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院长唐晓敏教授长期关注语文教育与学习，并为此撰写过大量文章，以下五篇文章精选其新浪博客，希望这些文章，能给大家学语文、教语文一些启示。

语文学习只需一本书

很偶然地在网上看到，有人谈到自己阅读《资治通鉴》的经历，说：《资治通鉴》绝对是对我影响非常大的一本书。2001年3月，我跟同学闲聊古今中外，竟然扯到了《资治通鉴》。他说他家有三大本，我要的话，可以借给我。在这之前，我只看过语文课本上选的《赤壁之战》。我当时没想什么就借来看了。

那一年春天，我的时间全部花在这部书上。我连课都顾不上了。我当时还真是看不懂。只好硬着头皮看下去。我读白话文的速度很快，一个小时100来页没有问题，而我读《资治通鉴》，一个小时勉强只能读20来页。可见当年的水平有多差。后来因为功课一退再退，而且马上高三了，我不能再这样持续的读课外书了，我也没有把这本书读完。只读了一大本，也就是停在三国时期。

这应该算是我读的第一部国学名著。读那本书，我的文言文水平提高了非常多，视野也大大地开阔了。

他说：“读那本书，我的文言文水平提高了非常多”，我非常相信这一点。读过《资治通鉴》的三分之一以后，文言文水平不可能不提高。而且我还相信，不仅是文言文的阅读能力会大大提高，白话文的阅读乃至写作能力也同样会大大提高。

实际上，语文能力的培养，就是这样简单。好好地读一本有分量的好书，甚至是好好地背诵几十篇好的古文，也就有了阅读与写作的能力。黄药眠回忆自己当初的语文学习时讲：他读小学，读的都是古文，《滕王阁序》《进学解》《赤壁赋》等等。“在这个高等小学读了三年以后，我的古文写作基本过关”，“可以说，我的写作的基本功，在县立高等小学已完成了。”

为什么现在却这么“麻烦”：读书读了十年，十几年，阅读与写作能力仍然很差？主要原因是学习不得法。

古人学习语文，直接面对的是篇章。今天，我们斤斤计较的是“字”、“词”。我们总是认为，篇章的基础是“字”、“词”，因为文章是“字”、“词”组织起来的，所以，要学好文章，就需要打好基础，于是，我们把主要精力都放到字、词的积累、分析与研究上了。于是，我们指导学生积累字词，让他们掌握各个词的基本含义、引申义……考试主要也是考这些。

这是上了语言学家的当。

文章阅读与写作能力，固然得认识一些字，但主要是通过阅读好的文章才能提高。而且，这一过程恰恰又是进一步理解字词的过程。就是说，必须是通过文章阅读、背诵，才能掌握字词。这就好比是，锻炼身体，固然也表现为肌体的细胞的健康，但我们不能是一个一个地“锻炼细胞”。

实际上，许多有识之士早就看出这个问题。周谷城先生就说过：我们要知道，识字量不是用识字的方法所可以增加的。因为字不是单独可以识的，如此识法，即使识了，未必能读书看报。我还记得，在中学时代，因学英文，会把一部字典从头到尾读得烂熟，但是遇到了生字，还是不懂，反而愈弄愈糊涂了。因为一字一义的极少。任何字的真意义必须看他的上下文而定，所以就是已识的字，换了一个新的位置，也许意义与所识的大不相同。

他还说道：我们可以说，识字不是文字教育的基本，而且识字与读书在心理上是根本不同的两种心理过程，甚至于会相互冲突。因为读书重了解意义，识字往往斤斤于形音的认识。读书时太重形音，则读不快，甚至于不易获得全篇意义。反过来说，一篇文中或一本书中有若干字不识，只须大意可懂，尽可以不去管他，至于字的音不识更不重要，技术字的形记的清楚，也情有可原。

“一篇文中或一本书中有若干字不识，只须大意可懂，尽可以不去管他，至于字的音不识更不重要，技术字的形记的清楚，也情有可原”，这是非常高明的读书方法，今日的学生，若果真这样读书，哪怕是只读一本有分量的好书，也就可以获得不错的阅读写作能力。

不过，现在有个问题：这样做，阅读与写作的能力是有了，但无法应付语文考试，因为现在的语文考试，几乎是专找那些你可能“不识”的字、词来出考题。

语文学习的“大钻石”与“小破片”

