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今返始，独奏元音

一一丁佛言及其弟子山之南、任晓麓篆书艺术略论

于明诠

一、引言

清末民初书坛，丁佛言（ 1878—1931）实在是一个不应该被忽略的人物。他既是当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是著作等身的学者，论艺术也称得上真草隶篆印章样样精通不同俗流，尤其金文大篆端庄古雅笔力扛鼎，寻根探源恪守古法，时有“吴大澄写形，吴昌硕写神，唯有丁佛言形神兼备”及“南吴（昌硕）北丁（佛言）”之盛誉。但今天我们掰着手指头算，大概数三、五十位还不一定说到他。如孙洵《民国书法史》介绍清末民国书法家数百位，却仅在第二章《民国时期书法的社会生活基础与市场》之第六节《市场与收藏家》中“各方面兼及的收藏家、鉴赏家还有”后面提了一下丁佛言名字。第五章《民国时期以碑为主的创作风格》之第一节“三、以南碑北碑入书”文末淡淡地提了一句“还有书名为印名所掩的童大年，以及金城、丁佛言、高时显、张树侯、金石碑版家褚德彝等”。这个“待遇”，实在是让丁老先生有点尴尬了。而作为中国高等院校美术专业系列教材、高等教育“十一五”全国规划教材，陈振濂《中国现代书法史》（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年1月第一版）专门辟出一章，谈民国书法的特例“学者风”，其中罗列章太炎、萧蜕庵、董作宾、谢无量、黄葆戊、章士钊、柳亚子、柳诒徵、叶恭绰、溥心畬、丁辅之等数十位“学者型”书家，甚至连《申报》副刊主编王钝根、《太平洋报》主笔余天遂、鸳鸯蝴蝶派作家姚鹓雏、《国魂报》主笔戚饭牛等，书法方面成就实在是乏善可陈，却都列入其内，而丁佛言之名却未被提及，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丁佛言

但在当年，丁佛言的书法不仅政界名流商贾大亨及朝鲜日本文化界喜欢购藏，就连燕京大学校长、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1950年回国前，有意出20万美金从丁氏遗孀山湘文手中收购其手稿遗墨，山湘文女士与丁氏好友沈钧儒章士钊黄炎培等反复商量，一致认为“此系国粹，一旦落入外人之手，中国即难复得矣！虽重金不能卖”（张久深著，龙口政协编《鲁之灵光一一丁佛言传略》，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80页。后凡引此书，简称《鲁之灵光》，只标注页码）。当然，丁佛言书法的书史地位也不能仅仅凭其商业价值定高下、作取舍，而当然是从其学术价值及其创造意义综合论定。另外，丁佛言有两个弟子，于书法篆刻皆能传其衣钵，即黄县山之南和历下任晓麓。虽造诣精深，其艺术影响却同样未得彰显，其中原因亦耐人寻味。

有感于此，草成小文，叙其概略。

丁佛言 甲骨文七言联

二、丁佛言其人

丁佛言，原名世峄，初字桐生、息斋，号迈钝，别号黄人、松游庵主、还仓室主等，山东黄县（今龙口市）宋家疃人。丁家是黄县大族，其父丁翰章（1853—1917）字汉亭，附贡生，诰封奉直大夫、侯选同知。丁佛言幼承庭训，于经史典籍及诗文书画研习既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岁中秀才。戊戌变法的失败，让他痛心疾首，愤然写下多篇诗文，其七律诗中有联句：“当日秦庭笑指鹿，而今汉火藉飞萤。”“头颅无价康南海，笔墨有灵梁任公。”这满腔热血的架势，很像当时的青年黄宾虹。他当然趋向革新，不仅自剪辫子，而且动员妻子放足。这种叛逆行径，也必然地遭到恪守礼教的父亲严厉训斥，但丁佛言拒不“认错”，于是抛弃万贯家产离家出走。

