若干篇，而不云文集若干卷，则文集之实已具，而文集之名犹未立也。《隋志》云：“别集之名，东京所创。”盖未深考。自挚虞创为《文章流别》，学者便之，于是别聚古人之作，标为“别集”，则文集之名，实仿于晋代。陈寿定《诸葛亮集》二十四篇，本云《诸葛亮故事》，其篇目载《三国志》，亦子书之体。而《晋书·陈寿传》云定《诸葛集》，寿于目录标题亦称《诸葛氏集》，盖俗误云。而后世应酬牵率之作，决科俳优之文，亦泛滥横裂而争附别集之名，是诚刘《略》所不能收，班《志》所无可附。而所为之文，亦矜情饰貌，矛盾参差，非复专门名家之语无旁出也。

夫治学分而诸子出，公私之交也；言行殊而文集兴，诚伪之判也。声屡变则屡卑，文愈繁则愈乱。苟有好学深思之士，因文以求立言之质，因散而求会同之归，则三变而古学可兴。惜乎循流者忘源，而溺名者丧实，二缶犹且以钟惑，况滔滔之靡有底极者。昔者向、歆父子之条别，其《周官》之遗法乎！聚古今文字而别其家，合天下学术而守于官，非历代相传有定式，则西汉之末，无由直溯周、秦之源也。《艺文志》有录无书者亦归其类，则刘向以前必有传授矣。且《七略》分家亦未有确据，当是刘氏失其传。班《志》而后，纷纷著录者，或合或离，不知宗要，其书既不尽传，则其部次之得失，叙录之善否，亦无从而悉考也。荀勖《中经》有四部，诗赋图赞与汲冢之书归丁部，王俭《七志》以诗赋为《文翰志》，而介于诸子军书之间，则集部之渐日开，而尚未居然列专目也。至阮孝绪撰《七录》，惟技术、佛、道分三类，而经典、纪传、子兵、文集之四录，已全为唐人经、史、子、集之权舆。是集部著录实仿于萧梁，而古学源流，至此为一变，亦其时势为之也。

呜呼！著作衰而有文集，典故穷而有类书，学者贪于简阅之易而不知实学之衰，狃于易成之名而不知大道之散。江河日下，豪杰之士，从狂澜既倒之后而欲障百川于东流，其不为举世所非笑而指目牵引为言词，何可得耶？

且名者，实之宾也；类者，例所起也。古人有专家之学而后有专门之书，有专门之书而后有专门之授受，郑樵盖尝云尔。即类求书，因流溯源，部次之法明，虽三坟五典可坐而致也。自校雠失传而文集类书之学起，一编之中，先自不胜其庞杂，后之兴者，何从而窥古人之大体哉？夫《楚词》，屈原一家之书也；自《七录》初收于集部，《隋志》特表《楚词》类，因并总集别集为三类，遂为著录诸家之成法。充其义例，则相如之赋，苏、李之五言，枚生之《七发》，亦当别标一目而为赋类、五言类、《七发》类矣；总集别集之称何足以配之？其源之滥，实始词赋不列专家而文人有别集也。《文心雕龙》，刘勰专门之书也。自《集贤书目》收为总集，《隋志》已然。《唐志》乃并《史通》、《文章龟鉴》、《史汉异义》为一类，遂为郑《略》、马《考》诸子之通规。郑志以《史通》入通史类，以《雕龙》入文集类，夫渔仲校雠义例最精，犹舛误若此，则俗学之传习已久也。充其义例，则魏文《典论》，葛洪《史钞》，张骘《文士传》，《典论·论文》篇如《雕龙》，《史钞》如《史汉异义》，《文士传》如《文章龟鉴》，类皆相似。亦当混合而入总集矣。史部子部之目何得而分之？《典论》，子类也；《史钞》、《文士传》，史类也。其例之混，实由文集难定专门而似者可乱真也。著录既无源流，作者标题，遂无定法。郎蔚之《诸州图经集》，则史部地理而有集名矣；《隋志》所收。王方庆《宝章集》，则经部小学而有集名矣；《唐志》所收。玄觉《永嘉集》，则子部释家而有集名矣。《唐志》所收。百家杂艺之末流，识既庸暗，文复鄙俚，或钞撮古人，或自明小数，本非集类而纷纷称集者，何足胜道！虽曾氏《隆平集》，亦从流俗，当改为传志，乃为相称。然则三集既兴，九流必混，学术之迷，岂特黎丘有鬼，歧路亡羊而已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