古人学习语文，没有现在意义上的教材。当时，认识了两千来个汉字之后，就是读书。而且，老师也不讲解。书读多了，意思自然懂得。

现代语文教育，有了课本。但上个世纪前期，虽有课本，学生的语文学习却不以课本为限。许多人还是读书、读整本的书。而且，这也是当时许多人的主张。

如胡适就明确说过：单靠七八十篇的古文选本，决不能教到什么成绩。古文读本的大病就是没有兴趣，没有系统，所以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像《汉高祖斩丁公论》，实在是毫无意思。我说与其读《范增论》，不如看《史记》《项羽本纪》，给他们一些有系统有趣味的材料。像《史记》《汉书纪事本末》一类的大部书，让他们自己去摸索，应该有更好的成绩。我们从前念书也没有什么人教，差不多完全是自己暗中摸索出来的。

教育家陶行之也是这样认为的，他说：中国的教科书，不但用不好的文字做中心，并且用零碎的文字做中心，每课教几个字，传授一点零碎的知识。学生读了一课，便以为完了，再也没有进一步追求之引导。我们读《水浒》《红楼梦》《鲁滨孙漂流记》一类小说的时候，读了第一节便想读第二节，甚至从早晨读到夜晚，从夜晚读到天亮，要把它一口气读完了才觉得痛快。

中国的教科书是以零碎文字做中心，没有这种力量。有人说，中国文人是蛀书虫。可是教科书连培养蛀书虫的力量也没有。蛀书虫为什么蛀书？因为书中有好吃的东西，使它吃了又要吃。吃教科书如同吃蜡，吃了一回，再不想吃第二回，连蛀书虫都养不成！

叔本华曾说：“一颗大的钻石如果打得细碎的话，这些小破片价值之总和，无法和它原本的价值相比拟；一支庞大的军队，若把它分成若干小部队，则威力必大减，发生不了什么作用。同样，伟大的精神，若使之中断、搅乱、破坏或转向，它和普通精神已无任何差异。”

这并非就书本与“课文”的关系立论，但书本与“课文”的关系却也如此。整本的书就是“大钻石”，课文就是“小碎片”。

多年以来，我们的学生接触的不是“大钻石”，而只是“小破片”。这是目前语文学习的最大的问题。

中国传统语文教育不教“字词”

近百年的语文教学，其重要的内容之一是“字词教学”。为此，我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古人是怎样做的呢？简单说，古人，也包括上个世纪前期家塾的语文教学，基本没有“字词教学”。

古人让孩子读书，并不讲其中字词的“意思”。字词的“意思”,儿童是在大量读书的过程中自然懂得的。

对此，赵元任讲过：“从前所谓‘念书’就是念书，先生不一定讲，学生也不一定懂，真是‘读书不求甚解’，可是过了一阵，甚至过了多少年，书里的意义渐渐地明白了。”

邓云乡也说：传统语文教学也有“讲”，但是这个“讲”，现在的读者要理解，不是一般讲解词句意思，这是靠熟读背诵当中自然理解，老实说是不必讲的。明清两代八股文教育中的所谓“讲书”“开讲”，都是讲《四书》中的每一句话如何发挥，如何写成一篇八股文。

对此，周振甫说得更明确、更细致。他写过一篇非常好的文章“我们怎样学习古文”，文章用“立体的懂”概括传统语文教育不讲“字词”的特点和优点。他说道：不论唐代人或是近代人，他们从小就能读懂古文，不仅会读，还会写古文和旧体诗。为什么现在人读懂古文会成问题呢？这当跟读法有关。我曾经听开明书店的创办人章锡琛先生讲他小时的读书。开始读《四书》时，小孩子根本不懂，所以老师是不讲的。每天上一课，只教孩子读，读会了就要熟读背出。第二天再上一课，再教会孩子读，读熟背出。到了节日，如阴历五月初五的端午节，七月七日的乞巧节，九月九日的重阳节，年终的大节，都不教书了，要温书，要背书。

如在端午节把以前读的书全部温习一下，再全部背出。到年终，要温习一年读的书，全部背出。因此，像梁启超的“六岁毕业《五经》”，即六岁时已把《五经》全部背出了；所以他“九岁能日缀千言”。因此，《唐才子传》里讲的“六岁善辞章”，“七岁能赋诗”，也就不奇怪了。