丁佛言 小篆六言联

1904年 ，26岁的丁佛言就读于济南师范学堂。次年官费赴日入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学习，为第四期学生，与沈钧儒同学。1907年5月学成归国，曾执教于山东法政学堂。但他并没有“安分”地当个大学教师，1909年，31岁的丁佛言当选山东省咨议局议员，正式开始从政。曾任山东全省各界联合会秘书长、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第一届国会参议院议员等。1914年主编《中华杂志》，并先后任《神州日报》《亚细亚报》主笔，《国民日报》《中华杂志》等报刊主笔、编辑，曾亲笔撰写《民国一年来之政党》《民国国是论》等时评文章，针砭时政，反对专制，颇有影响。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个十足的“公知”、“愤青”。袁世凯死后，出任黎元洪大总统府秘书长，1917年2月辞职。1920年在北京与罗振玉、马衡、易大庵、寿石工、梅兰芳、尚小云等发起成立了“冰社”，易大庵为社长，每周末集会，弘扬国粹，研究学术。1922年旧国会恢复，他再次赴会参与制宪。是年，直系军阀曹锟贿选总统，丁佛言凛然拒贿辞职，并撰书一联：四十岁已无闻，到此日况将半百；五千元真可惜，从今后不值一文。此联语深刻讽刺了曹锟的贿选丑行，不胫而走迅速传开，因此惹祸身陷囹圄。出狱后，45岁的丁佛言息身政坛，埋头古文字学研究，痴迷书法篆刻创作，鬻书鬻印为生。1925年北平故宫博物院成立，因丁氏古文字研究成就卓著，且精于鉴藏，被聘为“古物审查委员会”委员。1930年被聘为北平民国大学文字学教授，惜天不假年，任教未足一年即病逝于北京，享年仅仅53岁。丁佛言弥留之际曾叹道：“天若假我十年，即可完成著述计划，虽死无憾矣！”《大公报》发表社论《悼丁佛言先生》，推崇其人品、气节、学问。老同学沈钧儒亲撰挽联祭吊，可视为丁氏一生的写照：“大笔何淋漓，金石刻画为余事；才人感摇落，风流儒雅怅千秋。”

丁佛言 节临《散氏盘》铭文四条屏

三、丁佛言其篆其印及学术著述

丁佛言短短53岁的一生中，虽然从政是其“主业”，但宦海浮沉并不顺利，毕竟本色是书生。收藏、考订、研究、做学问乃是业余，而其书法篆刻创作则更是业余之余事。恰恰是这些业余之事，让丁佛言成为不朽的学者型艺术家。丁佛言31岁从政之后，断断续续居京近20载，公务之余，博览、购藏鼎彝龟甲及古钱币等，数量颇丰，亦不乏精品孤品。博览精鉴阅古既多，其书法篆刻艺术益加沉稳精湛。丁氏篆书由邓石如入，上追先秦，小篆宗法秦代刻石，而大篆浸淫三代鼎彝。所作金文篆籀用笔雄浑凝重古朴内敛，这是学者书法的典型风格，渊深入古笔力扛鼎却又清雅静穆不见波澜。他精于研究古文字的形、声、义，不仅能写甲骨文、金文、小篆等风格各异的篆书，也能写隶书、楷书、章草、行草等多种书体。资料披载，他常与国学大师章太炎、康有为往来，商量学问切磋书艺。他自幼聪颖好学，酷爱书艺，楷自唐入，行草则宗法二王、旭素、苏米及黄庭坚等，用笔以中锋为主，笔力内含；结体生动多变，左顾右盼，欹侧多姿；章法大小错落，气脉贯通，又如垒石叠景，宕逸多姿。篆隶遍临邓石如、李阳冰及《张迁》《史晨》《华山庙》等碑刻。及长，又得到罗振玉、吴大澂等指授，研习金文古籀，主攻三代钟鼎彝器及《石鼓》《散盘》。丁佛言是继清末杨沂孙、吴大澂、吴昌硕之后的又一位篆书大家，时有“南吴（昌硕）北丁”之称。

