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5日晚18：30-21：00，中华书局编辑鲁明老师应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历史系之邀作了题为《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作谈》的学术讲座。鲁明老师曾任中华书局《史记》、《旧五代史》、《新五代史》新点校本的责任编辑，目前从事《三国志》、《旧唐书》点校本的修订工作。本次会议由苏大历史系丁义珏老师主持，复旦大学陈晓伟、唐雯老师，南京大学武黎嵩老师，苏大历史系张程娟、林展老师等校内外学者与会，在线听众240余人。

会议伊始，丁义珏老师介绍了本次讲座所包含的两层特殊意义：在苏州大学120周年校庆之际，鲁明老师作为苏大学子得以在云端重返母校；苏州大学历史系创始人柴德赓先生曾为点校《新五代史》做出重要贡献，如今它们在新一代学人手上完成修订，这是一种学术传承。

鲁明老师的讲座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向同学们普及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工作所涉及的一些基本概念。

【关于中华书局】鲁明老师首先对所在单位——中华书局进行了简要的介绍。中华书局于1912年由陆费逵先生在上海创办，它以弘扬传统、服务学术、传承文明、创新生活为服务宗旨，距今已有近109年的悠久历史。1958年国家对出版业进行调整，中华书局的主要任务就是规划、编辑、出版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哲学等典籍。其出版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等享誉海内外。

【关于二十四史】接着，鲁明老师简要阐明了二十四史形成的几个重要节点。从唐代的“十三史”（不包括李延寿的《南史》和《北史》）到两宋之交的“十七史”（不包括《旧唐书》和《旧五代史》），再到明代形成的“二十一史”（加入了《宋史》、《辽史》、《金史》、《元史》），“二十四史”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叠加形成，并于乾隆年间得到钦定。

【关于点校】什么是点校？什么样的古籍整理作品可以被称作点校本？鲁明老师将“点校”一词拆解为“标点”和“校勘”两个部分：

标点是指为便于读者正确、高效地理解文意，古籍整理者根据文献的具体内容、对古籍文本施加标点符号、划分段落等工作。相关标点符号，以现代汉语常用标点符号为主，并往往辅以古籍整理专用标点符号（如人名，地名、书名等专名线）

校勘一般指古籍整理者在尽量搜罗相关版本并厘清版本源流的基础上，对不同版本的文字详加比较，并参考其他传世及出土文献，综合研判，改正古籍在历代流传过程中出现的各类讹误，以获得相对准确的文本。

同时，鲁明老师指出了校勘工作中可能存在的两个认知误区：

一、面对传世版本较多的一些文献，古籍整理不是把所有版本不加选择地拿来通校一遍，而是首先要进行学术判断、分清版本的主次源流，然后选择其中有代表性的版本成为校勘的参考。

二、古籍校勘的工作不是替原书作者改正书中内容的错误，或是提高原书的学术含量，而是为读者改正古书在历史流传中发生的文字讹误。

鲁明老师以新旧版《史记》点校本中的标点差异为例，就“标点如何使读者正确高效地理解文意”这一问题进行了介绍：

其中，鲁明老师着重说明了古籍校勘工作中的两条基本原则：

一、一般来说，如果没有可信的版本依据，只有他书依据，通常不会做出校改。即使在无版本参考，需要根据他书来改字的情况下，他校文献也需要与被校的文字具有相同的史料来源和高度对应关系的行文表达。

例如：在校勘《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和《旧唐书》时，利用早期史钞、类书，如《册府元龟》、《诸史提要》、《锦绣万花谷》中的抄录或援引对原本进行适当校改，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古籍校勘中最应该避免的两个情况是“以不误为误”、“以误改误”。修订工作不是张扬学者个性的平台，其目的是要展现更多学术共识，供文史研究者作为参考和引用，因此，校改分寸的把握尤为重要。

讲座的第二部分，鲁明老师对新、旧点校本二十四史的工作情况进行了回顾与介绍。

【关于旧点校本】鲁明老师首先肯定了其极高的学术水准及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但假如以现代的古籍整理规范和学术标准来审视原点校本，鲁明老师认为原点校本还有以下几点欠缺：

一、率先出版的《史记》限于国庆十周年（1959）献礼的出版时间的压力，在校勘方面较为简单地使用了清代学者张文虎为金陵书局本校勘《史记》时的一些成果。

二、部分史书在底本选择方面存在争议，例如：《汉书》、《旧唐书》等。

三、少部分史书没有固定底本，例如：在进行《三国志》的校勘工作时，没有确定固定的底本，而是采用了四种版本交叉汇校，“择善而从”的方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四、因当时反对繁琐校勘的风气，部分史书的校勘记较为简略。例如：《新五代史》现于原点校本的的校勘记，仅有一百余条。

