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一个刚想起来的让我笑到劈叉的郭老暴论：

“主席并无心成为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却成了诗词的顶峰。主席更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成了书家的顶峰。例如以这首《清平乐》的墨迹而论，’黄粱’写作’黄梁’，无心中把粱字简化了。龙岩多写了一个龙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没有句点。这就是随意挥洒的证据。”

……按郭老这个说法，我小时候扣的语文分谁来给我补上啊！

但同时，郭老和毛主席在诗词上正常切磋的时候，还是足见二人功底的。比如我印象里《登庐山》的“跃上葱茏四百旋”原为“欲上逶迤四百旋”，郭觉得有“踟躇之感”；“热风吹雨洒江天”原为“热风吹雨洒南天”，和上一句“冷眼向洋观世界”不谐。所以后来毛都改过了。只是那些吹捧的言论也比比皆是，搞得连后来写传的都看不下去。

关于此事，可能出自张恩和的《毛泽东与郭沫若》，有兴趣者可自查。

最让我感慨的，是郭老的儿子郭世英在因为电话中讲了英文被抓起来毒打，不堪其辱跳楼自杀（此说存疑，因其被反绑）。而郭沫若此前正好陪同周总理出席外事，夫人于立群托其求救，而郭整晚坐于总理身边一字未提。

面对妻子痛不欲生的指责，郭沫若一再沉默，沉默，最后说：“我也是为了祖国好啊！”万般苦闷中，郭沫若默默地伏在硕大的办公桌前，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悲痛，将郭世英在西华农场劳动期间的日记一行行、一页页颤抖地誊写在宣纸上，整整抄了8大本。——《晚年郭沫若负疚抄写亡子日记》.《文史参考》2016年16期

诸等事宜，请结合本提问下高喊口号的各种回答自行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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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尤其是60年代后的郭沫若，是个非常有了解价值的历史人物。他喜欢夹带私货，但没作甚大恶。同时代的学者对其品格看不上眼也是普遍现象。亲生儿子生死之际，为了自保也不敢出言，事后悔恨终生，虽然也是大时代下的可怜人，但要人喜欢，我相信大部分人也做不来。

首先，私德没什么好说的。培根卖舅求荣，陀思妥耶夫斯基赌得发昏，薛定谔的外遇比箱子里的猫还不可测，我等又不是他们的老婆外甥，关我们鸟事，不值得提。学术更不用说，大概说得上的黑点的是考古上的定陵事件，这个属于业务不精私欲重，虽然痛心也说不上是刻意破坏；再就是坎曼儿诗笺搞了次乌龙，也不是什么大事。

但节操这个事情就不用洗了。60年代前的郭还好，虽然他后来晚年称自己已经“学会逢场作戏”，但那时更多是官僚主义，环境还没那么极端，60年代后就真是……当时的京城四大_____里，另外三位位置人物都有变动，就他稳居第一。不是没原因的。

以下摘自丁东《陈明远谈郭沫若》（如果连陈明远都不知道就别参与郭沫若讨论了）：

丁：郭沫若对科学、艺术两界的态度有何不同?

陈：身兼中科院院长和中国文联主席的郭沫若对文艺界其实没有拿出过什么领导性的意见，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中国科学院。科学院设什么新研究所，他都要过问。有一次，他就问我关肇直的书怎么样?当时华罗庚和关肇直不团结。郭沫若和华罗庚私交不错，和关肇直不太熟悉。当时华、关两位都担任数学研究所的业务领导工作。

我说关先生学生很多，为人很好，华先生做人做学问也都不错。青年人都希望这两位老师能够消除隔阂，团结起来，共同搞好数学所的工作。这说明郭沫若关心科学院的事，他想做说服工作，维护团结。郭沫若在反”右”以后，对文艺界的批判出面少。身为文联主席，60年代以后，文联的事他不太愿意管，只愿管中国科学院的工作。他给自己在社会结构里的定位，放在科学界。1962年在广州有两个会，科学的会他很热心，自始至终参与;文艺的会只露了一面，看得出对文艺不愿意参与。凡是文联的事，他都按周扬的意见(他认为也就是毛主席的意见)办。

”大跃进”开始时郭沫若很热乎，符合他的浪漫主义性格。一天等于20年，遍地皆诗写不完。他还写了不少民歌。其实他也有另外一面。他就跟我说过，民歌有局限性，写不出大作品。他对艺术是有见解的，什么是珍品、精品，什么是糙品、废品，他很清楚。50年代他参加世界和平运动，出国很多，在国外接触的文化艺术很多，包括现代派。