丁佛言 篆书七言联

丁佛言对篆书笔法有着深刻而醒透的认识：“篆书用绞笔者必善转，用顿笔者必善折。然而用绞者必圆，用顿者必方。圆必转，方必折。欲方而用绞，欲圆而用顿者皆自乱其例。故写圆笔不能用顿用折，写方笔者不能用绞与转也。”（《鲁之灵光》76页）丁佛言金文以先秦钟鼎、碑碣为宗，用笔刚柔相济苍古浑厚，方中寓圆，犹如铜浇铁铸。结体方正端严，拙朴奇崛。时人评其“吴大澂写形，吴昌硕写神，唯有丁佛言形神兼备”洵非虚誉。丁对晚清民初擅篆书者之各家优劣认识可谓深刻：“篆书何子贞、左文襄皆左道旁门，一以点滴成画，无真实质量，故用外道以掩其陋；一以干枯为坚硬，貌为紧密。他如赵撝叔、魏稼孙、胡石生、王廉生以至王孝禹皆邓派中左道旁门，一味柔滑，毫无真意。至徐三庚者，其丑乃如儿矣。”对吴昌硕影响日隆追随者日众现象，亦毫不客气地予以批评：“（吴昌硕）中年以后，习为剑拔弩张，尤喜用枯笔秃毫大笔，如在树杈枒，不耐寻味。而流毒四出，后生小子皆步规模，亦不可奈。凭心论之，吴之苍茫诚有所长，且终身习《石鼓》，而意自不恶。时流习之者，无其学而摹其形，自谓写吴，而乃亦命为《石鼓》，真不知人间有羞耻事矣。”（《鲁之灵光》77、78页）这样入理入骨的尖锐批评，这样铿锵超拔的胆识气魄，即使今天读来亦令人敬佩！从其严苛的论评，我们也可看出其对形神兼备尽善尽美之追求，亦近极致。

丁佛言 题冰社雅集图

他这样掷地有声的严苛批评，不仅仅是凭藉胆魄故作惊人语，而是建立在对整个篆书历史的全面理解深刻认识之上的。他认为：“小篆以秦为宗，今唯《琅琊》当可取法。余则诏版，折而无转，能方而不能圆。砖瓦零星，各异其体。少温书已非古法，宋人峄山更无神趣。至清朝孙、洪、钱纯取峄山及少温。邓完白虽开门户，而吴、程精力不足，赵、王又涉柔媚。清卿首写金文，功与完白埒。而小篆写秦诏版及汉铜，能刚而不能柔，能方而不能圆，能折而不能转，皆其大病。居今若写小篆，最好取《石鼓》《曾伯黎》《虢季子》《邵钟》四种，加意摹写，复用诏版以充其刚直之气，当能于以上诸公之外别树一帜。居今返始，独奏元音，其庶乎可以成就矣。但有其法，贵有其人，非可与俗子凡夫论也。”（《鲁之灵光》78页）这里，丁佛言提出了自己篆书研习与创作的宣言和宗旨，即“居今返始，独奏元音”。对今人的创作得失洞悉了解，对新出土汉金砖石了如指掌，即为“居今”；立足书法史观、学理分析上追古法，乃曰“返始”；而所谓“独奏元音”，即对自己篆书创作高古、端正、严谨、典雅风格追求的高标自许。元音（Vowel），又称母音，是音素的一种，与辅音相对。元音是在发音过程中气流通过口腔而不受阻碍发出的音。这里，“元音”引申为元初、规范、正宗、本原、主流、根本之意。从丁氏篆书艺术来看，这个“元音”即当时人们所称赞的与古人原作比较之“形神兼备”，不离其本，“不走样”，而不是写意性的主观发挥。这个宣言，意欲回归甲金古籀之“初始”，追本溯源，更是针对吴昌硕后面追随者“时流习之者，无其学而摹其形”现象的纠正。一个“独”字，又可从中看出丁氏的自信与自负。从其所遗留传世的《临石鼓文六条屏》《临毛公鼎》等，可以窥见其这样的努力及成就，无疑是初学者最适合临习研究参考的“最准确”的范本。

