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的传统便是文史不分家，许多文学家同时也兼具史家的角色，评论文学作品的同时更是讲究“知人论世”，而知人论世很明显便能诠释文史不分家的内涵。可惜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知识的增长，人们关于学科的划分也越来越细密，于是乎一般的文史工作者也就不得不只攻一门，并力求在这门里有所突破，这就造成了许多文史工作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而且就是在文或史的一门之中，他们也往往只懂某一个方面亦或某一个段落，至于其他便觉得可以漠不关心了。当今社会专家很多，可是精通各方面的却很少，结果势必会影响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更加难以出现大师级的人物了，这是我们所不愿乐见的。

世界是一个联系的有机整体，文与史的关系尤其密切，难以截然分开，自古便有文史不分家之说。其原因大体如下：

第一：中国的古代典籍，特别是魏晋以前的早期典籍，大多是文与史特性兼备，很难截然划分。例如《春秋》和《诗经》这两部著作，前者为史，后者为文，它们之间的界限表面上似乎很清楚，但实际上两者不仅本体相同或相关而且许多地方也可以互相解说与印证。《诗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是文学作品，但其中《大雅》的《生民》、《公刘》等篇写的是周民族发展的历史，叙述了周自始祖后稷到武王灭商的全部过程，大多数诗篇则通过叙事、抒情，反映了西周、春秋时期的阶级关系，农业生产和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清代学者章学诚曾经在《校雠通议··汉志六艺》中说：“《春秋》与《诗》相表里”；在《文史通议·与甄秀才论文选义例书》中又说：“《诗》亡而后《春秋》作。《诗》类今之文选耳，而亦与史相始终。”后代的学者之所以将《春秋》形容为反映周代社会的“诗史”，把《春秋》看成《诗经》的续作，原因大概就在此。总的看来，中国古代史名著，虽然有的偏重于谈史，有的侧重于谈文，但大部分都是文史交叉的，也即文史不分家。正如《文史通议·传记》所说：古人文无定体，经、史亦无分科。

第二：历代史家对“言之无文，形而不远”看法的认同，与之相应便形成了“良史莫不工文”的共识。关于文与史之间的关系，史家争议还是比较多的，大体来说，可分为两派意见：一派以刘知几为代表，主张文史易辙，纯洁史体；另一派以章学诚为代表，强调文史相通，以及史对文的依赖。刘知几严格恪守“史书之大体”，对那些“矜炫文采”的以文乱史的现象很是反感（《史通·论赞》）。他认 为文就是文，史就是史，“文之与史较然异辙”（《史通·核才》）。然而，他虽然讲究史法，但也不排斥史乘中的文采，《史通》对“五经”、“三史”文采美的欣赏之词，随处可见。例如他对《左传》叙事“或腴辞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将工俟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史通·杂说上》）。他对于左氏文才评价之高，可以说是无以复加。至于章学诚，他不但认为史乘需要文采，而且还提出了史依赖于文的观点。正如《文史通义·史德》篇写道：“史之赖于文也，犹衣之需乎采，食之需乎味”。在他看来，史事本身就纷繁复杂，各种各样。记载史实的“史文”必须“屈曲而适如其事”，才能够称为实录（《文史通义·书教下》）。因此，他强调“工文”是史家必具的一种本领和修养：“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文史通义·史德》）。“良史莫不工文”这是章学诚在考察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编纂后而得出的结论，也几乎是历代史家所一直遵从的信条。修史者和史学家对文史关系这样的理解，无疑是促进“文史不分家”观念更加的深入人心。

第三：我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史记》的编纂，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的史书虽然有编年体、纪传体、典制体、纪事本末体等多种体裁，但流传最广的却要数纪传体了，记载整个中国古代史的“二十六史”所采用的便是纪传体的撰述方式。以《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体史书，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在记述史事的同时还注重文采的发挥，尤其是主体部分，即以人物为纲的列传和世家部分，完全可以说是历史和文学的结合，同时具备史乘和文学的两种属性。如《史记》中的《项羽本纪》、《廉颇蔺相如列传》、《李将军列传》等，都是优秀的史传散文，文学价值极高。我国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在他的《汉文学史纲要》里曾经评价《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就是称赞该书既是一部光辉的历史巨著，又是一部伟大的文学杰作，肯定了《史记》在文史两个领域所达到的极高的境界。“文史不分家”在《史记》上得到充分体现。

