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在中国据说起源于战国时期甚至更早，其历史在3000年以上。在中国古代缓慢的邮驿节奏中，书信具有“家书抵万金”的珍贵，也被寄寓了“一行书信千行泪”的情感。书信在西方被称为“温柔的艺术”，也是历史悠久，据说始于希腊时代。到18世纪，西方书信进入黄金时期。在启蒙运动中，书信成为交流思想和情感的重要载体。在西方文学涌现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思潮时，书信成为文学借助的重要形式。中西两种书信写作传统自然更深刻地引领着中国现代作家，他们在创作正规文学(含书信体文学)作品之外，也写下了大量有独特价值的书信。

一 作家书信的生产

中国现代作家写过大量书信，但保存下来的应该只是其总量中的一小部分。其散佚的程度远大于正规的文学作品(那些作品能随写随刊或能即时出版，所以保存的机会更多)。由于战乱、迁徙或政治等原因，当然还有作家和受信人对书信的不珍视，书信的销毁、散佚情况十分突出，是作家所写文字中散佚最多的部分。以周氏兄弟为例，鲁迅一生所写书信6000多封，现在仅存1300多封。周作人一生写信约2000封，目前能见到的不及800封。著名作家的书信的存世情况尚且如此，一般作家的书信的命运自然更糟。

尽管这样，作家书信还是有不少被完好保存下来。现在的许多作家全集往往是收集其书信最多的文本。而这些书信中的一部分，又来自那些先前就已出版的书信集。最早的中国现代作家书信集当属1920年出版的田汉、宗白华、郭沫若三人通信集《三叶集》。1920年代较有名的书信集还有蒋光慈、宋若瑜二人的情书集《纪念碑》(1927年版)。1930年代是中国现代作家书信集出版的第一次高潮，出版了庐隐和李唯建的《云鸥情书集》(1931年版)、朱雯和罗洪的《恋人书简》(1931年版)、刘大白的《白屋书信》(1932年版)、鲁迅和景宋的《两地书》(1933年版)、《周作人书信》(1933年版)、《沫若书信集》(1933年版)、白薇和杨骚的《昨夜》(1933年版)、朱湘的《海外寄霓君》(1934年版)、《朱湘书信集》(罗念生编，1936年版)、徐志摩和陆小曼的《爱眉小札》(1936年版)、《现代作家书简》(孔另境编，1936年版)、《鲁迅书简》(许广平编，1937年版)、郑振铎的《西行书简》等书信集。1940年代，作家书信集的出版骤减，主要有舒新城和刘济群的《十年书》(1945年版)、《鲁迅书简》(许广平编，1946年版)、《作家书简》(平襟亚编，1949年版)等几种。

1960年代国内未见现代名作家书信集出版。1970年代，也仅有香港出版的三种周作人书信集，大陆出版的一种《鲁迅书信集》(1976年版)，以及从1977年开始出版的《胡适来往书信集》等。1980至1990年代，现代作家书信集出版的第二次高潮到来。其中有1980年出齐的《胡适来往书信集》。而1981年一年就出版有《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萧军编注)、《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萧军编注)、《郭沫若书简：致容庚》、郭沫若的《樱花书简》(唐明中等编注)、《傅雷家书》(傅敏编)等。随后出版有《达夫书简——致王映霞》(1982年版)、《郑振铎书简》(1984年版)、《鲁迅景宋通信集——的原信》(1984年版)、《茅盾书简》(1984年版)、《闻一多书信选集》(1986年版)、《丁玲书简》(1987年版)、《巴金书简(初编)》(1987年版)、《雪泥集：巴金书简》(杨苡编，1987年版)、《胡风书信集》(1989年版)等书信集。1990年代，继续有大量现代作家书信集整理出版，如沈从文《湘行书简》(收入1992年版《湘行集》)、《老舍书信集》(1992年版)、《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1992年版)、《郭沫若书信集》(1992年版)、《知堂书信》(1994年版)、《家书：巴金萧珊书信集》(1994年版)、《从文家书》(1996年版)、《胡适书信集》(1996年版)、《郁达夫爱情书简》(1996年版)、《两地书全编》(1998年版)等。