丁佛言 篆书七言联

丁佛言弱冠之年始学治印，师从当地名家王常益，王告之“白文仿汉，朱文仿邓。”42岁时自号“迈钝”，有迈越清初钱塘篆刻家丁钝丁（浙派宗师丁敬）之志。他在《说文古籀补补》开篇叙中记，“余生好篆书，又好治印，嗜之至废寝食。少闻人言，篆宗秦，印仿汉，至矣尽矣。叩之则曰'非秦前无篆、毛颖不能写漆书也。非周秦无印，字古不可强辩识也。’余时心疑之而无据，不能置辨。中更世变、走四方、涉险怪。虽极至危疑困迫，无不椎刀自随。如此者凡二十年，而所交游日多，所见闻日广，所癖好日深，所搜集亦日富，上自鼎彝龟甲、以至玺陶化布，传形精拓，博搜遍览不下七八千种，皆秦前文字也。试以纸笔刀石所向，无不如意。于是乃恍然前说之非。”从中可知，丁佛言篆刻理念甚为传统、保守，严格遵循前人法度绳规，从浙派、皖派诸家到战国古玺、汉印、封泥，均有深度涉猎，由于深谙金文字构，丁氏既能治稳重浑厚之汉印，又能作灵动典雅之古玺，印风整体面貌高古遒劲雅致秀逸。但客观地讲，虽然丁氏篆刻面貌多样，不乏厚重典雅，却缺少灵动细微处的丰富变化，学理多于情性，故置诸同辈印人作个比较，则整体印风个性不甚突出，这当然是与他作为学者的严谨性格有着很大的关系，但也与其个人天赋才情分不开，总之，似未“迈钝（丁钝丁）”。

丁佛言篆刻

丁氏自幼熟读许慎《说文解字》，深感许著未能涉及金文大篆，诚为憾事。丁氏于此研究多年，曾协助吴大澂摹写金文，编成《说文古籀补》。后又精订细考，尤于出土陶文详加考订，颇多新发现，于1924年在吴著基础上撰成《说文古籀补补》14卷，并“附录”一卷。有人统计，丁佛言此著比之吴大澂《说文古籀补》所考，不仅增加了3800余字，并对吴氏书中讹误予以仔细校勘补正。丁佛言终日埋首于鼎彝甲骨碑石古籍考订研究，除《说文古籀补补》外，另著有《续字说》《说文抉微》《还仓室述林》《古玺初释》《古陶初释》《说文部首启明》《松游庵印谱》等20余种文稿著述，近百万言，但大多未及付梓。其遗著《丁佛言手批愙斋集古录》上下册于1940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集中刊录作者对吴大澂所著26册《愙斋集古录》之校勘批注，据统计，共校勘批注1048件商周青铜器铭文。

丁佛言 临秦权铭文

四、弟子山之南与任晓麓

丁佛言有两位弟子，黄县山之南和历下任晓麓。两位弟子均擅篆书与篆刻，能较好地传承乃师衣钵。

1.黄县山之南

山之南（1906—1997）原名昌庭，号陈堪、师伊、郑亭、山东省龙口市（原黄县）人。黄县山氏家族自称原籍河南怀县（今河南沁阳），为东晋“竹林七贤”之一山涛后裔，因始祖“掌山林之官，以官为氏”，故山姓。后官徙济宁，明季迁居黄县。山氏家族与丁佛言丁氏家族均属黄县大族，故两家族通婚很正常，丁佛言为山之南叔外祖，长山之南28岁。