我向政协委员张元善老先生请教，问他小时怎样读书的。他讲的跟章锡琛先生讲的差不多，他说开始读时，对读的书完全不懂。读了若干年，一旦豁然贯通，不懂的全懂了，而且是“立体的懂”，它关键就在于熟读背出，把所读的书全部装在脑子里。假如不是熟读背出，把所熟读的书全部装在脑子里，读了一课书，记住了多少生字，记住了多少句子，这只是“点线的懂”。记住的生字的点，记住的句子是线。点线的懂是不够的。因为一个字的解释在不同的句子中往往因上下文的关系而有变化，一个字在不同的结构里会有不同的用法，记住了一个字的解释和一种用法，碰到这个字的解释和用法有变化时就不好懂了。

把一部书全部读熟就不同了，开始读时不懂，读多了渐渐懂了。比方读《论语》，开始碰到“仁”字不懂，“仁”字在《论语》中出现了104次，当读到十几次“仁”字时，对“仁”字的意义渐渐懂了，当读到几十次、上百次对“仁”的意义懂得更多了。因为熟读背诵，对书中有“仁”的句子全部记住，有“仁”字的句子的上下文也全部记住，对于“仁”因上下文的关系而解释有变化也罢，对有“仁”字的词组因结构不同而用法有变化也罢，全都懂了，这才叫“立体的懂”。

可以说，周振甫已经把道理说得非常清楚了。甚至，学习过汉字的日本人也有这方面的经验。如日本的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汤川秀树讲自己小时学习汉文典籍的经历时，就说：入小学以前，就学了中国的各种古典，其实只是跟在祖父的后面吟诵，开始当然是不懂，但奇怪的是，虽然没有人教，后来竟也似懂非懂了。

我们常常给孩子讲字词的意思，也就是“解词”。其实，有经验的外国教育家也早就知道，解词教学徒劳无益。俄国的文学家也是教育家的托尔斯泰，自己的经历体会道这一点，他说：我们应该承认，最近两个月来我们不止一次地对此作了实验，每次学生都表现出强烈的厌恶，这证明我们所采取的方法是错误的。通过这些实验我才确信，解释词和词语和言语的意义，是完全不可能的，甚至对天才的教师也是如此，至于平庸的教师所喜爱解释的“好多就是不小的一大群”之类的解释就更是不必说了。解释一个什么词，比如说“印象”这个词，你不是在要解释的词的位置上加进另一个也不懂的词，便是加进一系列像该词一样不明白其联系的词语。

总之，学习语文，关键是多读文章；文章读得多了，特别是能够将这些文章背诵下来。其中字词的意思自然就能够懂得。一时不懂，慢慢也肯定能够懂得。

我们的语文教学，之所以少慢差费。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我们的孩子没有多少时间读书，这些时间都用到“字词教学”上了。实际上，我们若是让孩子多读书，这些书籍的字词本来是早就可以认识、掌握的。

语文学习，须读“闲书”

近百年来，语文教育的一大问题的过于重视“教科书”，以为学习语文就是学习这些教科书中的“课文”。而实际上，这些课文没有多大的意义。真正有意义的，是读“闲书”，主要是读整本的小说。

五四时期，胡适就积极倡导通过阅读小说来学习语文，说道：“按良心说，我们的成绩完全是从《三国演义》《水浒传》《新民丛报》等有系统有兴味的文章得来的。”

叶圣陶早年也主张读整本的书，主张用整本的教材做国文教材。他认为：单篇短章的教材将使学生眼花缭乱，心志不专，仿佛跑进热闹的都市，看见许多东西，可是一样也没有看清楚。并且读惯了单篇短章，老是局促在小范围之中，魄力也就不大，遇到了大篇，将会望而却步。如以整本的书为教材，虽然在短短数年读不了几部，但却可借此养成读“书”的习惯和能力。叶圣陶说的整本的书，主要也是小说。因为他说到：很有些人是因为“偷空看了《三国演义》”而获得了写作能力。

陶行知也主张阅读小说，他反对只学教科书，认为语文的教科书没有什么用处，不如读小说：中国的教科书，不但用不好的文字做中心，并且用零碎的文字做中心，每课教几个字，传授一点零碎的知识。学生读了一课，便以为完了，再也没有进一步追求之引导。我们读《水浒》《红楼梦》《鲁滨孙漂流记》一类小说的时候，读了第一节便想读第二节，甚至从早晨读到夜晚，从夜晚读到天亮，要把它一口气读完了才觉得痛快。中国的教科书是以零碎文字做中心，没有这种力量。