那么文学与史学是如何产生的呢？

从现有的文献记载来看，“文学”一词最早出现在孔子《论语·先进》中，“文学子游、子夏”。而“史学”一词的提出始于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后赵石勒称王之年，“署从事中郎裴宪渗军傅畅、杜嘏并领经学祭酒，参军续咸、庾景为律学祭酒，任播、崔溶为史学祭酒”。

文史初貌:文学一词的最初含义是指文章和博学，被列为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和文学)之一(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后来《魏书·郑义传》中有：“而羲第六，文学为优。”在这里，文学是指有文采的语言作品，即相当于今天意义上的文学。后来，文学发展成今天意义上的学识或学术，如哲学、历史、语言等。文学一词在中国的出现，一开始就突出了“文采”的含义。同时，文学从它被使用时起就具有了学识(博学)含义。由此可得，凡是富于文采的作品和显示渊博学识的作品，都可以被称为文学。由文学的定义得知，我国最早出现的一种文学体裁。源于原始人的劳动呼声，是一种有声韵、有歌咏的文学。与文学相比较而言，史学最初指的是“史学祭酒”这个官职。宋文帝元嘉十五年(438年)设四学馆(儒、玄、文、史)，史学成了一种教育机构。到后来渐渐发展成为认识、叙述或编纂过去事件的专门性、技艺性的学问。史学的定义不像文学那样从一出生就带有“文采”，史学从一开始就不断变化着，由官职的含义一直演变，到后来成了一门“有关过去历史”的学科。这与古代建立起来的“史学”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最早的有声韵、有歌咏的文学就是诗歌。古诗虽或删或佚，不尽传于今日，但是《诗经》三百篇尚传至今日。如：

《玄鸟》篇——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

《长发》篇卜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有狨方将，帝立子生商……玄王桓拔……率履不越。……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生民》篇卜阙初生民，时维姜螈。……履帝武敏音。……栽震载夙。载生栽育，时维后稷。……

这便是我国最早的文学诗歌，诗歌声韵朗朗上口，文采甚佳。古代文字传写很不方便，而且文字亦未完具。因此，人们对于所要记录保存的文字内容，“不恃记录而恃记诵，而最便于记诵者，则韵语也”。但是，仔细看诗歌描述的内容，便可发现，里面所写的正是大家所熟知的“历史”，《玄鸟》、《民生》述商周开国之迹，半杂神话。此类诗篇文采极优美。所述之事为历史，因此，也称这类诗歌为史诗。由此看出，在诗歌中可以找到关于历史传说的点点事迹。“自然有长于文学之人，将传说之深人人心者播诸诗歌。以应社会之需，于是乎有史诗。试观老聃谈道，孔子撰《易》，乃至秦汉间之书，皆最喜好用韵。印度最古老的社会史、宗教史都使用梵歌写成。是故邃古传说，可谓'不成文’之史，其'成文之史’则自史诗始”。

由此可知，最早的文学伴生史学，最早的史学渊源文学，文史自古以来便是一家的，不分彼此。

遗憾的是，近现代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和学术文化自身的发展，中国的学术文化分工越来越细，不同领域的界限越来越明显，这一方面推动了各学科研究的更加深入，另一方面却也带来了不同学科之间相互隔膜的弊端。就史学和文学的关系而言，过去的史家一般都具有较深厚的文学修养，可以说是文史兼通，但现在的修史者大多却不注重培养自己的文学素养和文字表达水平，写出的历史著作往往平淡无奇，缺乏韵味，缺乏古代那种优秀史书的感人力量。