他外语也很好，”文革”中还在外国诗上作批注。这代表他真实的鉴赏水平。他对文艺的真实看法和公开表态矛盾很大。他说过自己的《百花齐放》并不好。他后来写诗是自暴自弃，反正我就这么胡写了，不是当诗写，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有什么时事，《人民日报》等媒体就找他约稿，请他作诗表态，他一般都不拒绝。约了稿就写，写了就刊登，刊登后自己也就忘了。

后来，郭沫若对”大跃进”把学生身体弄坏了也有看法。了解到浮夸、虚报的真相，他也反感;老百姓得浮肿病，他也有点忧国忧民。但在公开场合从来没有发表不同的声音，因为他知道其中的利害。他也劝过我，不要参加对一分为二的讨论，写什么对浮夸风、共产风的分析。郭沫若在科学院提倡三敢三严。他在科学院还是实干的，也有实权，张劲夫对他很尊重，他和张劲夫关系处得比较好。每次院长例会他都主持，经常到各研究所检查工作。

解放前夕，他发表过一篇《斥反动文艺》，点了沈从文、朱光潜、萧乾。我认为，朱光潜的书他是不怎么看的，沈从文的小说他也不一定看。沈从文曾经评论，郭沫若是诗人的笔，写不了小说。《斥反动文艺》那篇文章的很多材料不是出于郭沫若本人的第一手了解，基调来自当时党的工作者。解放后，他还是延续了这个角色。凡是文艺方针政策方面的事，他表示都照毛主席的指示办，具体说来都是照周扬传达的意见办。

如1958年”大跃进”时编选《红旗歌谣》，就由周扬拍板，郭沫若按照周扬定的调子写序言，算是由两人合编。60年代文艺界一连串批判什么”写中间人物论”、”无冲突论”等等，他都没有直接介入。但是一到批判田汉的《谢瑶环》、夏衍改编的《林家铺子》、阳翰笙的《北国江南》，郭沫若就立即与过去几十年的好朋友田汉、夏衍、阳翰笙断了联系。解放前，他上台讲话先问党的负责人：你们需要我讲什么?问完了，列个提纲，再按提纲发挥。解放初，批判《武训传》，他没想到，所以先作检讨;批《红楼梦研究》不太一样，胡适原来就是他的老对手，学术上、政治上都是对立面。他们是一左一右。

所以批胡适派一点心理障碍也没有，组织得很积极，批”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其实，郭沫若也是大胆假设。我的看法，他的历史学是浪漫主义方法，随意性很大，想像上比闻一多还要过之。在学术上，他利用了比较确切的资料时，能得出正确或比较正确的结论。一发挥想像，纰漏就大了。胡适是乾嘉学派加杜威的实用主义，重考据。郭沫若往往是借题发挥。根据我对郭沫若的了解，他不会仔细看胡适的文章。他自己说，鲁迅活着的时候，《呐喊》他只看了一半。茅盾的小说他基本上就没看过，别人研究他们的文章更不看。艾青的《诗论》他根本就没看过。历史学方面的学术著作他看得多。

王国维的书他看得多。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两汉文学史纲要》他看。文学作品看得少，跟他风格相近的”新浪漫主义”一派的作品，如田汉的《关汉卿》、《文成公主》，闻一多的《红烛》等等他还是看得津津有味。他生前很赞赏田汉、闻一多的作品。他也很看重郁达夫、成仿吾。他曾一再为郁达夫辩护。文艺理论基本不怎么看，也没什么兴趣。他和胡风过去很要好，40年代在重庆是抗战文协的同事。他写文章提倡胡风，后来胡风出事又将文章删掉了。胡风和周扬有派系之争，但胡风的理论也是左翼。

批胡风，我感觉他对胡风讲些什么都没看懂。他当时要求对胡风逮捕法办，后来编《郭沫若全集》时，有人要删掉这些。我觉得没必要删，白纸黑字，他就是站在当时的主流政治立场上。他把自己放在民主人士跟党走的位置上，党说什么就是什么。60年代初毛泽东在一个讲话里提到《随园诗话》，郭沫若就发表文章《读〈随园诗话〉札记》。我找他借这本书读，他告诉我里面没什么东西。1961年学术界突然讨论《再生缘》，文章发了不少，他也发了文章，我又问他找书看。这也有上面的背景。有封信里他对我说，你不用看，知道有陈端生这么个人就行了。一直到”文革”初表示拥护”文革”，1976年表示拥护批邓，他对邓小平有多少了解?没多少了解。林林先生有一篇文章说郭沫若是”党喇叭”，比较客观。他很明白，他就是”党喇叭”。

