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 述 人：杜永镇

时 间：2016年12月6日

地 点：寓所

人物简介：杜永镇，1928年5月生于四川省南部县。1956年四川大学毕业后，在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977年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1958年协助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备“革命史陈列”。1961年调入该馆主持近代史陈列研究工作。1969年9月，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合并为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1983年初，分设为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任中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2003年2月，在两馆基础上正式组建中国国家博物馆。主持参与编著《简明中国历史图册》《中国近代史图录》等图书，撰写《辛亥革命时期的华侨》《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等著述。

国家博物馆外景

一、中央决定新建革命博物馆，布展“中国革命史陈列”，向国庆十周年献礼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建设新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并要求在1959年国庆节开馆前布置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陈列，向国庆十周年献礼。

9月，由北京建筑设计院牵头选址工作。后经党中央批准，地址选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由北京建筑设计院、清华大学等单位负责设计，经北京市第五建筑工程公司昼夜不停地施工，1959年9月1日大楼竣工。

在工程紧张施工的同时，“革命史陈列”也在全力以赴地进行筹备。10月，中宣部和文化部党组成立以钱俊瑞任组长、邓拓和田家英任副组长的建馆小组，负责筹建工作。11月24日，建馆小组召开会议，决定成立“革命史陈列”提纲审查小组，由田家英、熊复任组长，聘请曾三、齐燕铭、黎澍等人审查革命史陈列提纲。

为增强办展力量，革命博物馆陆续向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等单位借调干部，支援展览筹备工作。我就是这个时候借调来的。

按照党中央提出的“红线突出、展线缩短、增强气势、宁精勿杂”十六字方针的要求，我们开始了文物征集、组织陈列等工作。为进一步充实展览内容，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宣部、文化部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支援革命博物馆建设。在全国各地博物馆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全体员工昼夜摸索、反复审查，多次修改，“中国革命史陈列”于1959年10月公开预展。这其中饱含着周恩来总理的心血。

二、周总理动员说服捐赠展品

周恩来总理

周总理亲自动员，说服了柳亚子的女儿们捐献父亲的遗物。她们在听了周总理的一席话后，决定把遗物捐献给国家。这其中有不少是无价之宝，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与柳亚子来往的书信，还有毛主席写的诗词，大概上千件。接到中央办公厅通知后，陈列部主任叫上我和保管部的同志到柳亚子家里把东西取回来。当时还没有公共汽车，我记得是用两辆人力车把两大箱子东西从柳亚子家里运到博物馆的，博物馆随即组织人力清点，造册上报。后来国家奖励了柳亚子的女儿们1万元，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应该说是了不得的。除了周总理外，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也对展览提供了一些帮助。

毛泽东写给柳亚子的信

三、周总理审看展览内容

周总理亲自审看展览。陈列部主任安排我来给总理讲解。我负责的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总理看了太平天国进军路线说，从前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在四川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遭清军围追堵截而全军覆没，最终失败了。长征时红军也到达安顺场，成功强渡大渡河，北上抗日，并最终取得了胜利。总理虽然没有多讲，但他的话使我们沉思良久。天上有国民党飞机轰炸，地上有部队围追堵截，还有恶劣的自然条件，红军长征为什么能取得胜利呢？这在无形中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让我们去思考。我认为，首先是遵义会议确定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其次，红军是人民的军队，肩负着解放全中国的重任，他们有着克服千难万苦的精神。在2016年党和国家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的时候，我不由地想起了总理的这段话。

红军长征路线图

总理继续审看展览，看到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甲寅》杂志，就问我们知不知道“老虎总长”是谁？在场很多人都不知道。总理说是章士钊。为什么章士钊是“老虎总长”呢？总理讲因为章士钊当时是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总长就是现在的部长。他办了一个杂志——《甲寅》周刊，主要是针对新文化运动领军人物鲁迅，因为鲁迅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寅就是子丑寅卯的寅，寅出老虎，所以人称“老虎总长”。1949年国共和谈的时候，章士钊是国民党的和谈代表之一，谈判破裂后留在了北平。他后来参加了政协一届全体会，是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第二、三届常委，还当过中央文史馆馆长。章士钊也捐了很多珍贵文物给博物馆。

1963年7月，毛泽东与章士钊亲切交谈。

《甲寅》周刊

总理随后去看男厕所，看到都是单个的立式抽水马桶，就说开馆后每天有成千上万的观众，厕所不够用怎么办？难道要排大队？所以要赶紧换成槽式小便池。通过这件小事，可以看出总理心中是多么牵挂着人民群众啊。他日理万机，还要考虑到人民群众的参观体验，真是了不起。总理逝世后，博物馆专门办了“周恩来同志纪念展览”，以此纪念总理，成千上万的人来参观。

四、1961年7月1日“中国革命史陈列”正式对外展出

1960年10月后，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把社会主义部分的陈列工作停下来，集中力量搞好新、旧民主主义部分的陈列，争取在196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之际公开展出。

1961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审查了陈列。7月1日，“中国革命史陈列”正式对外展出。包括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840—1919)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两个部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陈列主要内容为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反帝运动和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陈列主要内容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陈列系统地展示了100多年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光辉历史,特别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进行的英勇斗争和取得的伟大胜利。展陈面积4000余平方米，共展出文物、美术作品等3600余件。

五、英国蒙哥马利元帅、末代皇帝溥仪参观展览

1961年9月7日，蒙哥马利元帅由时任中国人民国防体育协会主任李达上将（左一）陪同参观中国革命博物馆。 刘长忠摄

展览开放后，我们接待了很多中外嘉宾，有一些事情记忆犹新。

1961年9月7日，英国蒙哥马利元帅参观中国革命博物馆，我给他做讲解。他看到陈列中有很多鸦片战争中的抗英战利品，如英军的军装、佩剑、印章等，就问我这些东西是原件吗？我理直气壮地说是真的。因为这是三元里人民缴获的。1841年5月，英军到广州郊外三元里抢掠财物，激起了三元里人民的愤怒。人民自发组织起来反抗英军，诱敌深入，由于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英军被包围了。到了晚上，天下起了大雨，英军枪炮哑火，陷入泥泞之中。这场战斗打死英军多人，史称“三元里抗英斗争”。当时的广州知府余葆纯怕事情闹大，就赶紧出来调停。英军撤走后，他们把写着战斗经过的奏折以及战利品送到军机处。军机处是雍正的时候成立的，是办理国家大事的。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故宫把这批东西交给了博物馆。蒙哥马利听了后，也很佩服，说了不起。

溥仪在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室

还有一次，我接待末代皇帝溥仪（1959年特赦回到北京，后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他在参观陈列的时候，我就问：溥先生，你幼年当皇帝，当时的心态是什么样的？他说1908年当皇帝的时候才三岁，是由他的父亲摄政王载沣主政。他说有一天父亲把他抱起来放在龙椅上，底下的群臣乌压压一片呼万岁，自己吓得哭起来了，后来太监赶忙把他抱走了。他说那个时候才三岁，根本什么都不知道。溥仪就和我讲了这么多，但至今难忘。

“中国革命史陈列”开放后，引起强烈反响，仅当年7月3日至8月18日，就接待了39个国家的111批外宾参观，如朝鲜、苏联、意大利、印尼等国家的党政代表团。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1966年11月30日，根据上级通知，“中国革命史陈列”关闭，展出时间五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