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张家：一个家族的出版史-米儿火

张家四姐妹和六兄弟及孩子们合影

从毓秀堂到《奏议集》

提起合肥张家四姐妹，相信很多人都会读过有关四姐妹的书，尤其是在叶稚珊女士的《张家旧事》和金安平女士的《合肥四姊妹》出版之后，有关张家的出版物便迎来一波又一波的热潮。其实早在晚清时期，张家就开始自行刻书出版了，那时张家主政的还是第一代兴起人张树声，因此我怀疑后来张家的家刊《水》杂志的出版，是自有其家族传统的。

张树声（1824-1884），字振轩，安徽合肥人，廪生出身，晚清时期参与组建淮军，是较早由带兵打仗转入仕途的淮军将领。历任江苏巡抚、两江总督、两广总督、通商事务大臣、直隶总督（署）等职。张树声在江苏巡抚任上重建古典园林、疏浚太湖水利工程、修复紫阳书院等，颇受爱戴。在直隶总督任上果断入朝抗日，赢得外交先机，颇受称赞。张树声在两广总督任上主张抗法战争，积极防御。光绪十年（1884）阴历九月初八日，张树声在参与中法战争守备时期突然病逝。朝廷为此下达谕旨褒奖有加，并要求将其事迹宣付史馆立传，赐谥“靖达”。张树声病故后，灵柩运回故乡肥西乡，安葬于周公山西麓。

整理有关张树声的出版物可以发现种类不少，他本为秀才出身，作为耕读之家自然会留心攻读古籍。张家崛起后，成立了家刻堂号——毓秀堂。目前可见的有《庐阳三贤集》，现藏于安徽大学图书馆有完整的版本，承蒙书友相助曾得以一睹芳容。书中前文有“光绪元年合肥张氏毓秀堂刊”。

合肥张家毓秀堂于光绪元年刊刻的《庐阳三贤集》

张氏刊刻的《庐阳三贤集》依据的版本权威，刊刻精美，用纸讲究，颇受藏书人青睐，2009年曾在北京拍卖台上出现，竞价不菲。这部书包括宋朝包拯撰《包孝肃奏议》、元朝余阙撰《青阳山房集》和明朝周玺撰《垂光集》，共16卷，尤其以《包孝肃奏议》传本少见。三位名人都是合肥走出去的先贤，张树声怀着对家乡先人的尊重和崇敬，特组织刊刻，并亲自作跋。

此后即光绪二年，张树声在回乡丁忧之际，对张家族谱进行整理，重修了《合肥张氏族谱》出版，基本理清了张家一族的脉络，并请人做了序言，一共四册，刊刻精美，现藏在美国和日本。

如果说这套书与张树声关系不大的话，那么出版于光绪十年（1884）的《敦怀堂洋务丛钞》则是张树声倾心编辑。它的出版之时，也正是中法战争之际。这部书前页显示为“张振轩宫保鉴之洋务丛钞敦怀堂新镌”，“光绪甲申年敦怀书屋刊行”。

张树声编订的《敦怀堂洋务丛钞》

这部大书，不只是对洋务派论说的一次集中整理，其中既有朱克敬的《柔远新书》、李鸿章和丁日昌的《海防要览》、日本冈本监辅的《万国总说》、林则徐的《俄罗斯纪要》、姚石甫的《俄罗斯方域》、王韬的《操胜要览》、张荩臣的《华洋战书》等洋务派的论著，同时还收录了姜子牙的《太公阴符经解》、孙武的《孙子九地篇》和诸葛亮的《火攻备要》等古代兵书，而且不少著述都是同时期所作的新说，对于当时的治国颇有现实意义。因此这部书对于当代研究中国洋务历史有着很大的借鉴意义，从中也可见张树声的施政理念和治国思想。

这一点在张树声的遗著《张靖达公奏议》中则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张靖达公奏议》是在张树声病逝多年后由其幕僚何嗣焜整理出版的。全书一函四册，八卷，为光绪二十五年（1899）刻本。有关研究古籍版本的人士对此书称：“该书老装未衬，品相上佳，天头敞阔，边框线粗黑，字略扁，字体镌刻精雅，墨色浓郁，点划清晰，印制水平上佳，较初印。版面密而不挤，可谓上乘之本。”（《东方收藏》2014年第2期）

