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4-6日，第四届地方文史高级研修班在上海举行。此次高级研修班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主办，华东师范大学民间记忆与地方文献中心承办。该研修班每年召开一次，目的是加强高校和科研机构与地方文史部门的学术交流，推动地方文史研究工作向前发展。研修班除了邀请资深专家就田野调查、口述访谈、档案编研、民间文献征集利用等主题举办专题讲座外，还组织学员进行交流、讨论。

应疫情常态化防控需要，本届研修班采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吸引了上海市城市建设档案馆、广州大典研究中心、福建省上杭县客家族谱博物馆、遵义市档案馆、丽水市云和县档案馆等九十余家单位的地方文史专家共同参与进来。民间记忆与地方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冯筱才教授、副主任李世众教授分别为研修班致辞。

演讲嘉宾与线下学员合影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系科大卫教授以“我与地方文献”为题目展开首场讲座，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黄阿明为其主持。科教授首先提出了跑田野以及树立问题意识的重要性。他认为，跑田野并不是收集资料，也不能只看文字资料，而是要在田野中作研究、学习，是一个参与并得到学习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也正是与在图书馆、档案馆研读资料的最大不同。同时，他认为跑田野可以启发研究者对地方的“感情”，即对地方环境有敏感，能发现历史传统以及文字资料。科教授建议大家将文字资料放回田野的背景，也就是将文本纳入历史的现场和空间中去予以理解。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应该注意资料的完整性：资料是一批的、连贯的，不是单页的、零星的。但随着技术进步，大批地方文献资料被搜集并收藏到图书馆，再通过出版资料集的方式与研究者见面，导致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似乎“越来越远”，这一过程需要我们警惕。最后科教授强调，研究者要带着跑田野的经验读文献，同时要找新的问题意识以及新的田野。

第二场讲座是厦门大学历史学系张侃教授的“在‘田野’研究地方宗教文献的几点体会”，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唐小兵教授主持。首先，张教授梳理了地方宗教文献的基本内涵，提出从神圣到世俗之间有其实践过程，因此需要透过民间历史文献来看宗教的实际实施情况。接着他分享了几个跑田野的小故事，通过对《侯山郑氏历代交轮祭祀序》，《清溪来苏里侯山真武庙记》，《民国三十四年立江心寺收租簿》，《完会请旨》等材料的解读，以此来说明地域社会的制度节点，历史转折时期的国家认同，门图契约与宗教市场等几个重要的问题。张侃教授认为，可以结合田野、仪式、具体的人群，将弹性的宗教制度活灵活现地展开，并从中观察礼俗之间的互动与共生关系。除此之外，他还认为这些地方历史文献涉及文化传承的问题，能够反映出个体情感的长时段结构。

金光耀、金大陆教授在讲座中

在地方史研究中，口述史料逐渐变得不可或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金光耀教授与上海社科院金大陆教授一同作了第三场讲座“口述与地方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彦文主持该场讲座。金光耀教授说，用口述史料来编纂历史，是史学研究的一种变化，这与历史学研究的眼光向下、技术发展等因素密切关联。另外，口述史可以对文字资料进行补充，也能够补充历史细节。当然，在使用口述资料时，也要警惕其缺点：例如记忆会受年龄等客观因素影响；很多人都会有扬善隐恶的一面；记忆也存在叠加问题……金大陆教授则对口述材料的性质作了区分。他讲道，完整的口述首先是一个文艺作品，其次才是史料。随后，他分享了两个最近的研究项目。第一个是上海救援唐山大地震的口述调查，第二个是关于上海乒乓球名将的访谈录。他认为大历史对于口述工作者来说，必须烂熟于胸，把相应的功课做深，再围绕着细节和线索展开研究。这样可以有充足把握与准备，由此再进入口述，效果会很好。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系包伟民教授，以“乡里地名演变杂谈”为题展开了第四场讲座，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包诗卿教授主持。包伟民教授通过地方志中地名的改变，来看乡村基层组织的嬗变过程。首先，他讲到帝制国家控制乡村社会的管理组织从一元走向了二元，地籍的地位逐渐变得和户籍一样。如何以恰当的人数规模来搭建不同层级的乡村基层管理组织，从而落实“以分田里，以令贡赋”的职能？这中间有两个相互制约的因素在起作用：一方面，乡村基层单位规模过大则不利于行政事务的落实；另一方面，如果基层单位规模过小，又会造成差发人数过多，进一步加重乡村社会的行政负担。因此，历代乡村基层管理组织制度不断调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两个因素相互牵制。而近代以来的地名体系，很大一部分也正是这种重组的结果。包伟民教授认为，乡村管理组织的不断重新整理，与其不断僵化与地域化，是一个相辅相随的历史过程，不可避免。因此，由乡里组织地域化而形成的地名，可能会被新地名叠加、覆盖……在释读传世志书关于乡里记载的文本时，宛如破解密码。而“解密”的关键，是将制度演变与乡俗结合起来进行考虑。