新世纪以来，出版的书信集则有《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2004年版)、《志摩的信》(2004年版)、《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书信集锦》(2006年版)、《胡风家书》(2007年版)、《叶圣陶叶至善干校家书》(2007年版)、《萧乾家书》(2010年版)、《傅雷家书》(增订本，2012年版)等。除了这些书信集之外，现代作家书信也通过期刊杂志的零星发表得以保存，有些在写作的时代即被当作作品来发表，有些是作家身后发表的。其中，《新文学史料》从创刊至今就发表了大量现代作家的书信。

现代作家书信的绝大部分皆是私人信件，是私人之间传递信息、通情达愫的产物，一般不像正规文学作品那样，写作即为了出版和发表，而是因为某种机缘被出版被发表。这些书信大体上可分为情书、家书和交谊书三类，其中最具私密性的情书却往往能较早发表或出版。这首先缘自时代和文化消费市场的需要。新文化运动开启的人性解放思潮的重要方面是追求自由恋爱和自由婚姻，它成为一种时代主题和写作主题，而情书恰恰是表达这一主题的重要载体或文类。读者对情书有阅读需求，书商也因情书热销而乐意出版，因而从1920年代至1940年代情书出版热潮不减，大量情书和情书体小说不断问世。据统计这三十年内仅情书就出版有40多种。①名作家的情书当然因为既可满足普通人的窥视欲又可作情书写作范本而更受欢迎。于是许多作家原本无意披露的情书被出版并成为情书名作。出版交谊书即为此，如《三叶集》正是田汉、郭沫若、宗白华三人“精神往来”、“披肝沥胆”地谈论人生、婚姻和文艺的纪念物。当写信中的一方突然故去，书信也可以成为一种纪念物或祭奠物。如蒋光慈与其爱人宋若瑜的通信集之所以取名为《纪念碑》，正是蒋光慈“序”中所说，是在宋死后一周年时，为她做“一个小小的纪念碑”。另外，有些书信集的及时出版，是因为它们可以换钱救穷。有许多现代作家初出茅庐，生活如贫民，极度穷困之时，就会出现卖情书的现象。杨骚、白薇出版他们俩私密的情书集《昨夜》主要就是这样。作家书信集出版的更重要的原因，是编选者看到了书信自身的多重价值。孔另境是较早关注现代作家尺牍价值的作家，他才有心搜集了58位现代作家的书信编成《现代作家书简》(原名《当代文人尺牍钞》)。而平襟亚编辑的《作家书简》更以作家书信手稿真迹影印出版，可见，于上述价值之外编者更见出现代作家书信的字迹学、辨伪学和书法艺术的价值。而作家家书的出版，是编选者、出版者另又看到了它的亲情、家教的价值。如《傅雷家书》的增订本《出版说明》就引楼适夷《代序》语以突出此书“不仅是‘一部最好的艺术学徒修养读物’，也是‘一部充满着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篇’”②。1980年代以后，作家书信的大量整理发表或出版，更主要的是整理者意识到其在作家研究和文学史研究中的独特的史料价值。

二文类三性

在中国古代的文体学中，书信应该是一种应用文类，其主要特征是具有实用性。中国现代作家的书信也是作家们现实生活中的一种实用文体，它传递的也是作家周遭世界和自身的诸种信息和情感。借用民国时期的《古今尺牍大全》的分类，作家书信也可分为“叙事”、“达情”、“论理”三类。所谓叙事类书信，通常传达的是作家身边发生的事情或自身遭遇和经历的事情。这类书信有更高的信息密集度，是作家现实生活的全面叙述，实现了作家报平安、传实信的目的。所谓达情类书信，则是作家心态、情感的写照。家书、交谊书和情书都能达情，都是作家与家人、友人、情人等交流情感的有效途径。所谓论理类书信，于作家来说更能见其思想信息。友人之间对某问题的辩论、对某类理论的宣扬，长辈向子女传授为人处世的道理等，都可通过这类书信来实现。总之，作家书信是传递、交流有关信息的实用文类，其目的是在时空阻隔中达到“如面”、“如晤”地交流信息和情感的效果。现代作家书信基本是手写真迹，更能体现“尺牍书疏，千里面目”③的功能。现代作家往往从属于某一社团或流派，或有自己的小圈子，书信也就往往成为他们交流文学主张、出版事务、文坛轶闻等的载体，书信在此时的实用功效有学者指为“纸上会议”、“纸上沙龙”，如新月派文人之间的通信等即是。