《张靖达公奏议》书影和内文

这部个人奏议集几乎囊括了张树声在任上的所有重要言论，内容涉及国家体制、教育、军事、学务、交通、税务、水利、吏治、民政等等，共计143篇。安徽乡贤陈满意先生对这部奏议集曾有专文（《刊刻考释》，《江淮文史》2017年9月刊）考证。据他的考证，该书系由张树声幕僚何嗣焜编辑，缪荃孙、刘世珩两位藏书大家订正，刊刻名家陶子麟椠刻，经多方努力，方成就了这套不可多得的雕版印刷精品。

何嗣焜是常州人，曾跟随张树声长达20年之久。他少年即有诗才，先入李鸿章部参军，后因长于文牍之才被张树声邀请入幕，从此南征北走，可谓是见证了张树声从一方长官到封疆大吏，直至曾经到达权力的最高峰，即直隶总督（署）。张树声代理直隶总督时果断并妥善地处理了朝鲜内乱，当时正是在何嗣焜的倾力协助之下，因此张树声对何嗣焜称赞有加，说他能胜任“一切吏治、军谋、理财、柔远诸大政”。后来张树声会同李鸿章为何嗣焜上奏请为直隶州知州（五品衔）赏戴花翎。

张树声病逝后，何嗣焜多次婉拒就任要职，到了光绪二十年受同乡盛宣怀之邀参与创办南洋公学，尽职尽责，亲自授课，由此成就了后来的上海交通大学，至今上海交大博物馆内还有何嗣焜的塑像，以示纪念。

何嗣焜在这部书的序言中明确点出了该集的编纂过程。在张树声去世五年后，“长公子蔼青观察之官四川始举公奏草付武进何嗣焜属为编次，未及卒业而索回，（光绪）二十一年霭青遽殁于川东道任，又三年，其弟次青观察仍检寄焉”。也就是说该书稿是由次子张次青把汇编重任委托给了何嗣焜，由此可见张家后人对于何嗣焜的信任。

作为文案秘书，何嗣焜自然也是值得信赖的。在此过程中他进行了严格的筛选，确保把最重要的内容、最精彩的奏议编辑出来，“发箧陈书，里为八卷，都一百四十三篇，其寻常吏牍近於胥史所为者，皆不列于此”。按照何嗣焜的序言，此书于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完工，编辑完成后还邀请藏书名家校订，可见极为负责。在序言中，何嗣焜还表达了对张树声的人格精神由衷的钦佩，“……好学不倦，折节下士，风采可惠爱，皆有湘乡之流风余韵焉。”

书中卷首为《御碑文》和《谕祭文》，对于张树声一生的功绩及对国家的贡献予以褒奖。并有两广总督张之洞、兵部尚书彭玉麟、广州将军长善、广东巡抚倪文蔚的《会奏积劳病故胪陈事迹折》，对于张树声一生的战功和施政成绩，以及对于在担任两广总督的兢兢业业一一陈述，奏请朝廷给予褒奖，记录国史，同时对于后代张华奎、张云霖、张云鹄，给予优待。作为淮军的创始人、直隶总督李鸿章所作的、在原籍合肥为张树声立祠的奏折，其中详细提及张树声在合肥建造圩堡阻击太平军并积极参与组建淮军的历程，说明地方强烈建议立祠纪念。同时还收录了天津专祠的碑文。这些资料对于研究张树声的生平、家庭、出身等等，以及参与组建淮军等方面都是极为重要的参考。

该书八卷分别为《吴中槀十篇》、《桂海槀十四篇》、《桂海槀十八篇》、《岭南前槀二十一篇》、《岭南前槀十六篇》、《畿辅槀三十一篇》、《岭南后槀十六篇》、《岭南后槀十七篇》等。

2013年北京德宝秋季古籍文献拍卖会上曾经上拍此书，“是书开本敞阔，方字精刻，品相较佳”，一时引起藏家关注。后来，台湾文海出版社曾作为“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十三辑”影印出版，封面特地在靖达公后注明为“树声”。

《张靖达公杂著》与手札记录

此后，一本《张靖达公杂著》的出版，则代表着张树声一生不为关注的诗词学问。这本杂著为《清代诗文集汇编》中第69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影印本。此本原刻于宣统二年（武昌刻本），内中收有张树声的各类文函四十多篇。再看编者，正是张树声的侄子张云锦。