学员聆听讲座中

第五场讲座“碑铭的搜集与解读”，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刘永华教授主讲，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李世众教授主持。刘永华教授通过三个实例来详细诠释如何解读碑铭：第一个例子是从苏州府约束踹匠碑背后的文书流转，来解读禁令是如何一步步地出现与形成。看似简单的碑文，可能会提示丰富的行政运转信息。在解读过程中，刘永华教授提醒大家应该注意不同层级的行政组织扮演的角色。第二个例子是关于康熙漳州铜山的粮户归宗改革。通过对康熙公立关永茂碑记的解读，发掘其中有关户籍与军户的相关的内容，进而讨论清初军户的身份转换及粮户归宗改革对清初军户群体的影响等问题。最后一个例子是明正德年间临汾尧庙改制。刘永华教授向大家展示了《增修尧舜禹庙碑记》，由此讲述了元初一群道士如何进入这座重要的祀典庙，以及这个群体所构建的信仰空间如何在正德年间被整顿的故事。通过这个例子，他强调了依据时间系列围绕特定主题对碑铭进行解读的重要性。

第六场讲座由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刘志伟教授主讲，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张洪彬主持，题目为“阅读《族谱》”。刘志伟教授通过具体案例，表明汉唐之间的谱牒与宋元以后的谱牒并不相同，而这与社会秩序的变化息息相关。族谱世系包括三个部分：先代名人的传记，祖先家世的口述传统，编撰者文字记事。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维系宗族发展和结构的族谱有以下几点要求：宗族成员资格的界定；个人与群体间显示关系的表达；缔结宗族联盟关系的手段；定义个人和群体的社会身份地位（在这里包括居住与土地占有的权利、科举考试的权利、在社区中的社会权利）刘教授认为，族谱是“历史”的记忆，也是“结构”的表达，历史与结构在此统一。因此，如何从族谱中发现历史变得非常重要。在阅读谱系所呈现的历史时，需要注意其中历史关节点的记述、祖先故事的叙事结构以及宗族语言的运用。从系谱中阅读历史，要格外注意真实与虚构、传说与档案（口述与文字）、祖先的故事与地域的历史等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简而言之，族谱不是为了讲该宗族跟古代人的关系，而是真实地界定了当下的关系。

刘志伟教授进行线上讲座

第七位主讲人是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杜正贞教授，题目为“诉讼档案的整理与解读”，讲座由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宋宏教授主持。杜正贞教授首先向大家分享了自己关于龙泉司法档案的整理心得。她认为，解读司法档案应该有以下几个过程：第一，档案产生的制度背景；第二，追溯档案产生、收藏的过程；第三，回到档案所涉及的人事活动的现场。其中第三点与前面几场讲座所提倡的做法相呼应。杜正贞教授强调在解读档案时，要有一个“从档案到田野，从田野到档案”的过程；同时，要注意民间文献与档案的配合；还需要留意不同人对同一件历史事件的不同记忆。讲座最后，杜教授讲述了自己最近整理的题目“见证：一位农民的新中国七十年”，引起现场与会的各地文史专家们的强烈共鸣。

马军

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马军研究员以“我研究上海租界铁门（1925-1946年）的体会”为题目，开展了本次研修班最后一场讲座，并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阮清华教授为其主持。马军研究员向与会的各地文史专家分析了以铁门为核心的租界防御工事的功能。他表示自己的研究缘起，在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郑祖安研究员的论文“八一三事变中的租界与中国难民”以及艾克斯·马赛大学的安克强教授的提示。马军研究员着重强调了应该从多维的视野中切入关于铁门的研究，另外也要注意“有形的门”与“无形的门”。最后他向大家分享了自己的查档经验，特别是“关键词检索”的运用。

经过两天密集式的讲座，交流与讨论，研修班进入到最后的圆桌会议环节。各地文史专家们感触颇深，一一讲述了自己的学习心得与交流体悟。然而篇幅有限，不能逐一分享各位专家的独特见解，故在此选取几位专家的交流发言，作为代表。湖北省洪湖市档案馆的廖雪琴老师表示，希望大学与社科院的教授学者们能够继续把优质的教学资源放到县一级单位，供大家学习；上海音像资料馆的虞伟红老师则对金大陆教授与金光耀教授的讲座非常有共鸣，认为影像资料也可以入史，同时影像也可以作为研究的主体。另外，还有地方文史专家分享了自己的研究。宁夏社科院的张万静老师与朔州市三晋文化研究会的杨年生老师，向大家提出了他们做地方文史研究时的关键问题；云南大学图书馆高国强老师与贵州省锦屏县锦屏文书“申遗”办公室则向大家介绍了他们目前正在整理的地方文献情况。

最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冯筱才教授对此次研修班作了总结。他认为华东师范大学民间记忆与地方文献研究中心为各地文史专家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也希望通过每年的研修班活动来增强地方文史部门与高校之间的沟通与对话，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推动学术进一步发展。

地方文史编研成果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