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馆以雕塑的形式再现军警逮捕地下党工作者时的场景。

周恩来起草的电文手稿

■ 深圳报业集团驻沪记者 朱文蔚／文 卢羽华／图

初秋，上海，愚园路８１号。

１９４６年至１９４９年，时任中共上海局副书记的刘长胜客居于此，这里也就成为中共上海局和上海市委的秘密机关之一，始终未被特务侦破，使其“有资格”成为唯一的中共地下组织斗争史陈列馆。

看着数百件遗物、逼真的模拟场景，不由让人穿越至当年上海地下党的潜伏岁月：丰记米号“秋掌柜”拨拉着算盘，门边停着运米车，表明一切正常；楼上，“深海”正用收音机接收延安密令……

但陈列馆宣传单上，印着这样一句话：“曾经创造了历史的人们，丰碑上将永远刻着你们的名字。”

“你们”是谁？“你们”是怎样一群人？“你们”创造了什么历史？

面目模糊 信仰坚定

地下工作者不会把真名实姓公之于众。更主要的是，秘密任务特别是情报工作，往往是单线联系，身份只有少数几个人甚至某个人掌握。物是人非后，谁也提供不了历史记录。

２００２年，中共地下组织斗争史陈列馆建立后，就不断有“丢失身份”的人找上门来，期望能在这里找到当年断掉的组织关系。

陈列馆主管沈晓英说，馆里真正有名有姓的地下工作者并不多，且大多是一些领导人和著名人士，而更多的“掌柜”、“伙计”、、“交通员”，只能化名、假名、无名。虽然面目模糊，时时身处险境，只能做无名英雄，但他们对党忠诚，信仰坚定。

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主人公“李白”的原型就是上海地下党一个秘密电台的负责人。１９４９年５月７日晚，李白等１２位同志遇害。１８天后，上海解放。

百姓装扮 隐忍工作

受近年来谍战片的影响，许多人心目中的地下党员形象，往往是西装旗袍，香车美人，潇洒刺杀。

然而，电影不是真实的历史再现。记者看到，陈列馆里大部分影像资料，记录的都是居家百姓形象。中共上海地下党主要负责人刘长胜就是当年“荣泰烟号”的小老板，灰布长衫，圆脸上架着宽边圆眼镜，邻居们皆称其“麻将搭子刘胖”。

１９２８年，周恩来为地下工作者制定的工作准则，便是“尽量职业化、社会化”，要与掩护身份相符。这里也有过血的教训：党的著名宣传家恽代英就是因为穿着工人服装，身上却带了３０元钱（相当于当时普通工人两个月工资）和钢笔、手表，引起敌特怀疑而被捕。

在上海华东医院，记者采访了老地下党员陆文才及其妻子姚丽英。

“邻居们都以为我们是做银元生意的，所以平时得显出这一点。比如，老陆他们在家里开会，我就时不时拿银元在桌上敲一下、滚一下，听起来好像屋内在数银元。”姚丽英说着笑了，“家里其实一共只有三块银元。”

上海市静安区文史馆文史资料部主任夏志平说，谍战片里往往把地下党接头搞得很紧张、神秘，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很随便、自然。比如，两个女同志接头，暗号就是左手拿个桔子，身份识别就基本完成了；但会设计两套接头方案，防止碰巧有其他人也左手拿桔子。

隐蔽，隐匿，隐忍。夏志平说，有一种情况例外，当出现了严重威胁党组织安全的叛徒时，地下保卫组织必然亮剑，中央特科在陈赓的指挥下清除叛徒白鑫一役，就堪称经典。

地下斗争 “输血”革命

陈列馆里一幅光电线路图，标出的是从上海到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从上海出发，绕道香港，经潮汕，到闽西苏区，再到中央苏区。白色恐怖时期，这条交通线，为党转移了大量干部、军备和医药。１９３１年，中央政治局派任弼时赴中央苏区工作时走的就是这条线路。

筹集必需的物资、武器、医药，给革命“输血”，是上海地下党的重要任务。抗战时期，上海租界沦为“孤岛”，上海地下党仍然浴血踏出了一条从上海到苏南的秘密交通线，为新四军送去大量作战人员、不锈钢管（制作武器用）和阿斯匹林。

浙江中路１３７弄１号是一幢五层楼旧房，７０多年前，中共中央设在上海的地下经济机构——华益公司就在这里开张。山东解放区送来缴获的黄金、美钞和法币，华益公司将其“洗白”，根据密令打款以供地下工作之需。解放后，华益公司向中共中央上交的资金约合黄金１２万两，其他固定资产折价１０００万美元。

解放战争时期是上海地下党历史上最黑暗的岁月。姚丽英说，被国民党称为“飞行堡垒”的黑色囚车，是专门抓捕共产党人的。“那时，这个黑糊糊的大块头整天在街上呼啸而过，搞得人头皮发麻，现在在电视上看到它，心里还瘆得慌。”

在风雨如晦的岁月里，上海地下党硬是交出了这样一张成绩单：建立４００多个各行业工会，１００多个大中学校学生会。仅在国民党警察局里，就建立了２０个党支部；从１９４８年８月起，撤退已暴露的干部２０００余人，护送黄炎培、叶圣陶、郑振铎等３２位爱国民主人士转赴解放区；解放上海的战斗打响，９０００余名地下党员、１０万人民保安队和宣传队员进入岗位，绝大部分工厂机器照常运转，学校继续上课，商店开门营业，市政交通正常，甚至警察也照常维持秩序，为新上海的建设保住了家底。

■ 人物访谈

上海市静安区文史馆文史资料部主任夏志平：

一条地下斗争的“红绳”

“上海这座红色之城里，一直潜伏着一条中国共产党地下斗争的‘红绳’。这条‘红绳’先是由中央和地方两条线拧成，其间诸多史迹被后人演绎成了传奇。”

上海市静安区文史馆文史资料部主任夏志平说，１９３１年后，中央这条线西去，地方这条线仍在血火中挣扎前行，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奋战不息，其斗争史可划为四个阶段：

１９２１年７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至１９２７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为第一阶段。这个阶段是第一次国共合作蜜月期，中国共产党许多重要文件都是领导者本人签字。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受到重创的中共党组织转入地下，并在上海进行了一系列组织机关建设，其中就包括今天谍战片热衷取材的中央特科。

中央特科分红队、总务科，后又增设情报科。红队又称“打狗队”，由顾顺章领导，主要任务是狙杀叛徒。１９３１年４月，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变节，上海党组织遭到毁灭性的破坏。

淞沪抗战前，党中央派刘晓到上海领导重建上海地下党，这是第三阶段。在恶劣环境下，刘晓只能“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随后便是“孤岛时期”，在日寇、汪伪“７６号”特工的打压下，上海地下党组织硬是踩出了一条为新四军输送人员、药品、武器的“上海—苏南小道”。

抗战胜利后进入第四阶段。１９４６年５月，中共中央以“周公馆”名义在上海设立办事处，使上海地下党的工作开创了一个上层统一战线和基层群众运动、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结合的新局面。随着解放军转入反攻，上海地下党开展了反搬迁、反破坏、反屠杀、护厂护校的广泛斗争，为解放上海立下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