《张靖达公杂著》影印本，原书出版于宣统年间

查阅《续修庐州府志》和张旭和修谱《肥西张公荫公后裔谱资料汇编》，知张云锦为张树声三弟张树耲（櫰）的次子。张云锦，邑禀生，官至江西候选知府，勋赏花翎，曾随淮军将领刘铭传在台湾办事，其才情在今日可见的《顺所然斋诗集》（光绪丁未年印）中有着充分体现。

在编辑此册中，张云锦认为先前他人编辑的《张靖达公奏议》八卷（光绪二十五年刊印），为张华斗刊以行世，云锦以为此种收录的多是公文式的内容，不足以见伯父的才情。为此他决定编辑一册包涵伯父诗词、信函、古文等内容的纪念册。但堂兄张霭卿（树声长子、华奎）及张云林（树声次子、华轸，李识修的丈夫）先后下世，苦于资料匮乏，无从找寻，于是转向张树声长孙张武龄（张冀牖）处寻找家藏资料，加上自己的多年搜求积累，最后整理成册。其中选取了张树声致长子、致三弟的信函，还有致其他友人的信函，以及诗文、杂文等。

张云锦作序时称赞伯父文才未能尽情发挥，“公虽以武功起家，而自幼好学苦读，静思于历朝经史，汉宋儒先各书及义理、词章之学，靡不研究而得其门径，故为文亦下笔千言，曲畅旁通，自达其意。惜乎始遭乱杂，继典军旅，终羁仕宦以致鞠躬尽瘁，卒于王事。既无暇专心著述，书札亦多未录……此编所录公作千百中，仅存一二，而公一生学问经济与其文字卓卓可传……”在云锦看来，伯父若是专心为学，应该会有丰富瑰丽的展示，但他在公务上尽职尽责，且在业余时间加强自修，仍有很多值得整理和传承下去的经世文章，可惜不少文章都散失了，有的还得到过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称赞。

在《张靖达公奏议》里，更多的是涉及政务及公文式的文章，当然也有不少关于洋务的真知灼见。相比较，《张靖达公杂著》更接“地气”，更家常化一些，例如张树声在光绪五年写给长子的信中提及“此时间闱场既过，深沉已定，得固欣然，失亦不必为无益懊恼也”，述说了考场的惯例和常规。查询其长子张华奎（举人、户部员外郎）年龄为32岁，应该是参加全国大试之时，但那一年（1879）他似未能获得名次，他是光绪壬午年举人（1882），但父亲对他并未有任何压力，只是提示他，用心应考，坦然面对结果，并说自己公务繁忙，“碌碌鲜暇，十月杪方能竣事，幸眠食如常，体气尚健，差堪告慰。”

此书中收录的张树声诗词则有着别样的文风。在此照录两首：

谒孝肃祠

城南一曲尚清流，风送荷香栏外秋。遗像至今传铁面，直臣岂肯作金钩。

烟波浩淼藏鱼艇，频藻馨香荐古洲。漫说阎罗关节重，青宫事业等安刘。

过公瑾墓

鼎足功收一炬红，白杨古墓啸寒风。两朝心腹推知己，半壁江山效死忠。

遗恨直吞漳水北，豪情犹唱大江东。英雄儿女今何往，埋玉深深惜此中。

从诗中自可见张树声的文采及对家乡文化和先贤的热爱。在近年一本新出版的《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大象出版社，2011年影印本，“国家清史编篡委员会·文献丛刊”）中，第一辑中就收录了张树声的稿本，介绍语中有：“存扎共两函九册，大八开本，装裱工整，均亲笔信，少数为幕僚代笔，如吴长庆函为张謇代笔，时张任吴幕。通信人有吴长庆、潘祖荫、孙家鼐、张佩纶、文廷式、盛宣怀、周馥、刚毅、裕禄、汪鸣銮、潘鼎新、张之洞、沈桂芬、曾国荃、潘鼎新、钱应溥、岑毓英、汪鸣銮、宋庆等。多为直隶、两广总督任内之通信。”此书的出版可以看到更多有关张树声交往的情况，因为此书收录的多为手札、书信，所涉并非全是公务之事，且能顺便看看张树声的书法，不过有些笔迹恐怕是出自秘书之手，还需甄别。

时间来到了张华奎的时代。作为张树声的长子，常年在四川任职，处理过不少棘手的教案，其中以“大足教案”为最，并妥善协调重庆开埠事宜，常年倾注于职务事务，积劳成疾，病逝于川东道任上，终年49岁。如果他得以长寿一定会有相关著作留下，从而延续毓秀堂的家刻本。不过他的大批藏书从四川运回后，使得张家后人得以受益匪浅。