书信的实用性还可以从其他角度看，有时候，当面不能言、不便言者就可以书信代之，这更见出了书信的实用功能。不善口头表达者、当面不便直说者都可以以书信代言，这已不是因时空阻隔而通信的问题了，而是表达方式的转换问题。有作家之间的矛盾，“意锐面难”说的话可以书信代达，如在鲁、高冲突中，高长虹于1926年10月10日写了那封对鲁迅表示不满的长信。有作家写情书是因“有许多话，是嘴上说不出来的”。另外，书信的实用性还体现在它是一种交际工具。作家书信则是作家间人事、文事交际的一种表现，书信的往复加强了他们的人际关系。

作家书信中有相当一部分在实用性之中也隐含了文学性。文人书信不像普通人书信那样仅仅以传递信息为目的，而是可以散郁结、抒心怀，可以写得有风神、有文采，即已具有了抒情性、形象性等文学性特征。现代作家书信除去一些实用性书信，有许多都可以称之为文学书信。从一般意义上讲，作家在写信过程中，有可能进入“创作”状态，充分张扬主体性，从而笔带感情、文采飞扬，使书信具有某种文学性。在具体的书信类别中，作家的情书更具倾诉特征，更有可能成为文学书信。沈从文的《湘行书简》则是情书、家书和游记的混合体，完全可以当美文来读。作家的家书中有许多也都是文学书信，如《傅雷家书》可归于议论散文，鲁迅的书信杂文色彩浓厚。作家的交谊书中也不乏具有文学性之作，如徐志摩写给凌淑华的那些书信。如果作家们对这些书信略加删改、润饰，当时就出版或发表出来，它们就会更接近“文学”。如郑振铎的《西行书简》本是写给他夫人的家书，修改后当作品出版，收入他的全集时就被列入“散文”集。因为文学书信离“文学”很近，即便是后来整理出版的，人们也不忍把它编入作家全集的书信集，如沈从文家人整理的《湘行书简》就与《湘行散记》并置。这也从一个特定角度证明文学书信具备文学性。而所谓书信文学，则指借书信之体所写的那些书信体散文，如周作人的《乌篷船》、冰心的《寄小读者》等；或书信体小说，如庐隐的《或人的悲哀》、郁达夫的《茑萝行》等。这类作品明显属于文学，具有文学的虚构性特征，但借用了书信形式所具有的真实性和亲切感。实际上，文学书信与书信文学之间的界限有时难以区分。如秦丰川的《恋人与情敌》是私人书信还是书信体小说就难以判定。④这些文学书信夹在书信文学中让人辨不出其差异。这也是中国现代作家书信具有文学性的佐证。

作家书信在传播过程中又形成延异性，它包括延时性和变异性。这首先是指其传播效应具有延时或延搁的特征。在比古代邮驿相对较快的现代邮政系统中，书信的传递依然需要较长的时间，传递的信息往往在邮递过程中被延时被延搁。书信不像电信那样及时，而是写信者与收信者之间隔空延时的对话。在这种延时当中，收到的信息是以前的信息，对方当下的信息只能付于猜想了。同时，在通信中，写信人和收信人都会产生挂念、期盼、焦急等复杂情感，书信的情感体验之所以如此丰富也部分地来自这种延时性。作家书信的延时性还体现在其社会影响的延时性上。如果作家的公开信或私人书信能及时发表，那才具有社会影响的时效性，而一般情况下，作家书信的社会影响皆后滞。作家书信往往是写给个人或少数人，只是一种人际传播，其影响只到个人或少数人而终止。只有书信被整理发表、被发掘出版，它才进入公共传播领域，才会发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大部分作家的书信正是在这种延时中进入公众视野，进入文学研究者视野，进而被整合到文学史真相和细节的叙述之中。

