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梁中学待的十年半，正是学校初创时期。十年间，我跑遍了公社各大队和多数小队。教过从小学四年级到高二毕业班的各个年级的学生。代过除政治（校长专利）以外的所有中学课程，主要还是物理、化学、历史、地理，也代过小学算数。转眼之间，50年了，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20出头，现已年逾古稀。前些年听人说: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上梁，要脱贫只能是移民，整体搬迁，走出大山，另图发展。原有行政区划重组，上梁乡被撤销，并入凤岭乡。上梁中学跟着也就不复存在了。我想，那里是我人生道路上的第一站，寄托着我的梦想与希望，有我的付出和汗水，承载着我的漫漫青春岁月和微不足道的成就，遂产生了回去探访的念头。2015年8月底，和我同时在上梁工作的原上梁卫生院医生余海先生及其夫人马秀琴医生，他们专程从杭州过来，我们相约，一同回到了上梁。 陪我们回去的，是老“校长”陈西征老师。当时，他退休后正赋闲住在隆德县城。

29号，我们回到了上梁。一进山，山还是那些山，沟还是那些沟，青山依旧，让人倍感亲切。放眼望去，一片葱绿，倒也生机勃勃。走到近处，却是半人多高的野草丛生，树木也杂乱无章。进村一看，人去村空，面目全非，到处残垣断壁，一片狼藉，毫无半点生气，不由得让人鼻子发酸。沿着当年的坡路，走进校园，里面还零星地残存着几间原先的建筑，迎面就是一栋分别近40年的大教室。虽然破旧不堪，门窗都用胡基砌着，可当年的雄姿犹在，依然孤独地、顽强地守卫着校园。这时又像在欢迎我们的回来，让人感到无限的欣慰。往上走向右是原先学校建筑的中心部位，是中学最早的一排平房和两栋教室的位置。主体建筑已荡然无存，眼下变成了一座红砖大院，有十几间一砖到顶的很结实的红砖房子，水泥打的地面，还有很体面的大门。两扇铁门反锁着，里边有人。老人姓杨，上梁本村人，搬迁银川永宁后，不习惯那儿的生活，一个人跑回来独居于此。他还记得我们几个，陪我们在曾经的学校、公社机关、供销社和卫生院的废墟上来来回回，上上下下转了半天。我脑子里一刻也没有消停，40多年前的场景，一幕幕在我脑海里清晰地闪现。我仿佛又听到了教室里学生娃们的朗朗读书声，老师们抑扬顿挫的讲课声；好像又看到了操场上生龙活虎的学生，在跑道上冲剌，在篮球场上激烈拼搏；那是哪两个班的学生在拔河，势均力敌、相持不下，累得啦啦队喊哑了嗓子。在老教室门口，我出神地站了许久，许久，恍惚间似乎又走进了教室,站在讲台上给学生们上课。我又看到了娃们仰着一张张稚嫩的脸庞、睁着圆圆的双眼，在聚精会神地听着。猛地又听见马校长在喊：梁老师，下课时间过了，怎还不敲钟（值周老师要负责司钟，我忘了，超课时了）！这才把我唤醒。几个人继续往上爬，到了“楼上”。原来上边台子上的十间老师宿舍，只剩下最东南的三间了，里边好像他人曾做过羊圈。那原先是余老师、许老师和李正兴老师的办公室兼宿舍。我眼前似乎又看见了余老师清瘦的身影，听见了许老师爽朗的笑声。我们三个人，都是外地人，都是老大学生，都是独生子（许老师有个姐姐），都是地主家庭出身。相同的命运，共同的处境，缘分使我们从天南地北聚到了上梁这个小山顶上，在一起生活、工作了九年(余老师和我们在一起待得短些,六年)。我们朝夕相处，惺惺相惜，亲如兄弟。可二位兄长都在不到60岁的时候，就双双英年早逝，离我而去。我，真的忍不住，流泪了。