从校刊《绿叶》到家刊《水》

延续张家出版叶脉的正是张华奎之子张冀牖，他在合肥以学儒家书籍为主，同时也大量阅读了当时的进步思想刊物，并于1913年携全家百十口人举家南迁，先到上海，再到苏州安家落户。1921年他变卖部分家产创办私立乐益女中。定名“乐益”，取“乐观进取，裨益社会”之意，强调自己的办学是“以适应社会之需要，而为求高等教育之阶梯”。乐益女中当时就创办了好几份校刊，目前所见的《绿叶》（1929）、《乐益文艺》（1934）和几份校内刊物和毕业刊物。

《绿叶》显然是取校名“乐益”的谐音，小开本，精雅、秀丽，手写的刊物名称，透着亲切。封面注明为“乐益出版社发行”，版权页上还注明“乐益出版物之一，绿叶，实价大洋二角……发行处：苏州乐益女子中学校”。由此可知，当时乐益女中的出版物不止一两种，而且是公开发行的，有自己的出版社，有具体的定价。刊物中主要刊发校内师生的文学作品，涵盖散文、诗歌、游记等等，当时在校任教的匡亚明还特别作了序言说明：“这里而所收集的十几篇东西，都是同学们课内外——以课外居多——的作品。如果有人问，中学程度的学生能做什么好东西来，值得郑重其事的为她们出集子？那么，请你费一两个钟头的光阴到街头坊间的书肆里去看一看去，那些花花绿绿的洋装的所谓当代文豪的五光十色的著作，比此何如？”匡亚明在序中说对这些崭露头角的未来作家们很是看好，因为她们的坦诚，因为她们的灵动，更因为她们的自由。“文艺是应该绝对有自由活动的领域，虽然艺术的形式有时候予以相当的束缚，但她的精神，她的灵魂，应当有绝对自由活动的余地，自由活动的程度，决定他的作品的生命之伟大与否。”匡亚明的这篇极富情感的序言可谓是道破了乐益女中办刊物的宗旨和希望。

张家乐益女中创办的校刊《乐益文艺》，1933年出版

而出版于1934年1月13日的《乐益文艺》则内容更加丰富了，其中有散文、诗歌、游记、文艺评论、随笔、书信、剧作、水彩画、铅笔画、粉画等等，封面刊名的美术字体时尚而大气，大开本，厚达200多页。值得一提的，这些形式各异的作品几乎都是学生们自由发挥而成的，且有的论文对于学校老师的观点并不认同，从而有针对性地写出与其商榷。从刊登的文章看，当时的初中女生已经具有相当成熟的世界观和责任感，她们的话题涉及“中国目前需要怎样的女性”、“你估量你自己将来做什么”、“怎么做个时代的女学生”、“为什么要爱国”、“电影与社会教育”等等社会话题；同时还有大量的诗歌、游记、书信等等也都是颇有新意，可谓是开一时先河。后来发现的张充和的三篇散文也是首发于此，分别为《我的幼年》、《梁石言先生传略》、《别》。充和的当时好友、才女许文锦（图书馆学者钱存训夫人）则在刊物上发表了日记、书信和散文。应该说这样一份学校刊物给了很多同学练笔和思考的机会。

学校刊物的兴办，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张家孩子创办家庭刊物《水》。根据张家长子张宗和的日记，1929年夏，《水》在苏州九如巷张家创刊；这一年乐益女中的《绿叶》也在出版中。

张家的《水》作为家庭刊物，主要成员是当时的四姐妹和三个已经长大的男孩子，还有张家朋友窦祖麟、周有光。张家的《水》自撰、自编，自己印刷、发行，这些都无形锻炼了张家孩子对于出版业的探索和认知，最主要的是影响了他们今后的写作能力。后来在文学中有所成就的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张宗和等都得益于早期《水》的“营养”，后来1996年《水》杂志的复刊人也正是张家二姐张允和。

1936年末，当张兆和已经开始小说创作时，张允和已经接替储安平夫人端木露茜在《中央日报》的编辑岗位，主编《妇女与家庭》副刊，此前她已经在《苏州明报》主编《苏州妇女》专栏多时。此时，张充和则受胡适之邀在《中央日报》主编《贡献》副刊。两人在主编副刊期间，发表了大量的文论，为张允和以后的写作奠定了基础，更为张充和的艺术世界开拓了思维。