丁：最后，再请您谈谈郭沫若晚年心境。

陈：据我和郭沫若的接触，他60年代和50年代心境有差别，他心情最好的时候是1959至1962年，这几年他写出了3个历史剧本，也做了不少研究工作。1963年以后他心情明显不好。一件大事是阶级斗争搞到了他们家里。他的儿子郭世英被打成反动学生送去劳教，这件事对郭沫若震动很大。据说当时内部发了通报，说高知子女很危险。郭世英直到”文革”前才放回来。这个案子已经过去30多年了，值得研究。当时问题是从信件中查出来的。家信怎么被查出去?可想而知，郭沫若有些事不愿意让”身边的人”知道，要避着秘书。郭世英出事后，郭沫若把我的信还给了我。

1961年秋，郭沫若去上海，白杨、以群他们想给他做七十大寿，他谢绝了;第二年秋再提议，他又谢绝了，说不要声张。他到上海是悄悄来，悄悄去。他对上海的背景有感觉。他写剧本《武则天》原来想让白杨演。白杨看了剧本，也想演。但上海形势已经紧了，只好请北京人艺朱琳演。

我最后一次见郭沫若，是在1966年底吴玉章的追悼会上，他只和我说了几句话。当时，”文革”已经如火如荼。他说，有些事情虽然我们不能理解，但毛主席自有他的考虑。从这话里也能感到他内心的矛盾。不久，我就失去了自由，此后再也没有见过郭沫若。

同时郭沫若写给陈的书信里也有着如下的反省：

做人有两种，一种叫逢场作戏，那样，很快就能成功，另一种，叫自然流露。也很容易倒霉，甚至毁掉。我的诗，最早之所以写得好， 是因为自然流露。譬如我写《女神》，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要靠写诗混稿费，更没有想到，要靠写诗去争地位。那时候，我在日本留学，时常穷得连吃饭的钱都没有。 好在有几个好朋友，田汉、郁达夫，常在一起海阔天空地聊天。我写的《女神》里 面，有不少是和田汉交往过程中写出来的，陆续寄给了在上海的宗白华。宗白华是个好编辑，是他把《女神》发表了出来。由此，我就成了名。北伐开始之后，我的地位渐渐高了，就免不了学会逢场作戏了。现在，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谈话，是有什么谈什么，我不会作戏。可是一转眼，我跟别的人，往往就不得不逢场作戏了。这是很悲哀的。凡是逢场作戏的人，写出来的东西，都会遭到后人的嘲笑。”

他一九六三年五月五日给陈明远的信中也说：“至于我自己，有时我内心是很悲哀的。我常感到自己生活中缺乏诗意，因此也就不能写出好诗来。我的那些分行的散文，都是应制应景之作，根本就不配称为是什么‘诗’。别人出于客套应酬，从来不向我指出这个问题，但我是有自知之明的。你跟那些人不一样，你从小敢对我说真话， 所以我深深地喜欢你，爱你。我要对你说一句发自内心的真话：希望你将来校正《沫若文集》的时候，把我那些应景应制的分行散文，统统删掉，免得后人耻笑！当然，后人真要耻笑的话，也没有办法。那时我早已不可能听见了。”

不只是和陈明远的书信可考，还有和其自杀的儿子郭世英的好友周国平的书信：

国平：

你的信和写给我的诗——《寄语老兵》，我都看了。其他的诗也看了。

我这个老兵非常羡慕你，你现在走的路才是真正的路。可惜我“老”了，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

我在看世英留下来的日记，刚才看到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他在日记后大书特书的两句：“全世界什么最干净？泥巴！”

我让他从农场回来，就像把一棵嫩苗从土壤里拔起了的一样，结果是什么滋味，我深深领略到了。你是理解的。

希望你在真正的道路上，全心全意地迈步前进。在泥巴中扎根越深越好，扎穿地球扎到老!

