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对办好哲学社会科学期刊提出殷切期望。

这并不是党和国家领导人首次关注《文史哲》。

《文史哲》创刊于1951年5月1日，当年的夏天，陈毅就在上海的一次会议上说：“山东大学创办《文史哲》是开风气之先，继续办下去，一定可以引起全国各大学的重视。”

1954年第9期《文史哲》刊发李希凡、蓝翎合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对著名红学家俞平伯提出批评。毛泽东对这篇文章详细阅读，差不多从头到尾作了圈画，一些地方还写了批注文字。当年10月16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一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信中写道：“两个青年团员……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

为什么《文史哲》有这样的影响力？

一方面，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学术刊物只有两家，就是北京的《新建设》与青岛的《文史哲》；直到1957年上海创办《学术月刊》，才打破这一局面。

另一方面，《文史哲》不仅是新中国创办最早的高校文科学报和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杂志，而且出手不凡，敢于进入热点，敢于发起论战和争鸣。前述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只是一个例子。

20世纪50年代，史学界号称有“五朵金花”，即五个重大问题的研究，其中有3个，即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古代史分期问题和农民战争问题，或是在《文史哲》上开展讨论的，或是《文史哲》参与发起，或是《文史哲》为主要阵地，这是学术史上公认的（另外两朵“金花”是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这一系列重要论战，涉及意识形态的重塑，几乎全部从属于一个主题：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取代在民国时期占主流地位的思想。

在纪念《文史哲》创刊70周年的会上，其编辑部自我评价：“扮演了一个从民国学术向共和国学术转变的引领者角色。”

这种敢于进入热点、引领热点的做法，一直是《文史哲》的风格。上世纪60年代的“重评孔子”，80年代的“文化热”专题研讨，90年代关于“儒学是否是宗教”的讨论，《文史哲》始终“在场”。

自2015年始，《文史哲》杂志与《中华读书报》联袂开展“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评选活动，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活动未能正常开展，故将上两年度合并盘点，最终评出2019—2020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

1.探寻民族文化基因，论证中华文明独特性成为时代课题；2.纪念恩格斯诞辰二百周年，“第二提琴手”的独特贡献得到新阐释；3.纪念“五四”一百周年，古今中西关系平衡问题再度凸显；4.反思七十年学术变迁，人文研究第三次转型已然启动；5.西方社会价值共识严重撕裂，人类文明前景引发学界忧思；6.顺应儒学研究中心回归中国大陆之势，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在孔子诞生地揭牌成立；7.教学改革抑或学科体系转向？“新文科”概念引发热议；8.“内卷化”概念引发学界共鸣，学术研究的低水平重复亟待破局；9.新冠肺炎疫情加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西抗疫模式差异激发文化深思；10.电视剧《大秦赋》热播引发争议，秦始皇及秦制评价再起波澜。

《文史哲》的另一个传统是扶持新作者。创刊伊始，社长华岗就规定，《文史哲》每期尽可能推出一个新作者，每期至少要有一篇论述现实的文章。学术界一大批人在未成名时得到《文史哲》扶持。

最后说几句华岗。没有华岗就不会有《文史哲》。这位党的高级干部、著名学者，主动选择去山东大学当校长、党委书记。他懂教育，1952年为山大规划的重点发展方向是中文、历史、海洋生物、动物胚胎，今天看来很有远见。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