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文学亦有盛世者。凡事文艺者，言诗必称唐，言词必称宋，斯谬矣。故国文脉历千年而接续不绝，虽唐、宋二代甚伟于诗词，只沧海珠名于时人而已。斯其故有冠盖云集、文道日昌之面貌，然抵别代，亦有揖手而不可让者。

且以词家为论，历隋唐五代而兴，始昌于两宋。二晏继艳，蔚然风尚；柳七变调，东坡开体，复脱花间之圭臬；自于清真，兼并冲融，遂集一代之大成；衣冠南渡，稼轩殊特，姜吴继雅，固其体而益尊者，厥惟王沂孙氏。然经元明二代，歌法不存，人作两微而濒绝矣。

五十而一，幸词学复盛于清。彼二百八年，词人之巨富，凌元明而肩两宋，间或更有两宋未到之处，此词学中兴之盛世，亦千年词学之光荣结局也。

词学前代之衰

王观国论“中兴”一词云：“中兴者，在一世之间，因王道衰而有能复兴者，斯谓之中兴”（《学林·中兴》）。而清代词学号称“中兴”，自然前代会有词道之衰，自词昌于宋后，逮至元明二代，概多方面之原因，词学鲜有能传嗣处。

张炎《词源丨卷下》云：

“迄于崇宁，立大晟府，命周美成诸人讨论古音，审定古调。沦落之后，少得存者，由此八十四调之声稍传”

又《国香·序》云

“沈梅娇，杭妓也。忽于京都见之，把酒相劳苦。犹能歌周清真《意难忘》、《台城路》二曲，因嘱余记其事。词成，以罗帕书之。”

张炎时处南宋末年，彼时北宋大晟遗曲已是少得存者，关于声乐与其传习者，已全入文贵之家，以供私乐。《砚北杂志》云：“尧章（姜夔）制《暗香》《疏影》两曲，公（成大）使二妓肄习之，音节清婉。尧章归吴兴，公寻以小红赠之。”而至于民间，则旧谱零落，所以张炎对于杭妓沈梅娇还能歌周邦彦《意难忘》、《台城路》二曲尤为惊讶。

这种环境下的声乐传习，显然是非常脆弱的，南宋偏于一隅，所以薪火尚存，然则一旦兵家事起，支离之下便绝难传续，兼之元代的异族入住中原，元曲日兴，前代词乐渐不再有管弦之歌，雅词一派，自然消绝。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元代能为雅词者，如王沂孙、张炎、周密等皆是宋季遗民而已。

当然，我们谈宋词有周、姜、吴一派的雅词，也有苏、辛、刘过等解放词体的别派，雅词不存大多因声乐之原因，而别派不存却是因主流所抑。龙榆生《中国韵文史》中所谓“激昂悲愤之词风，又多所避忌，不能如量发泄”，虽然有一定的因素，但绝非主流。《山庵杂录》记有瀛国公一事：

“瀛国公为僧后，至英宗朝，适兴吟诗云：“寄语林和靖，梅开几度花。黄金台上客，无复得还家。”谍者以其意在讽动江南人心，闻之于上，收斩之。

当然，这是宋恭帝身份的原因，而到了文人，尤其是对宋、金遗民却并不苛责。《怀麓堂诗话》有记“元季国初，东南人士重诗社”，又元日记中记载这部分人的用意是“遇遗民故老于残山剩水间，握手歔欷低回而不忍去，缘情托物，发为歌诗，以寓《麦秀》之遗意。”

这种遗民结社显然并非讴歌当权的，但元政的处理手段却比较宽容，彼时江南文人梁栋有“谤讪朝廷，有思宋之心”的题诗，但礼部的批文竟是“诗人吟咏性情，不可诬以谤讪。倘是谤讪，亦非堂堂天朝所不能容者。”

综上，元代词学的凋敝恐非多有避忌，更多的是文学体裁更迭的原因了。至于明代词学，概元代之遗毒而已，详见前文词艺录丨金、元、明三代之词体递变 ，本文不再赘述。

“词学中兴”的末代盛世

历经元、明二代的词学，已是摇摇欲坠、几于歇绝的境地，直到清代词学中兴，遂为我国千年词学一定光荣结局。龙榆生论清词地位所言极为中肯，不烦兹录：

清代二百八十年，词人辈出，超轶元明二代，骎骎与两宋比隆。虽比体不复重被管弦，仅为“长短不葺之诗”；而一时文人精力所寄，用心益密，托体日尊；向所卑为“小道”之词，至是俨然上附于《风》《骚》之列；而浙常二派，又各开法门，递主词坛，风靡一世。吾辈撇开音乐关系，以论清词，则实有同于唐人之新乐府诗，于中国文学史上，占极重要之地位焉。