不多写了，再说一遍：非常羡慕你！

老兵

一九六九．一．六讲真，什么如椽巨擘都没法写出这么深刻的形象。太踏马隽永了。

我看也有不少人认为他的那些吹捧之作算不得正经创作。从他自己的书信来看，他也这么认为，大概是不错的，反正也不是什么正经学术作品。但是《李白和杜甫》这个封山之作就怎么都说不过去了，为了巴上主席的喜好，整出以下暴论（太长时间了我就对《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段特别有印象）：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屋上有三重稻草是杜甫作为地主阶级的象征，穷人一重都没有；

【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是污蔑劳动人民的孩子为盗贼；

【娇儿恶卧踏里裂】体现了杜甫作为地主阶级对自家孩子的纵容和溺爱，是反革命性的体现。

这特么要不是当年黑纸白字人手一册的国民读物，你说是《何新李杜考》我都信。

还有这个：

1949或1950年，周作人写信问《人民日报》文艺部：如果鲁迅活着，党会如何看待他？我（牛汉）看到过这封信，收信人是编辑李离。当时郭沫若是国务院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信转请他答复。郭沫若的回答是：鲁迅和大家一样，首先要改造思想，再根据改造的情况分配适当工作。

好吧，反正您二位解放前就不对付了。一个要《女神》，一个要《补天》。

要说为什么现在风评转变？

一方面，当然是郭沫若自身的学术成就摆在那儿；另一方面，大概是节操这种东西对有些人来说实在是太过时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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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有人提议让我写一下关于陈明远被郭沫若之女郭平英起诉伪造书信的事情，我简单说一下。

wg后郭平英起诉陈明远伪造了父亲郭沫若的书信，最后海淀法院只判陈侵犯了郭沫若的署名权（陈拿不出郭沫若书面的授权原件），当时郭已经过世，相当于陈未经许可就给《新潮》这本诗集擅自署郭沫若的名，法院并无认定陈明远伪造书信。

起诉方的郭平英是郭沫若纪念馆的馆长，评论区里大量采用伪造说的言论也来自这个馆的研究员李斌。这派人马说的东西学术界接受吗？

遗憾的是并不。这派朋友们的核心阵地《郭沫若学刊》1987年创刊到现在，是个影响力因子0.1左右的刊物。0.1左右啥概念？

2016年中文核心刊物影响力因子排名，遗憾的是整个表就1194，最后一名都得0.443起

咳咳~~0.1已经是历史高位

说这个是学术垃圾可能有点残忍，但是说是吃政治遗产的水货刊总是没跑了吧。可信度大概跟影响力因子差不多。不维护个完人形象怎么恰饭。

事实上，陈的书信有几个不同来源相互印证：

早在文革前，郭沫若与陈明远通信之事就得到了住在上海的文艺理论家叶以群的关注，叶帮助陈选录了其中一部分，抄了三份，叶留了一份。叶不幸死于文革中。1978年归还文革抄家物品时，一部分已残缺散乱的书信抄件被归还。这成为书信的第一个来源。

文革前上海《文汇报》记者周尊攘也关注到郭沫若与陈明远通信，当时有意写报道，请陈抄了一部分书信。周当年保存的材料，成为书信的第二个来源。

陈明远虽在文革前已离沪赴京工作，但他与叶以群共同选录的抄件，有一份放在上海的哥哥陈明通（原高桥石油化工公司副总工程师）家中。陈明通本已忘记此事， 199O年要去美国，临行前整理家中东西，发现此件，这成为书信的第三个来源。

加上文革前《中国青年》发表的几封信和中国科学院归还陈明远的少量信件，郭沫若致陈明远书信一共就有五个来源。

重点是，郭平英的起诉连她自家兄弟都看不下去了。

郭沫若的另外三个儿子郭博、郭复生、郭志鸿发表声明：“看到（1996）海知初字2O号文，才知道我们3人成了该起诉书的原告人。我们作为郭沫若第一顺序继承人，从来没有委托过郭平英做我们的代理人来向法院起诉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和陈明远。也没有委托郭平英全权处理此案。郭平英也没有事先跟我们商量过。因此我们认为这个起诉书和判决书是不符合法律手续的。同时我们3人都不同意郭平英的该起诉书的内容，因此我们3人要求撤消该起诉书。”

注意，三兄弟都不同意郭平英的起诉内容。可以说是石锤了。相反，郭平英自己作为郭沫若纪念馆馆长，才是这桩起诉里最有利益动机的人。

利申：郭老的学问我很尊重（当然除了某些同时代大拿也没啥人黑他这个），男女关系私人道德我不关心。但作为御前学者，翰林大学士，这个为人节操实在是德不配位，没法让我敬重。当然作为一个大学者，他自己有对自我清醒的、悲哀的反省，这点比那个时代和这个时代没文化的吹捧者要强。发这个答案的初心，就是希望大家了解一下，在极端的环境里，能把一个本来好好的学者逼成啥。

绝对不要做任何回到过去的尝试。

顺便推荐一本郭沫若研究绕不开的书吧。这问题下没读过郭的回答太多了，辣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