山之南

资料披载，山之南6岁始在其父及叔外祖丁佛言的督教下，从楷书描红入手，临摹《颜家庙》《麻姑仙坛记》等。七岁入私塾，八岁进学堂，先后得到前清秀才、书家、收藏家王子敬、王芝清等教导。12岁始习篆隶和篆刻，得力于邓石如、伊秉绶、《峄山碑》《张迁碑》《灵泰碑》等，并潜心对临、释读自家收藏的青铜器原器铭文和拓片。十七岁入县立中学读书，此年丁佛言回到故里专事学问，丁氏居乡里五年，山之南再次得到丁佛言亲炙指授，古文字学知识与书法篆刻技艺大进。

山之南 篆书

1929年秋，二十三岁的山之南为养家糊口，远赴上海投亲谋事。在沪期间结识了王个簃、王西神、王福庵等书界名流。期间曾有意求拜王个簃先生为师，学习书法，王认为山之南功力深厚，愿以同道交往共同切磋。而王福庵对山之南评价：“书法可与上海名流抗衡，惜其少年无名。”于是亲为题写“山之南鬻书治印”匾额，以为提携。1931年2月上海举办“救难古物书画展”，当时25岁的山之南作品参展，在上海书坛崭露头角。此年丁佛言卒于北京，年53岁。1937年31岁的山之南所书甲骨文联，再次参加上海“中国语文展览会”，引起广泛关注，当时《新闻报》称：“山之南君工书法篆刻，凡甲骨文、魏碑、隶、草靡一不精。甲骨文尤其擅长，笔力苍劲，非同凡响。按甲骨书法，自丁公佛言后，以习之匪易，能者极等。君系丁公之甥，得其亲炙，乃有今之成就。”此年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山之南告别客居八年的上海回到故里。海上鬻书鬻印的日子充实美好，特别是与海上书界名流、西泠诸贤请益切磋，无论眼界胸襟还是书印技艺，都有了长足进步。

山之南 篆书

山之南回到故里，往返于烟台黄县之间，继续过着鬻书鬻印研习学问的清贫生活，再未远游。1949年后，为文管部门鉴别考订古器物，1965年59岁被聘为山东省文史馆馆员。十年动乱，虽所藏文物书画几乎悉数毁损，但困顿磨难总算平安地熬过来了，亦农亦艺，晴耕雨读。当年有一首自作诗反映了其真实的生活状态：“东涂西抹六十年，一方破砚做良田。服膺窃取郑公语，不使人间造孽钱。”直到1976年动乱结束，山之南的艺术才逐渐得到传播。其作品多次参加全国各类展览及中日交流，特别是1981年全国第一届书法篆刻展览，山氏甲骨文中堂以其严谨浑厚的典雅风格受到广泛关注。1992年《书法》杂志第三期对86岁的山之南先生予以专题介绍，全国书坛对其书法篆刻艺术有了全面的认识和了解。

山之南 1981年参加全国第一届书法篆刻展作品

晚年的山之南诗中写道：“万事都无就，一年又到头，明朝八十二，仔细数更筹”。正是由于这种谦逊善学的态度，使他的各种书体达到了静穆、雍容、平和、苍古的境界。其甲骨金文大篆将青铜刻铸的峻峭沉凝与毛笔书写的苍涩疾徐变化巧妙地融为一体，无论用笔还是结体与在乃师丁佛言自然圆融的基础上，又有了鲜明的风格特点：用笔更为老辣苍古、沉静雍容，既沉实平正，又活脱虚灵；结字圆中寓方、拙中藏巧，既端庄峻宕又高蹈华贵。整体品赏，具有一种质朴自然刚柔相济的人格之美韵。其篆刻师法丁佛言，以甲骨、钟鼎文字入印，隽逸典雅，意韵高古。