余冠英也说：“我想大家都曾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凡是写作和欣赏能力较高的学生都是爱看‘闲书’的。他们正因为多看‘闲书’才提高了写作和欣赏的能力。教本和教师的力量都不如‘闲书’（我们自己学国文的经验也可以印证。）”

季羡林小时候也非常爱看“闲书”。他说：在我读小学时，小说被称为“闲书”，是绝对禁止看的。但是，我却酷爱看“闲书”。高级的“闲书”，像《红楼梦》《西游记》之类，我们看不懂，也得不到，所以不看，我们专看低级的“闲书”，如《彭公案》《施公案》《济公传》《七侠五义》《小五义》《东周列国志》《说唐》《封神榜》等等。

他认为，正是这些水平并不高的“闲书”，培养了他的写作能力：我觉得，我由文言文改写白话文而丝毫没有感到什么不顺手，与我看“闲书”多有关。我不能说，每一部这样的“闲书”，文章都很漂亮，都是生花妙笔。但是，一般说来，文章都是文从字顺，相当流利。而且对文章的结构也十分注意。

其实，西方人也是这样。如卢梭在《忏悔录》中就讲：我母亲留下了一些小说，吃过晚饭我就和父亲读这些小说。起初，父亲不过是想利用这些有趣的读物叫我练习阅读，但是不久以后，我们就兴致勃勃地两个人轮流读，没完没了，往往通宵达旦。一本书到手，不一气读完是决不罢休的。有时父亲听到早晨的燕子叫了，才很难为情地说：“我们去睡吧，我简直比你还孩子气呢。”

他说，这种方法，不久便使他“获得了极端娴熟的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

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的所谓第八次语文课改，看上去轰轰烈烈，但实际上改革非常有限。还只是在“教科书”的框子里转。而且，已经编出的几套高中教科书，实际上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除了选篇稍有不同之外，其他都一样，原因很简单：教材都得送同一个专家组评审，都只能接受这一专家组的意见，原本有些特色的，也必须将特色“清除”，否则是不能通过的。这样的改革不是改革。

若能让学生用大量的时间阅读小说，通过阅读小说快速地获得了阅读能力、理解能力和写作能力，这才是真的改革。

当然，语文高考也得变。不变，大家纵然懂得阅读小说有千般好，也还是不敢读小说。

当年的文史大师怎样学语文？

二十世纪前期，虽然已经有了西式的学校教育，但当时的语文教育是“双轨”或“复调”的，特别是许多有文化的家庭，主要仍然是采用传统的语文教育方式。

传统语文教育大致是这样：前一两年是识字教育；用一年或两年时间，让儿童认识两千左右汉字之后，就开始阅读经典。读的范围，包括儒家经典“五经”及《论语》《孟子》等，到南宋朱熹将《论语》《孟子》与《中庸》《大学》编在一起之后，儿童往往先读《四书》，一般是先读《论语》，再读《中庸》或《大学》，最后读《孟子》。《四书》读完，再读“五经”。

王运熙讲：“我五六岁时，他（父亲）即教我念一些唐代绝句，引起我对古诗的爱好。我在九岁时初小毕业，父亲叫我留在家里在他指导下学习，以读古书为重点。这样一直到15岁进高中前后五六年时间里，我先后读了“四书”、《诗经》、《尚书》、《左传句解》、《史记》（选本）、《楚辞》、《古文观止》、《六朝文挈》、《古文辞类纂》等文史古籍。父亲略做讲解，主要让我自己诵读，每篇诵读数十遍，达到能背诵或接近背诵的程度。这样学习，开始时囫囵吞枣，不懂的地方很多，感到枯燥，往后理解能力逐步提高，大体能懂，就深感兴趣了。”

现代文学理论家敏泽曾这样讲过：“我从五，六岁进入私塾，一学就是五年。进入私塾之后，首先要学的是《百家姓》和《千字文》，待这两种蒙童读物读烂、背熟之后，接着就进入了《四书》《五经》的学习。依次为《论语》《孟子》《中庸》《大学》《诗经》《尚书》。对于古书的学习都是要求从头至尾背得烂熟之后，才可以丢掉不读，开始一种新古书的诵读的。”