当然，史书是以实为贵，追求历史真相的，这里着重谈文，并非忽视史的真实性，而是意在说明生动细致的文笔对于再现历史真实的重要性。钱钟书先生曰：“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1】就是说明史学的研究实人实事与文学的创作虚构是有相通的地方的。对于史学的研究，无论制度，抑或事件，皆离不开创造他们的主体—人。而人，则是文学创作的一个永恒性主题。所以，从某方面讲，“文史不分家”其实有着一种对象上的相通。但是从具体来看，无论是方法，还是目的，文与史的学术分类还是存在着严格的学科界限的。但是，文与史之间界限的分割却并不妨碍各自治学过程中的融通与借鉴。在史与文的关系中如果非要分清孰轻孰重，那自然要把史放在第一位，文次之。在这点上，章学诚也有清醒的认识。他在《文史通义·史德》中说：“文辞有工拙，而族史方以是为竞焉，是舍本而逐末矣。以此为文，未见其至者。以此为史，岂可与闻古人大体乎？”他还说：“与其文而失实，何如质以传真”（《文史通义·古文十弊》）。这些都说明了章学诚强调史家应注重“工文”，却反对“以文害史”。在恪守“史书之大体”上，他与刘知己实际上是相通的。这是我们讨论文史不分家时应当牢牢记住的。

我时常在想，随着现代社会日益专门化的分工，不论是史学研究还是文学研究，其内部都分成许多门类，出现各式各样的专门领域。在这样的形势下，一个学者穷其一生之力，能在某一方面取得成就已属不易，更何谈能够像古人那样精通文史。但这并不是绝对地说就没有，近现代兼治文与史、卓然成为大家者，最著名的当是陈寅恪先生，他在清华任教时，既是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又是历史、中文两系的教授，他的著作很多都是兼具文史特色的，例如他的《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以及许多论文就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就陈寅恪来说，他之所以能够在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西域各民族史、宗教史（尤其是佛教史）、古代语言学、中国古典文学等许多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其原因就在于他对文、史、哲以及训话考据、语言音韵、目录版本等诸多领域，都了解颇深。在文史汇通方面，他开辟的以诗文证史，补正史乘；以史释诗，通解诗意的研究路数，可以说是为文史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他曾以李商隐《无题》诗“万里风波一叶舟”一首，证李德裕归葬日期为大中六年夏季；以韦庄《秦妇吟》诗句，补述史籍未载的黄巢起义事迹；以李复言《续玄怪录》中的故事，发现其“假道家'兵解’之词，以记宪宗被杀之实”，从而揭示唐宪宗和宦官间始终隐秘的宫闱斗争。【2】另外，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说，自来诂释诗章，可分为二，一为考证本事，一为解释辞句。前者乃考今典，即当时之事实。后者乃释古典，即旧藉之出处。古典仅是字面，今典才是实指。钱谦益《赠侯商邱若孩四首》之四云：“橘社传书近卜邻，龙宫破阵乐章新。”陈氏释曰：钱诗用柳毅传书故事，邱若孩之卜居吴中太湖之洞庭山，殆有传达永历（桂王朱由榔）使命，接纳徒众，恢复明室之企图’钱诗以“钱塘君”比郑成功，而期望终有“雷霆一发”之日耶？这是陈氏融合古典今典，阐明钱诗真正用意之一例。如仅释古典而不考今典，便不能了解钱诗。解释古典诗词之“辞句”属文学范围，而考证古典诗词之“本事”入史学范围，合而言之为文史互证，这也是他开辟的一种新方法的体现。

总而言之，我认为文史分途，独立发展，虽然有利于两者的学科建设、专门研究以及大学教学等等，但当真正到达学术研究的较高境界时，特别像是在大师级学者那里，他们都是将两者融合的，有专攻而又兼收并蓄。正是在这个较高的学术层次上，我认为中国文史不分家的传统，是一个值得发扬光大的好传统，将坚持史学自身的研究对象与方法去吸纳、融合文学的优秀之处相结合，必能促进我国史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管锥篇》，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四册165—166页

【2】《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74—81页

李加乐

历史师范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