虽清代亦非所谓汉祚正统，尤多文狱，甚至之于统治亦有“嘉定三屠”等惨酷手段，但以词学唯论，绝可以“盛世”为称。

词本小道，五代两宋都是如此，前人记载的“和凝烧词”、“欧阳修词作托伪”都是最直接的呈例，概因为词体本就为遣兴娱宾所制作，既无六义之宗，绝少风雅高标。

《乐府雅词》序论欧阳修词集事云：

“欧阳公一代儒宗,风流自命。词章窈眇,世所矜式。乃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

但有清一代文人，上体南宋，以比兴为寄，使词体上付《骚》、《雅》，托体日尊，其功所在，首推常州词派之张惠言，其《词选叙》云：

‘意内而言外谓之词。’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矣。

清人已经很清楚的认识到，词绝难与诗、赋并驾，要提高斯体之地位，便亟须追本溯源，一追三百篇之后身。

王国维所谓“一代文学之论”，如要以地位为辨，清词之地位俨然诗词同列，宋词则去宋诗远矣，这一点，便是清词于宋词所不让处，甚至是宋词未到之处。

依南京大学于《全清词》的编纂计划，《全清词》共有顺康卷、雍乾、嘉道、咸同、光宣五卷，记词人万余人，词作近三十万首，总册近100~120册，浩荡仅四千万余言，其体量之巨，几乎近前代词作之总和（《全宋词》，共计两宋词人千余家，词作两万余首）。当然，前代词自不如清词易于整理，同时也确实流佚过多，但不可否认的是，清代词学之风尚，是绝对凌驾于之前历朝历代的。

斯量之大，自然流派横陈，清代近三百年祚，词派大小扬波，其中递主词坛者有三，即清初之“阳羡”、“浙西”，清中季之“常州”。

清初作者，最为广袤，自吴伟业开山之后，上追五代者绮婉者有王士禛、彭孙遹一流、毛奇龄一流，接济苏辛豪旷者有陈维崧、曹贞吉、顾贞观一流；并肩南宋雅音者，有朱彝尊一流。

浙派未兴之前，有梁清标（字玉立，真定人）、宋琬（字玉叔，号荔裳，莱阳人）、王士禄（号西樵，新城人）、王士禛（士禄弟）、曹尔堪（字子顾，嘉善人）、丁澎（字飞涛，仁和人）、毛际可（字会侯，遂安人）、曹贞吉（字升六，号实庵，安邱人）、余怀（字澹心，莆田人）、吴绮（字薗次，江都人）、顾贞观（号梁汾，无锡人）、钱芳标（字葆馚，华亭人）、纳兰性德（原名成德，字容若，满洲人）、彭孙遹（字骏孙，号羡门，海盐人）、尤侗（字展成，号西堂，长洲人）、毛奇龄（字大可，萧山人）、徐釻（字电发，吴江人）、陈维崧（字其年，号迦陵，宜兴人）、严绳孙（字荪友，无锡人）、孙枝蔚（字豹人，三原人）等，皆一时之秀；而王士禛、曹贞吉、顾贞观、纳兰性德、彭孙遹、毛奇龄、陈维崧七家，尤为杰出。

而“阳羡”之后，清词风气为之一遍，自“百家争流”一换宗派之说，虽不再有清初盛况，亦词家体格日益尊崇。

浙西六家，鼓吹元音，家白石而户玉田；常州诸子，托体比兴，历王辛吴周以浑化；晚近四家，发疑梦窗，是以天下学者近半为结局。审美更替，潮流间变，竟成沧海肆意之辉煌，岂真云“宋后无词”？（详见前文：谈清朝：是文化浩劫，还是古典文学最后的辉煌？）

清之于词，不只为创作而已，“其笃学之士，又移其校勘经籍之力，以从事于词籍之整理与校刊，以是数十年间，词风特盛”（龙榆生说）。故词作之外，清代关于词学的理论研究，更是历代之最。其中关于词学之批评、声律之研究，直是词史之富矿。

有宋一代，较为人知的词话打不过双手之数，如李清照之《词论》、沈义父之《乐府指迷》、周密之《浩然斋词话》，杨绘之《时贤本事曲子集》，张炎之《词源》，其中除《词源》、《乐府指迷》外，少有系统论述，大多是以资闲谈，疏通掌故之论。

而至清代，词话一类尤其丰裕，如周济之《介存斋论词杂著》、彭孙遹之《金粟词话》、刘熙载之《词概》，陈廷焯之《白雨斋词话》，况周颐之《蕙风词话》，几词学有成者皆有词话论及相关审美体系、文学批评、创作理念、掌故杂谈。

这种近乎于治疗学之力而治于词的心态与方法，非但是词学之幸，亦是文学之幸。

结言

今文学爱好者论词，尤其是私废，要么认为“我知道的才是有名的”，要么认为“我懂的才是好的”，但大家显然忽过了我们并非是置身于古典文学之盛世中，而是处於“文化荒原”之中。

正如前文所言，大家所周知的诗唐词宋的文学盛世，仅是文学史中的一颗明珠而已。沧海无穷极，藏珠多不胜数，一如中兴的清代，虽不为世人所熟知，但依旧不愧其词学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