程千帆先生所接受的也是这样的教育。他跟伯父学习，后来回忆说：“我们伯父对我们要求很严，虽然我们只是十几岁的少年，但学习的起点很高。他认为当时一般私塾常读的书如《古文观止》等都是俗学，而教我们的则是为打好国学基础的一些经典著作。因此，我当时作为正课就读了《诗经》《左传》《论语》《孟子》《通鉴》《文选》《古文辞类纂》等书（显然不可能全然了解）。此外，还泛览了许多书籍，甚至像吕坤的《呻吟语》、曾国藩的《曾文正公家训》、袁枚的《小仓山房尺牍》之类，也认真看过。每天写大小字、作日记，每周作文，也有严格规定。”这是非常严格的正规的古典训练。

不难看出，与当时的学校语文教育相比，私塾教育有其突出的优长之处，这就是高质高效。私塾教育所选的都是第一流的作品。程千帆的伯父教他的时候，所选的教材是《诗经》《左传》《论语》《孟子》《通鉴》《文选》《古文辞类纂》等书，这些著作，现在大学中文系学生也不是都读过。敏泽就说到：“五年私塾教育便是我最早接受的、并且给我终生留下的难以磨灭影响的语文和文化教育。这五年私塾所学到的东西，说实在的，比后来的正规大学中文系四年所学的东西都要多。”这是符合实际的。

从学习方法说，古人的做法是，先不求理解，而是利用儿童记忆力强、理解力差的特征入手，先强调背诵记忆；让孩子记忆了大量的素材之后，在读熟了许多篇章之后触类旁通，并随着自身的成长，对所学内容渐渐地自然理解。这是非常富有智慧的做法。对此，敏泽这样说：“童蒙时期的心灵，像一张纯净无尘的白纸。他在此时所习所学，常常永生刻在他的心灵上，与他的生命相始终。

尽管早年我所背诵过的东西，并不是我能够理解的；但由于儿时的记忆特强，这些背诵过的东西到后来随着知识的增长和理解力的提高，以往不理解的东西理解了，并且像刻在心上一样忘不了，可以烂熟于心地背诵，这对我后来的学术研究工作，真可以说是受用无穷。”

应该承认，儿童接受这种教育的当初，并不一定都喜欢，但对将来确有重要意义。

接受私塾教育并不意味着拒绝学校教育，许多家庭是将私塾教育与学校教育结合起来的。这又有几种不同的情况。

一是先读私塾，后进学校。如美学家朱光潜先生，童年时在家里接受教育。他的父亲是一位受传统文化深刻影响的私塾先生，朱光潜从六岁到十四岁一直追随父亲学习。十五岁开始去读了小学，读了半年高小，便升上了桐城中学。程千帆在家学习数年之后，也考取南京金陵中学读书。霍松林四岁时，他的父亲即教他背熟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识字课本。接着循序渐进，从《论语》开始，熟读群经诸子和历代诗文名篇，并作对联、诗、词、散文。在家中读书直到12岁，他父亲才送他到新阳小学接受现代教育。

二是一边在学校就读，一边读私塾或家塾。如宋史专家徐规回忆说，他幼年入鹤浦小学学习，同时在父亲指导下，“课余熟读《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四书集注》《古文观止》等书；点读《御批通鉴辑览》，日写大字数纸，寒暑不辍；闲暇时，浏览《水浒》《三国》《红楼》《西游》《聊斋》等小说。”再如，著名古代园林专家陈从周十岁进入一所美国人开的教会小学上学，但他母亲为了让他有中文功底，却将他托付了一位老先生，让他学习古文，他每天放学后要读古文，陈从周将这种学习生活叫做“洋学堂外加半私塾”。

第三种情况比较特殊，是上“洋学堂”与读私塾交错。如王运熙五六岁时，他的父亲即教他读唐诗，后来上了小学，但小学毕业之后，父亲又让他留在家中，指导他重点学习古文。他用四五年时间先后读了《四书》《史记》《左传》《诗经》《楚辞》《古文观止》等古书。再后来他又上大学学习。

历史学家蒙默的父亲是著名学家蒙文通，他为了让蒙默接受古典的训练，竟不时“打断”他正常的学校学习生活。蒙默讲他接受教育的过程时说，他大学毕业已经25岁，原因是，他父亲接受的是清代书院的经验，以读经为主，强调自学，提倡抄书、点书、做札记。“因此，他总认为，在新学制下学生读不到应该读的基础书，所以他总是不时地要我辍学来补读。”

以上关于唐晓敏教授语文教育与学习的五篇精选文章，希望能给大家学语文、教语文一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