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新科（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外《史记》文学研究资料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在文化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其博大的内容、独特的思想和深邃的精神，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

文化大山

《史记》是一座不同寻常的文化大山。它有五种体例，既各自独立，又互相关联，发挥独特作用，形成完整序列，最大限度地展现了历史全貌，开创了历史记载的新体例，开辟了史学发展的新道路、新纪元，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也是中国传记文学的开山之作。

《史记》应时而生，顺应了时代需求。秦始皇一统天下后，“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没有来得及总结历史经验就已灭亡。汉高祖时期，主要任务是恢复经济，但也开始让陆贾总结“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的历史经验。经过文景之治，社会稳定。武帝即位，“外攘夷狄，内修法度”，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出现兴盛局面。巩固王朝统治，需要文化思想上的统一。《淮南子》“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开始进行思想方面的综合工作；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宣扬大一统；司马相如的大赋，体现汉代大一统社会的思想观念。宏阔昂扬的时代，应有一部史书系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当朝服务。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生逢盛世，肩负起时代重任。

《史记》跨越时空，从不同角度展示了中华民族从远古的原始部落逐步发展为大一统王朝的历史。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雄才大略的汉武帝，贯穿三千年历史，记录了四千多个人物，除汉王朝中原地区外，对周边民族的记载远及今天的中亚西亚，是一幅极为广阔的历史画卷，具有世界史的意义。史学家吕思勉在《秦汉史》中对此予以高度评价：“通史之义有二：萃古今之事于一编，此通乎时者也。合万邦之事于一简，此通诸地者也。自古所谓世界史者，莫不以其所知之地为限。当谈、迁之时，所知之世界，固尽于其书之所著，则谓其书为当时之世界史可也。”这是此前史书所没有的，也是同期世界其他国家历史记载所没有的。十二本纪所载王朝兴衰更替，显示了不同执政者的治国理念和君臣关系、君民关系，是政治学的典型范例。历史如何由对神的崇拜发展到对人的重视，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等人如何认识社会，司马谈如何总结先秦诸子，都包含着深刻的哲学思想。三千年历史，大小战争不计其数，尤其是春秋战国至秦一统天下、楚汉战争、汉匈战争，如何运筹、如何决胜，无不显示着军事学的谋略战术。物质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不同时代、不同区域有不同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手段，《平准书》《货殖列传》等就是古代经济学的活教材。此外，《史记》还涉及民族学、外交学、天文学、地理学、灾害学、医学、农学、教育学、音乐学、建筑学等。

《史记》是由心血浇铸而成的不朽巨著，关注的不是冷冰冰的历史，而是鲜活的生命。司马家族是史官世家。司马迁“年十岁则诵古文”，后又跟随孔安国、董仲舒学习，20岁时壮游天下，实地考察历史遗迹，收集资料。司马谈临终前嘱其子：“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继承父亲遗志，下决心要继孔子作《春秋》。他因“李陵之祸”而遭受宫刑，想以死来洗刷耻辱，但又想，《史记》没有完成，即使一死，“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于是，他从历史上英雄豪杰、志士仁人的悲惨遭遇中汲取精神力量，以超常的毅力，在逆境中坚持八年，最终完成《史记》，这是两代人用“心”铸就的历史长城。司马迁将自己的感情倾注在历史人物身上，在《史记》中可以看到他本人的影子。如，《管晏列传》管仲曰：“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鲁仲连邹阳列传》：“且吾闻之，规小节者不能成荣名，恶小耻者不能立大功。”有时司马迁则直抒胸臆，如《汲郑列传赞》借翟公所说“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揭露世态炎凉入木三分。《史记》也因此成为充满情感的文化大山，被鲁迅称为“无韵之《离骚》”。