作家书信在延时传播中又会变异，这主要是指进入公共传播的过程中，书信文本发生的变异。作家书信是私人文本，它不同于一般人书信之处在于它更有发表或出版的价值。而当它从私人领域进入公共领域之时，书信中涉及的某些隐私或可能引发人际纠纷和社会矛盾的内容必会做出修改和删除，于是这些书信文本就发生变异，产生异文。作家自己在发表和出版这些书信时往往就作了必要的修改、增删。鲁迅出版《两地书》时就作了不少修改，如第一一二号信增加一段：

我这才明白长虹原来在害“单相思病”，以及川流不息的到我这里来的原因，他并不是为《莽原》，却在等月亮。但对我竟毫不表示一些敌对的态度，直待我到了厦门，才从背后骂得我一个莫名其妙，真是卑怯得可以。⑤这段话披露了真相，嘲讽了高长虹。又如第一二六号信在人名、署名、部分信内容上都作了修改，其中删去原信的一段为：

丛芜因告诉我，长虹写给冰心情书，已阅三年，成一大捆。今年冰心结婚后，将该捆交给她的男人，他于旅行时，随看随抛入海中，数日而毕云。⑥

这里，鲁迅不愿在公开的书信文本中传播那些传闻而删改了私人情书中的话，又显出其厚道。《两地书》的原信一直延时到1990年代后期以后才开始由一些出版社出版，这部情书才在公众领域中完全显露真容。比较起来，原信真像情书，而鲁迅修改的《两地书》更像杂文了。另外，作家书信经他人之手发表或出版时往往也会作一些删节处理，从而使书信文本发生变异。总之，作家书信在延时传播中出现变异是一种普遍现象。这种变异如果从本雅明的观点去看，那就是“光晕”的消失。中国现代作家的原信往往用钢笔甚至毛笔书写，它典型地体现了作家书信艺术、书法艺术的独一无二性和文物价值。而这些书信一旦通过机械复制来发表和出版，其原有的光晕或灵光将大大减退，这也是一种特殊的变异吧。

三文学史价值

作家书信的文学史价值首先体现为史料价值。书信对于通信者来说是情感交流载体，也是重要信息源。而对于后来的读者和研究者来说，它可以是一种普通读物，但更重要的还是一种信息源，是珍贵的历史读物。事实上，现代作家书信的挖掘、发表和出版，人们更看重的也是其史料、文献价值。现代作家在动荡时代的迁徙、游历中写了大量书信，使他们成为名副其实的社会通信员、民间采风者和历史见证人，信中记下的所经所历所观所感，可丰富一般的历史研究。即便是私人情书亦可为社会史料。如舒新城、刘济群的《十年书》记录了两人恋爱经历的曲折，是中国西南一带把男女交游、恋爱看作伦理犯罪并加以镇压的社会现象的反映。这部情书因此可成为社会史、文化史等历史写作的绝好材料。

作家书信的历史价值更主要地体现在它所具有的文学史料价值上。作家书信中涉及的文坛故实可以包括很多方面：诸如文学运动的提倡、文学论争、社团事务、文事交往关系等等。另一方面，作家书信中所蕴含的个人信息和个人生平史料可能更丰富，大凡作家的经历、交游、思想、情感、个性乃至日常起居等都会在书信中呈现。如《两地书》中可见鲁迅在厦门大学等地的经历，他的人事和文事交往，他对研究系、顾颉刚及其他文人的评价，他的政治观、社会观、人生观、伦理观等，他的婚姻及家庭矛盾等。作为情书当然更细致地呈现了他与许广平从师生到恋人到夫妻的情感变化、身份变化及相互间的称谓变化。当然也显露了鲁迅写情书“含而不露，好用欲亲反疏的曲笔”⑦的表现方式。作家书信中的史料还包括其他方面，如对作家、作品的评论等都是文学史研究的好史料。

