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世界上天文学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天文学发达宏富，显示出独特的风格和特点。

一、独特的天文体系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很早就进入了农耕生活。狩猎和农业的发展，使人们把季节的变迁，农事活动，逐渐同星空的变化、月亮的盈缺等天文现象联系起来，仰视天文以测寒暑季节，做衣食住行准备。而星象的认识与历法的制定密切相关，“审天者查列星而知四时，推历者视月行而定晦朔”。

星象构成了书写在天上的历法，因而也构成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独特术语和体系：7政、28宿、4象、三垣、12次、分野。三代以上，我国人民普遍能读这部“天书”，人人皆知天文，创造了独具一格的授时方法，表现了高度的聪明智慧。

美国天文学家海尔认为：“中国古人测天的精勤十分惊人，黑子（太阳中的黑痣——笔者注）的观察，远在西人之前大约2000年，历史记载不绝，而且相传颇确实，自然是可以征信的。”

二、天象观察记录有很好的连续性

中国在天象记录方面的连续性、完备性和准确性，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可以相比。

早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就有了星名和日食、月食的记载。而后《尚书》《诗经》《春秋》《左传》《国语》等书，都有许多关于星宿的叙述和丰富的天象记录。发展到汉代，我国天文知识已相当可观，以致司马迁著《史记》，创《天官书》专篇表述天文，班固的《汉书》专辟《天文志》。《汉书》以下，共有17部正史有《天文志》。至于渗透在各种文史著述中的天文常识，更是相当普遍。

日月食异常天象，古人认为是一种很严重的天变，惊恐异常，所以观察记载也相当精勤。《尚书·胤征》记载公元前2137年掌管天文的羲和，因荒酒失职没有预测出当年发生的日食而受到夏王的征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记录。已发现的殷商甲骨文中有5次日食记录；《春秋》一书中有37次，其中最早的一次是公元前720年2月22日的日全食，比希腊塞利斯记录的日食早135年。法国大哲学家伏尔泰曾高度评价中国人说：“在世界各民族中，唯有他们的史籍，持续不断地记录下日食和月球的交会，我们的天文科学家在验证他们的计算后，惊奇地发现，几乎所有的记录都真实可信。”

又如彗星（俗称扫帚星）的出现，被认为是兵灾的凶相，所以史书上多有记载。公元前1034年（周昭王十九年）《竹书纪年》中，有“有星孛于紫微”的记载，这是对彗星的最早记录。公元前613年（鲁文公十四年），《春秋》中已有“有星孛入于北斗”的记载。而欧洲最早记录彗星在公元前11年，最早记录哈雷彗星在公元66年，分别比中国晚1000多年和670多年。在春秋以降的两千多年间，中国记录彗星不下500次，记录哈雷彗星31次，一次也没有漏掉，其记录的连续性在世界上是仅有的。

由于中国古代天文学家在天象观测方面的卓越成就，有5位中国人的名字上了月球：

石申：战国中期天文学家，魏国人，他和楚人甘德的天文著作，后合编为《甘石星经》，记录了800多个恒星的名字，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

张衡：东汉人，制成世界上第一架测天象的浑天仪。公元132年，又制成地动仪。

祖冲之：南北朝时代南朝人，卓越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创《大明历》历法。

郭守敬：元代卓越科学家，主编的《授时历》，一年的周期与现在公历同。

万户：明朝人，世界上第一个利用火箭推力飞行的先驱。

三、占星术与天文学同步发展，占星师同时又是天文学家

我国古代天文学由于科学水平和历史条件的限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和宗教迷信的占星术相联系的，汉代的“天人感应”学说更给古代天文学研究投下层层阴影，认为天象的变化预示着人世的吉凶。

世界各民族在原始时代差不多都曾有过占卜——为了判断狩猎、游牧、战争的成败、胜负，中外占卜的性质相类似。但中国的自有特点，从远古到近世，占星家都以天为镜子照见地上的人世，宣称某某星主水旱，某某星主饥馑，某某星主盗贼，随时注意它们的隐现出没和光色的变化而加以占验。占验时要讲一些行话，讲得对方似懂非懂，故作神秘，似含玄机，用以骗人。占星术是毫无科学依据的骗术，被历代统治阶级利用，成了麻醉人民的工具。

占星术是迷信，是骗术，这是一方面。但占星术在客观上为天文学的发展作出的贡献不可低估，这是问题的另一方面，必须正确评价。

为着占星术的需要，历代占星家对天文、气象作了十分细致的观察和记录，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科学资料。如观察到许多新的恒星，并分别作出了命名。据统计，从有文字记载的殷代算起，到公元1700年，我国古代大约记录了90颗新星和超新星。又如春秋以来，哈雷彗星的出没，在中国史籍中一次也没有漏掉，这都是占星家的功劳。

在中国古代，占星术是与天文学一起发展起来的，占星家同时又是天文学家，一身二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