文化标识

《史记》在继承前代文化的同时，进行新的创造，大胆提出自己的“一家之言”，这是《史记》的思想内核，也是全新的文化标识。

把“人”放在关键地位。纪传体以人为核心，原因是人的社会地位的提高，是先秦以来人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古代学者曾说司马迁有“爱奇”倾向，实质上就是对奇人、奇事的推崇。司马迁的笔下，不仅有历代帝王、贵族，更有形形色色的人物。有些丞相，“娖娖廉谨，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于当世者”，虽然“列侯继嗣”，但也不能进入传记。相反，一些底层人物，如刺客、游侠、商人等，因有值得称赞之处而进入传记。社会历史是人的历史，人心向背关乎国家命运。仁爱之君，视民如子，得民心，得天下；残暴之君，视民如草芥，失民心，失天下。《高祖本纪》中刘邦总结自己取天下的原因：“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刘邦认为，历史的发展要靠人的力量来推动。《项羽本纪》中项羽临死前称“天亡我，非战之罪也”，司马迁批评道：“过矣”“岂不谬哉”！显然，他认为项羽失败的原因并不在天命，而在于他本人。《伯夷列传》甚至对“天道”提出疑问。司马迁同时强调，人要顺应时势，社会发展靠人，但也不是靠一人之力。正如《刘敬叔孙通列传》所说：“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也。”

从“变”的角度认识历史。司马迁要通过历史“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殷本纪》展现王朝兴衰过程，“兴”“复兴”“衰”“复衰”“益衰”出现多次，线索清晰。《高祖本纪赞》说：“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谬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说明汉采取了相应的变革措施，使社会得以进步。从秦楚之际到刘邦建国，社会急剧变化，《秦楚之际月表序》对这段历史作了高度概括：“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指出陈涉、项羽、刘邦是这段历史中的三个重要人物，观察分析非常透彻。司马迁也注意到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如“十表”，《三代世表》起黄帝，迄西周共和；《十二诸侯年表》起共和，迄孔子卒；《六国年表》起周元王元年，迄秦二世灭；《秦楚之际月表》起陈涉起义，迄刘邦称帝。司马迁用共和、孔子卒、秦亡、陈涉起义、刘邦称帝等作为“表”的分界线，可见他对历史的敏锐观察和深刻认识。《平准书》说：“物盛则衰，时极而转”“物盛而衰，固其变也”。从“变”看历史、社会、人物，考察“成败兴坏之理”，分析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可见其思想高度和独特视角。

对传统勇于突破。《史记》“整齐百家杂语”，但司马迁不是杂家，而是融百家成“一家”。《史记》突破“为尊者讳”的史书传统，敢于揭露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丑恶行径；儒家重义轻利，《史记》同时强调物质财富的重要性，表现出卓越的经济思想；《史记》敢于歌颂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吴广，把他们比作汤武革命、孔子作《春秋》；当别人对秦“举而笑之”、讥刺其短命王朝时，《史记》能对秦的得与失进行冷静的分析评价，认为“世异变，成功大”；《史记》还创立民族史传，把中原以外的周边民族纳入华夏民族的版图之内，记载他们与中原民族的交往，体现了新的大一统思想。用这样的眼光看待历史，体现了司马迁非凡的识见。

文化丰碑

《史记》又是一座巍峨的文化丰碑。

《史记》是先秦文化的集大成和汉代文化的代表。先秦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有神话传说、谣谚诗赋、历史记载、经传杂说、诸子百家等。到《史记》，涓涓细流汇成大海，成为集大成的著作。《史记》是先秦以来巫、史文化的系统综合；《史记》是对上古至汉三千年文化的大梳理，反映了文化发展的阶段性和延续性；《史记》“整齐百家杂语”，是先秦以来各种学派思想的全面整合，反映了中华民族思想的发展变化；《史记》是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大综合，展现不同层次文化对社会发展的作用。

《史记》首次建立起中华民族完整的谱系。《史记》以黄帝开篇，具有深刻的意义。黄帝作为大一统的开始，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基本思想观念，认为社会的发展需要统一。《五帝本纪》记述黄帝之后是颛顼、帝喾、唐尧、虞舜，说他们都是黄帝的子孙，中华民族的历史就从黄帝这里发源，绵绵不断。不仅如此，各民族都是黄帝的子孙。如《楚世家》：“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越王勾践世家》：“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匈奴列传》：“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这些记载，共同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谱系，使我们明白中华民族的“根”在哪里，“源”在何处。

《史记》展现了中华民族精神。大禹治水，“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张骞通西域，司马迁用“凿空”予以高度评价，正是此壮举，开启了汉朝与西域诸国友好往来的大门，体现出中华民族开拓进取、建功立业的奋斗精神。孔子为宣传自己政治主张“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等，体现的是顽强不屈的精神。商鞅变法、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晁错“不顾其身，为国家树长画”等，体现出大胆的改革精神。屈原忧国忧民，卜式输财为国，李广、卫青、霍去病保卫边疆等，是爱国情怀的体现。《史记》是一道历史人物的画廊，“脊梁”式人物很多，许多历史人物已经成为精神象征和文化符号，深入人心。