对现代作家书信史料价值的评判一方面应注意它的较高的价值层级。首先，它往往是及时的信息交流，是对文学史真相及作家个人信息的近距离的记录，所以，作家书信中的史料可信度比日后的回忆录或口述历史更高，记忆误差会更小。其次，作家书信是私人文献，是个别人或少数人的专利阅读之物，其私密级别仅次于日记而在作家自传之上。因为大多数作家私人书信并非为发表或出版而写，所以写作时较少公共传播的顾忌，在私密书写中掩饰较少而可能泄露更多的真实信息。因为是私信，也不必板着面孔，不必太正经，所以，徐志摩给胡适的信中可以以淫喻喻作文之道：“我在旅次实不能作文。勉强为之，等于‘早泄’，颇非经济之道。此行原为养蓄，故多看多谈多收吸，而忍不泄，或可望‘不得不’时稍见浓厚也!”⑧在私信中也不必绕弯子，可直说，多真话，所以胡适可以直截了当地批评苏雪林骂鲁迅的文字有“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⑨。而闻一多在给臧克家的信中讲了真话之后更不忘叮嘱他保密：“信里所谈的请不要发表，这些话只好对你个人谈谈而已。千万千万。”⑩第三，作家书信中会包含更多的不经意的史料。多数书信的写作目的是与亲友等交流信息和情感，不必像公开发表作品那样刻意而为，所以，更可以“从不经意处，看出这人——社会的一分子的真实”(11)，从中发现不经意的史料。而不经意的史料的价值当在经意史料之上。

另一方面，也不能过高估计作家书信的可信度和史料价值。既是私信，就免不了写信者的主观私见和小圈子偏见，甚至免不了传播谣言、传闻等；既是私信，也免不了信笔而写从而对史实的叙述不全面、不完整等。这当然只是一种普遍的判断，对具体的书信写作者和书信文本应作特殊的甄别和历史的评判，应该考虑书信写作者的性格、习惯、境遇等因素。另外，由于书信传播的延异性，使得部分作家的原信比发表或出版的信件的可信度更高。如《两地书》原信中的许多真实的历史人名在结集出版时皆被假名替代：“钱玄同”写作“金立因”，“顾颉刚”写作“朱山根”等。还有许多历史信息的删改。所以，真正接近历史真相的史料当是作家的原信。

作家书信的文学史价值还体现为它本身就应该是现代文学的一部分。作家书信具有实用性，所以往往被划到应用文之中。作家写信的当时，的确主要是出于交流信息和情感的实用目的，但对于后代读者来说，这些书信具有了史料价值，它也就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更确切地说是个人之史，或是作家的一种亚自传。而其实，大部分的作家书信又都是文学书信，应归于文学的范畴。笔者认为书信应属于“非虚构文学”。如果我们不自囚于这一“文学”概念，而像中国古人那样持“大文学”观，那么作家书信这一类非虚构文学就理应归于文学。如果现代作家的文学书信因具有“文学性”而能归于文学，那将能从总量上丰富中国现代文学，丰富非虚构文学，进而避免现代文学史叙述的结构性缺失。这正是作家书信的文学史价值的重要表现。其次，作家书信归于文学之后，还会使我们对文学的本体特征有新的认知。文学不仅具有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文学性”特征，按伊瑟尔的观点，文学还具有交往性和应用性。(12)作家书信正是在传递信息的应用中，在作家与他人的隔时空的交往中生成。

作为非虚构文学的一部分，作家的文学书信同其他非虚构文学一样，以“真实”为其写作伦理，指涉现实中的人、事，从而成为带有历史性质的写作，兼有了历史与文学的特性。作家书信还与其他非虚构文学一样，是虚构文学的互文本，提供了作家的虚构文学的背景、原型材料。有些作家书信甚至与其文学作品之间有更具体的互文关联，如沈从文的《湘行书简》与《湘行散记》之间。但同为非虚构文学，作家书信又有自己的生产特性。其一，大多数作家书信其实就是书信形式的对话，是在隔时隔空的对话中，是在写信人和收信人的一问一答、一往一复中相互激发相互生成的。如徐志摩因为凌淑华这个理想的“通信员”而写出的许多书信。作家情书的生成来自更高频率、更具有激发力量的对话，如《两地书》等。其次，作家书信往往信笔而写，可称为即兴式写作，这种写法也可直接称为“信笔”，不同于“文笔”。总之，作家书信在非虚构文学中有自己的特性和价值，可以作为现代文学的一部分，甚至也成为虚构类文学借取的形式资源。现代作家书信的实际存在当引起文学研究者的注意，把它们归为非虚构文学足以提升它们的文学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