在这里，还看到了一张我们当年曾用过的小讲桌，大家围着看了个够，并拍照留念。听老杨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上梁中学随着上梁公社搬到魏家沟后，这儿成了上梁小学的校址，翻建成了现在这座红砖大院，现也已废弃。今日的上梁已是当年不在，今日的隆德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有贫困户都实现了“两不愁三保障”。2019年4月26日，自治区政府第34次常务会议上，宣布隆德县正式退出贫困县序列。见到这一切，抚今追昔，好叫人伤感。作何感想？真还难以言表。是喜是悲，还是有喜有悲，悲喜交集？应该是由喜而悲吧。喜，是人们面对当前的现状，大家都走出了大山，在外边精彩的世界里尽显其能，过上了丰衣足食、幸福美满的现代文明生活；悲，是人们触景生情，勾起了一段段对过去那段艰苦生活的回忆。此时、此境,此情、此景，引发了人们诸多的回忆与伤感，这也是人性的一种自然流露吧。

上梁中学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1969年在全县办学大潮中成立的。到2004年被撤销，这所跨世纪的山区普通中学，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存在了短暂的35年，而高中仅存在了4年（1975---1979）。却为当地培养了合格的高中毕业生3届，90人，初中毕业生31届，1930人，用个不科学的算法，大概佔到了上梁总人口的近50%。也就是说，从上梁走出去的人，接近半数是上梁中学的毕业生。近期我们有个不完全的统计，历届毕业生中考入大、中专院校的有265人，参加了工作的国家正式职工有300人之多，最远的在美国读博士、当专家。1990年版《隆德县志》记载（仅户籍在上梁的。大多有点学历的都外流了，不在统计范围之内）：上梁乡(1984恢复公社建制为乡)具有小学以上各种文化程度总人口为1867人(是1968年的4、67倍)。其中：大学专科生8人，中专生59人，高中生187人，初中生491人，小学生1122人。这对于人口仅有4000人左右的原始落后、极度贫困的山区弹丸小乡来说，是个很不容易实现的成绩，意义十分重大:

首先，为当地培养了一大批有文化的新人，提高了边远山区人们的文化水准。为当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积蓄了雄厚的人才资源；

其次，从根本上遏止了新文盲的增长态势，彻底改变了当地百年来文盲充斥的状况；

第三，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观念，对于人们解放思想，更新思维方式，破除旧的精神枷锁，移风易俗，都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四，促进了贫困人口的脱贫，使一大批有文化的新人走出大山后，跨上了奔小康的阳光大道，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第五，创造了一个在世界级的贫困地区普及初等教育的成功范例，为全世界贫困地区普及初等教育树立了榜样，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贡献。

半个世纪过去了（1969---2020），弹指一挥间。我的学生，当年十来岁的娃娃伙、小不点，现在都是爷爷、奶奶级的人了。这些年来，他们中还在职的，或在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继续发挥着作用；或在讲台上培育着下一代；或在商海自由驰骋；或在农村大展宏图，一个个干得风生水起、红红火火；没有干的或退休的，也还在继续发挥着余热，跟着儿女，为下一代做着奉献。他们远离故土，遍布在宁夏和祖国各地，首都北京，大都市上海、深圳，北自新疆，南至海南、广东，都有他们的身影。经常是飞来飞去，比当年进个隆德城都方便，快当。一个个儿孙绕膝，含饴弄孙、尽享天伦之乐,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我真为他们高兴，为他们骄傲，也衷心为他们祝福。

处于国家级贫困地区的上梁中学能够在国家困难时期，白手起家，迅速成长、发展、壮大，在很短的时间里，为上梁地区,为隆德,为宁夏,为社会做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为后人留下了无数动人的篇章，创造了一个不朽的奇迹,塑造了一个在世界级的贫困地区，普及初等教育的成功榜样。成功因素很多，我体会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上梁人民渴望文化、渴望改变自身处境的强烈意愿和美好梦想。穷则思变，上梁人很穷，穷得让人难以置信，让人害怕。他们把美好的梦想寄托在了“改变”上。几代人的苦难和挣扎，使他们认识到，要想改变命运，最好的途径就是去读书，去上学，掌握知识，才能改变命运。可上学又何其难也！直到上世纪60年代末（1969年），上梁公社才有了5所规模很小的完全小学。现在听说要办中学了，不啻是在给人们修筑一条实现美好梦想的光明大道，哪有不用心、不尽力的？建校需要什么，社员就提供什么；抽调人员，随叫随到；公社分摊的任务，生产队从不打折扣。再穷、再难，也要咬紧牙关、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一定要倾其全力办好自己的这一所中学，送孩子去上学。后来政府给中学生发了少许助学金，社员群众和学生对改变命运更是充满了信心，上学积极性空前高涨。我在上梁的那十年间，上梁中学辍学的很少，下边各大队适龄儿童入学率也很高。学校和班级人数大增，初中毕业生由开始的一个小班20个人，增加到1978年以后的两个大班80多人，是开始时的4倍还多。群众看到了实现梦想的希望，决心就更大了，哪有办不成的事情。