《书的故事》与《湖畔》

早在1934年，张允和就出版了自己的译作《书的故事》，当时为中华书局的“中华文库”丛书之一出版，后来此书又于1947年和2017年再版。

张允和早期译作《书的故事》，1947年版

张允和在1934年12月的序言中提及：“人类是奇迹的创造者。可是他们所创造的许多奇迹之中，什么东西是最珍奇呢？是飞机，潜艇，火车？是无线电话，有声电影，传真术？是各种骇人听闻的军器？不，全不是的。最珍奇的奇迹是一件我们所认为最平常的东西——书。这里所说的书，可以是一串贝壳，一块石头，一方泥砖，一张皮革，一片草席，一卷丝绸，或一册以纸订成的我们所谓的书。任凭它的形式有九九八十一变，它的作用都是相同的——记录人类的生活。”张允和还在序中提及：“本书作者伊林，是一位有名的少年读物作家。他的作品在欧洲各国都受少年读者的热烈欢迎。在中国也已有了很好的印象。我希望这本书能不因我的译笔拙劣而减少读者的欣趣。本书翻译时，承周耀平先生给我许多指教，在此附志谢意。”周耀平即张允和的丈夫周有光。此书中大量的插图也很有趣，可谓文图并茂，值得青少年阅读。

书评人、阅读邻居创始人之一邱小石先生曾对比胡愈之的法译本（1936年译）和张允和的英译本作出详解：“英译本不见了原书最后一章最末几段文字，却又在第三章后面，加了一个嘲笑黑人的故事。胡愈之请俄文专家原本核对，终觉自己的译文是比较忠实于原著的，所以才觉得有再出版的必要。”

周有光先生是著名的语言学家，很少有人知道，周有光夫人张允和早期也曾从事过诗韵的研究，并出版过一本《诗歌新韵》，第一次印刷就是22000本，可见出版社对于这本书的重视。

这本由上海教育出版社于1959年11月出版的小书，字数13万3千字。书的开本很小，787×1092，每本定价为0.50元。查周有光的年谱可知，周有光于1957年从上海经济界被调往北京参加文字改革工作，并于1958年参与起草《汉语拼音方案》，并出版了由他主编的《汉语拼音词汇》，1959年周有光出版了《拼音字母基础知识》。而张允和在此期间积极参与对昆曲和历史文化的研究，曾得到曲家俞平伯和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的叶圣陶的肯定，于是张允和就“大着胆子”往前走了。想必这本小书就是在那一时期的研究成果。

从书中“凡例”可知，这是一本工具书，“凡例”第一条说明：“这是一本汉语分韵词汇，收字一万多个，收词三万多条，都是现代文学语言所通用的，可供诗歌韵文的写作者、歌唱者、朗读者和阅读者检查参考。”而在周有光和张允和的著作中，都未能提及这本书，我也是在购买张允和的旧书《书的故事》（译作）时偶然买到了此书。遗憾的是周有光先生已经仙逝，无法当面向先生请教详情了。欣慰的是我在张家姐弟的好友赵景深的书中发现一条线索。

赵景深在致信去台湾的张元和时提及，“你的二妹允和在北京研习社。说来有趣，本来她是演旦的，近来忽发奇想，要演丑角了，在《守岁侍酒》里，她扮演书童，他说演得很活泼生动。二妹夫周有光是语文专家，前些天还到我们复旦中文系来做过一次报告。你二妹还编了一本《新诗韵》。”查这封信写于1962年5月。这本小书使得我们在人人熟知的“最后的闺秀”之外，还有一个同样热衷于语言学研究的张允和。

早期已经出版著作的还有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1941年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张兆和的短篇小说集《湖畔》，1999年11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作为民国女作家“虹影”系列之一，与苏雪林、庐隐、石评梅、林徽因、张爱玲、梅娘等排为一列。编者孙晶在文前提及：“《文学丛刊》第七集里收有一本短篇小说集《湖畔》。文字不多，仅100页的篇幅，却写得轻灵别致，纤柔动人……张兆和的作品就数量来说并不多，而且她的创作以后未能继续下去，而主要是做一些编辑方面的工作，但她的小说却已风格自成，别具一番韵味。”