山之南 篆书

2.历下任晓麓

任晓麓（1907—1981）名任熹，号晓麓，别号倦翁，济南人。其父任奉刚曾就职民国山东省政府，从事政要秘书工作，能诗文并擅书法。任晓麓幼承庭训，少年习篆，师从沙崇如、夏金年。20年代末，就学于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系，拜著名书法家、古文字学家丁佛言为师，后又从师著名金石学家陆和九、诗词家孙仁和等先生。其毕业论文《籐花榭本说文解字校勘记》曾得诸师好评。任晓麓自青年时代就勤于治学，二十几岁即在容庚主办的燕京大学《考古杂志》上发表论文《石鼓文概述》，并加入考古学社。毕业回济南后，曾任济南市立第二小学校长及济南育英中学国文教员。据1934年出版的《济南大观》资料披载，时列“济南市书画专家五十位”，其中有“篆鼎家”称誉者任晓麓（大篆）与王献唐（大篆）、辛葆鼎（小篆）、冉占五（大篆）、丁伯鹏（大篆）、郑作桢（小篆）共六人，时年27岁的任晓麓，是其中年龄最小者。1946年任华南学院语文教师。十年动乱身处逆境历经劫难，以书法诗词消遣时日。诗中多有“一星如月透晴霄，彻晓风寒木叶凋。石径霜浓松子落，碧天云淡雁声遥。”“老腕犹堪作篆书，遣怀何妨事吟哦”之句，足可映证其困顿坎坷岁月里清贫自守诗书度日的淡泊与超然。

任晓麓

1978年后，生活渐趋稳定，传统文化复兴，任晓麓亦如枯木逢春，积极投身书法篆刻创作，参加各种展览，渐渐受到社会关注，曾任山东省书法篆刻研究会（山东省书协前身）常务理事。其大篆对联“百年人物存公论，四海虚名只汗颜”，在1979年全国群众书法征稿评比中获一等奖，刊于1980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百幅优秀作品集》首页，编者赞曰：“此钟鼎楹联，笔力凝重，稳健活泼，行款妥贴，甚具功力”。1981年全国第一届书法篆刻展览在沈阳举办，任晓麓所作金文集散氏盘联“环城纳湖月，五柳在门墙”，落款为“庚申二月”（1980年），用笔苍劲老辣浑朴古厚，是一件不可多得的佳作。任晓麓的篆书创作以商周金文古籀为主，主攻《石鼓文》《散氏盘》，风格上直接继丁佛言的创作理念，忠实于商周鼎彝的端庄凝重特点，用笔严，遒劲浑厚，结体严谨古雅，基本不作欹侧变化夸张。但又力避古板僵硬的弊病，整体活泼气韵生动。

任晓麓 1981年参加全国第一届书法篆刻展作品

同师兄山之南一样，任晓麓一生谨遵师训，读书吟诗研究学问，余暇则致力于书法篆刻创作。在其坎坷颠仆的一生中，编辑撰写了《鲍参军七言诗平仄研究》(曾刊载于《明湖画刊》)《五代史记校勘记》《冬青馆诗草》《冬青馆印存》《石鼓文概述》《金文释余》《晓麓藏有古器物集释》《印话》《爵古斋印谱》《石鼓斋印谱》《晓麓诗存》《日间词》《学篆简言》等论著集册。惜当时出版条件所限，大部分论稿未能付梓刊行。

任晓麓 篆书

任晓麓先生颠仆磨难的经历，与彭泽陶博吾先生多有相似，而且两人都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特别是1981年全国第一届书法篆刻展参展作品为地方及全国书界所关注的（任先生1979年大篆对联荣获全国群众书法大赛一等奖，受全国书坛关注似更早）。令人惋惜的是，就是在这一年，小陶先生六岁的任晓麓先生却病逝于济南，享年75岁。与同样擅长金文古籀、晚年大红大紫的陶博吾先生相比，任氏早逝，其命运之不济，令人唏嘘怅然。

任晓麓 篆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