二、上梁公社党委主要领导的远见卓识、完美地设计和坚定地落实，强有力的领导和身体力行。上梁中学的筹建，从提出到发展，大到设想、规划、土地兑调使用、公社范围内的人员调配；小到吃水、拉煤等师生员工生活问题，都是公社党委拍板决定的。领导们尊重知识，尊师重教，主动想着为学校和老师们解决各种后勤难题，又从不干涉学校和老师们的教学活动，充分调动了老师们的积极性和工作热情。筹建工作的一些内幕,我们当时不太清楚，这些年才零零星星地听到一些。上梁公社党委为办中学的事，特别是在要不要继续办高中的问题上,没少和县文教局打嘴仗，请示、汇报,争取、协商,直到辩论、争吵，发展到公社党委书记郑廷柱和县文教局长梁宝勤见面不说话，而是在《宁夏日报》上进行公开论战的地步。办好上梁中学，既是社员群众的梦想，也是公社党委的愿望。党的领导建立在了体现和代表群众的意志之上，领导和群众能想到一起，干在一块，人心齐，泰山移，没有办不成的事情。

三，大环境使然，全社会各阶层合力推动的结果，上级部门及时扶持，上梁中学不失时机地抓住了发展机遇。为贯彻和落实最高指示，政府部门---文教局尽管在上梁中学办高中班的问题上和公社党委有不同看法，但也在尽可能的情况下，还是给了上梁中学雪中送炭般的指导和支持。及时配备学校领导、充实师资力量，帮助学校解决实际问题。除了把学生的公务费、助学金、烤火费等纳入预算外，开头每隔几年还额外给增加点购置费等等。可以说，件件都是雪中送炭、及时雨。

四，全体师、生、员工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现在人们一说上梁中学的辉煌，就说是老师们的奉献。当然，也是。但真正作奉献的主角是吃了大苦的、更令人感动的学生娃们。成就这一切的，上梁学子是主力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关键作用。他们小小年纪，长年累月、起早贪黑，强忍着饥寒交迫。多少年如一日,常有学生冻得哭鼻子，有学生饿得发晕，可他们硬是坚持了下来。靠什么？靠得是先辈们遗传给他们吃大苦，耐大劳的基因；靠得是他们在上学求知过程中铸就的‘崇文尚德 拼搏求存’的上梁中学精神；靠得是他们有理想（改变命运）、有信仰（毛泽东思想）、有文化，崇拜英雄、模范,能吃大苦。这样才造就了一代新人，成就了一代伟业。

总而言之，一句话可以概括：上梁中学的成功,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成功，是全社会为着一个共同理想和目标而攻坚克难、艰苦奋斗的结果，是大环境使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我离开教育后，先后在自治区党委部门、政府行政部门工作，也曾混得个一官半职，也曾辉煌过，也曾被人奉承。但从未有过像在上梁中学当老师时的那种成就感，和那种被人尊重的感觉。在即将进入耄耋之年，回首在上梁的岁月，尽管表现平平，甚至不受一些人的待见，可那是我一生中真正为社会、为老百姓尽了一点绵薄之力、干了一点实事，有人生价值的十年。有了这段经历，我这一生，才不会因碌碌无为而悔恨，也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愧疚。正如东坡先生所写“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于我而言正是：问汝平生功业,隆德上梁中学。

我很怀念它，作文以纪念之

2018年5月初稿，

2020年初抗新冠肺炎期间居家修改。

梁海，1968年毕业于宁夏大学农学系。 1970—1980在上梁中学任教，1978任教导主任。2005年在宁夏文史研究馆退休，现居银川。(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