《史记》是历史人物生命的特殊载体，它歌颂真善美、贬斥假恶丑，体现了人性的多个层面，展示闪光人性的不朽魅力。有以仁爱著称的国君如尧、舜、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汉文帝，知错就改的廉颇，忠厚善良的张释之，正直敢言的汲黯，仁爱士卒的李广，诚实守信的季札，忠烈义气的程婴、公孙杵臼，义不帝秦的鲁仲连，不知名姓的“漂母”身上也闪耀着性善的光芒。相反，有残暴的桀、纣，指鹿为马的赵高，阿谀顺旨的公孙弘，残忍凶狠的宁成等，给后人以警示。有些人物则体现出人性的复杂性，如商鞅、项羽、张汤等，引人思考。

这座文化丰碑，是界碑和分水岭。《史记》的思想广度和深度，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这座丰碑是美的体现。司马迁在“不虚美，不隐恶”、秉笔直书的前提下，施展文学家的才华，用美的语言、美的结构、美的艺术手法精心创作，鲜活再现历史人物，后人从《史记》中既能得到历史的教益，又能得到美的享受。这座丰碑引起人们强烈共鸣。司马迁被历史人物感动，从他们身上汲取强大的精神力量，再将其传播给后人，正如明代茅坤在《茅庐门集》所说：“今人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养士。”这座丰碑，起到了以心传心、以情传情的作用。

文化链条

《史记》也是一根文化链条。《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言：“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写历史的目的在于为现实提供有益借鉴。《史记》以“通”的形式，连接古今，影响世界。

连接传统与现代。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史记》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等。如治国理政方面，黄帝“修德振兵”，德是关键。《殷本纪》曰：“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郑世家》曰：“为政必以德，毋忘所以立。”都强调治国要以德服人。治理国家还要善于纳言，周厉王不听召公劝谏而导致亡国；秦王采纳李斯《谏逐客书》，招揽人才，国力大增。如何理政，《酷吏列传》《循吏列传》等篇章中记载的人物，都可以作为典型案例。《楚元王世家》载：“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贤人隐，乱臣贵”“存亡在所任”。周文王访贤得姜太公，周公“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燕昭王筑黄金台招贤纳士，萧何追韩信并委以重任，都表现了对人才的渴望。军事方面，司马穰苴、孙武、周亚夫的严厉治军，田单的火牛阵、韩信的背水一战，等等，都蕴含着军事智慧。外交方面，子贡救鲁，苏秦、张仪合纵连横，蔺相如完璧归赵、渑池之会，陆贾出使南越，张骞出使西域，流传深远。关于经济，《货殖列传》提出“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反对与民争利，富有远见。这些充满智慧的思想，对于今天仍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连接中国和世界。《史记》具有很强的辐射力，且已超越国界。它首先在东亚文化圈传播，据初唐李延寿《北史·高丽传》，魏晋南北朝时期《史记》就已传播到朝鲜半岛；据覃启勋《史记与日本文化》考证，《史记》在公元600年至604年之间由第一批遣隋使始传至日本，对日本文化产生重要影响。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有各种不同形式、不同版本的《史记》。后来，《史记》也传播到世界各地，全球的《史记》研究也持续不断。《史记》所体现的思想观念、道德规范、价值观念，对解决人类问题具有重要价值。如“和”的思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国理念，人性中对真善美的渴望，诚实守信的做人原则，团结友爱的处世之道，都是人类的共同追求。

随着时代的发展，《史记》的价值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宋代郑樵称赞《史记》：“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后来的史学，所谓“二十四史”“二十五史”，均采纳《史记》开创的纪传体形式。清代《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史记》高居榜首。文学史上，散文、咏史诗、小说、戏曲创作等把《史记》奉为经典，汲取营养的同时传承其精神。《史记》具有百科全书的特点，影响众多领域的研究发展。作为一根文化链条，从汉魏六朝直到今天，《史记》的传播和研究没有中断，甚至发展为“史记学”，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与精神财富。

《光明日报》（2024年02月21日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