巴金对于张兆和的小说是颇为欣赏的，他早年即在《文学季刊》刊发张兆和的小说作品，鼓励她写下去。巴金在《怀念从文》中曾回忆：“一九三四年《文学季刊》创刊，兆和为创刊号写稿，她的第一篇小说《湖畔》受到读者欢迎。”令人遗憾的是张兆和后来并没有继续写下去，再后来反倒去了《人民文学》做编辑，甘愿为别人做嫁衣了。

如水流动，张家故事

1996年春，张家家庭刊物《水》在北京复刊，张允和担负起了主编的大任，负责组稿、编写、印刷、发行等等。这次的复刊对于张家文化的影响是较大的。这份家庭杂志再次把散落在全世界的张家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实现了纸上的互动。

张允和主持复刊的《水》封面之一

这份家庭刊物经过多年的“经营”，不只是在整个大家族内部发生了影响，同时也吸引了家外的读者，出版家范用、叶圣陶后代、历史学者葛剑雄、戏剧名家胡忌、教育家匡亚明、文化学者郑培凯等等，他们中的不少人直接请求订阅这份内部刊物。因为《水》承载的不只是家庭文化，还包含着近代历史和文化渊源，如有关乐益女中的创办，有关女中里几位先锋人物的历史，张闻天、叶天底、胡山源、侯绍裘、韦布等等，以及有关张家的历史、淮军的历史、抗战的历史，有关昆曲、书法、文学、园艺、诗词等等方面，使得《水》更加丰富和深远。

1999年6月出版的《张家旧事》（山东画报出版社，张允和口述，叶稚珊编写），可谓是“引爆”了张家文化进入社会的视野。同时在三联书店出版的张允和个人著作《最后的闺秀》更是将张家文化向深处推进了一大步，迄今这本书仍在畅销之中，据说是有关张家的书走得最好的一本。

2007年，当时任教于耶鲁大学历史系的金安平女士因为丈夫史景迁是傅汉思的学生，得以长期接触张充和，从而投入大量精力奔走在国内外采访四姐妹的故事，完成、出版了《合肥四姊妹》。此书曾以英文和中文分别出版，成为那一年出版的重要书目之一，这本书使得人们以一个更宽大、更广博的视角去看待和了解张家文化，使得张家的文化进入世界人文视野，在近代历史上有一定的代表性，而不再是单一的家庭个体。这本书对于张家文化进一步的研究，可谓是具有开拓性的。

此后有关张家文化的书有《水——张家十姐弟的故事》（张昌华、汪修荣编，安徽文艺出版社，2009年）、《似水华年——与一个家族的精神传奇》（王道编，新星出版社，2016年）、《流动的斯文——合肥张家记事》（王道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春梦水流痕——合肥张氏家族文化评传》（陈泓著，郑州大学出版社，2015年）。

以下为以个人名义出版分类：

张元和：《昆曲身段试谱》（张元和著，台湾蓬瀛曲集，1972年）、《顾志成纪念册》（张元和编，内刊，2002年）。

张允和：《曲终人不散》（张允和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浪花集》（允和、兆和等编著，新世界出版社，2005年）、《今日花开又一年》（周有光、张允和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昆曲日记》（张允和著，语文出版社，2004年）、《我与昆曲》（张允和著，庞旸编，百花文艺出版社，2014年）。

张兆和：《与二哥书》（张兆和著，中国妇女出版社，2007年）。

张充和：《陆机文赋》（陈世骧英译本，张充和书文赋，美国加州，1952年，400本）、《书谱两种》（张充和书，傅汉思译，耶鲁大学出版社，1995年）、《桃花鱼》（张充和诗书，傅汉思译，薄英制作，蟹羽出版社，140部）、《张充和小楷》（白谦慎编，重庆大学出版社，2002年）、《曲人鸿爪》（张充和口述，孙康宜撰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古色今香：张充和题字选集》（张充和书，孙康宜编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张充和诗书画集》（张充和作，白谦慎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天涯晚笛——听张充和讲故事》（苏炜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小园即事——张充和小文雅集》（张充和著，王道编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张充和手抄昆曲谱》（陈安娜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一曲微茫》（张充和、张宗和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张充和诗文集》（白谦慎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一生充和》（王道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张充和手抄梅花诗》（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

张宗和：《梁山泊与开封府》（北新书局，1951年）、《秋灯忆语——张宗和的战时绝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张宗和日记》（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

张定和：《昆剧曲谱》（朱素臣原著，陶金、张定和等改编，上海音乐出版社，195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