【关于新点校本】鲁明老师首先以《史记》、《汉书》、《三国志》、《旧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等史书为例，展示了新时期修订工作的优势：

一、物质资料的增加，主要是近年来新发现版本的助力。以《史记》为例，南宋前期覆北宋景祐本《史记》、南宋绍兴初杭州刻本《史记》、南宋“耿本”《史记》、南宋黄善夫《史记》三家注合刻本（最早的《史记》三家注合刻本）、日本和敦煌的古钞本等可以补旧点校本之不足。此外，日本静嘉堂藏南宋初湖北提举茶盐司刻《汉书》、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南宋中期建刊本《三国志》、元大德九路本《三国志》、清孔继涵（号荭谷）旧藏钞本《旧五代史》、台湾图书馆藏南宋初浙江刊宋修本《新五代史》等在当今可以实现通校。

二、文献检索技术的助力。相较于陈垣先生在利用《册府元龟》来校订《旧五代史》时所遇到的“大海捞针”式的困难，当前种类繁多的学术数据库，给修订工作带来的极大便利。

三、近年学术积累的助力。近几十年来，各断代史、专门史、文献学等研究领域的深入发展给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作带来许多重要的支持。例如日本学者尾崎康《正史宋元版之研究》中译本为相关学者提供重要参考。

紧接着，鲁明老师介绍了部分修订组在点校修订过程中的一些动态和成果。例如《旧唐书》修订组新近发现的分散藏在南京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的明代《旧唐书》嗣雅堂钞本，以及之前武秀成老师发现的湖南图书馆藏清初叶石君校至乐楼本，在实质上进一步提高了《旧唐书》修订本的校勘水平。又如《旧五代史》的修订本在交付初稿后，修订组又设法访求到了日本静嘉堂所藏的邵晋涵旧藏钞本，并进行了通校，成为《旧五代史》修订工作的加分项。

讲座第三部分，鲁明老师以个人参与责编过的史书为主，介绍本次修订工作中，修订组和中华书局在校勘体例、底本选择等方面的立场。

其中，鲁明老师重点阐述了关于《史记》为何选择金陵书局本为底本而未用宋本的问题：

一、现存最早的《史记》三家注合刻本为南宋建安黄善夫家塾刻本，虽然具有不可替代的校勘价值，但是经学者研究认为：该本为坊刻本，文字质量不高，难免会增加许多不必要的校勘记，增加读者的阅读负担。

二、其余的《史记》宋刻本皆非三家注本，如果选择宋本作为底本，那么就需要利用不同的宋本来进行拼配，工作量大。

三、金陵书局本作为原点校本的底本，通行已久，面貌为人所熟知。中华书局出于原点校本和新点校本的延续性的考虑，没有对底本进行更改。

此外，鲁明老师提到，尽管新点校本与原点校本所涉的校勘理念、学术立场有所不同。但正如《史记》修订凡例第五条所言：“原点校本所作校改，总体得当，大多已为读者接受，为求前后衔接，校勘尺度适度放宽。”因此，在《史记》新点校本中存在着两种校勘尺度。一方面，修订组新出的校勘记，尺度从严，坚持无版本不改字的原则；另一方面，修订组对原点校本在无版本情况下根据他校或理校所做的部分改动，不无沿用，尺度较宽。这体现了修订工程启动之初，中华书局、修订组、审稿专家各方对于如何界定原点校本与新修订本之关系，尚在思考与探索中。

最后，鲁明老师就个人在参与修订本编辑出版工作过程获得的部分版本文献学认识，与大家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如《旧五代史》是以清辑本为框架加以修订而非新辑、指出清武英殿本“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臆改极多，校勘学价值较为有限等相关问题，都给师生带来启发。此外，鲁明老师还对未来充分利用日藏古钞本《史记》、明钞本《册府元龟》等材料来进一步提升《史记》、《旧五代史》等修订本质量，做出了展望。

鲁明老师在《旧五代史》修订工作中提出的审稿意见

明钞本《册府元龟》

讲座结尾，主持人丁义珏老师对讲座内容进行了总结并梳理了讲座过程中的疑难问题，邀请鲁明老师做出解答。鲁明老师对“怎样体现出土文献（甲骨文或墓志铭）对二十四史修订工作的参考意义”、“《汉书》的修订情况”等问题进行了回答。

关于陈晓伟老师提出的“该用什么方式将古籍整理用于本科和研究生的培养中”的话题，鲁明老师结合自己的工作经历给出了回应，鼓励同学们结合一部点校本二十四史或一个具体的片段进行演习。唐雯老师对这一话题进行了补充。

通过此次讲座，同学们对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作流程、工作意义有了切近而又深刻的理解。各校师生们的讨论，也更新了大家对历史文献整理、古典文献研究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