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书时代到古文运动——北宋前期的政治过程》，张维玲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10月版，356页，58.00元

经历了唐末五代的长期战乱，赵宋统治者精思积虑，制定了稳定统治和社会的详密措施，“事为之防，曲为之制”，追求由乱而治的“太平盛世”成为统治者长久的政治目标。在讨论这一变化的时候，又往往把仁宗初期划入前期，如刘咸炘《北宋政变考》论及北宋政治风尚的变化时，就把“真宗以前及仁宗初年”归为有共同特点的时期。张维玲博士《从天书时代到古文运动》梳理“北宋前期的政治过程”，时段上也正是真宗以前及仁宗初年，当代有多本著作都是以这一时期为题的。这一时期的共同特点是多方面的，以该书提到的“经学变古”为例，张方平对苏辙说：至仁宗初年，“舍注疏而立异论”是不被许可的，当时王沂公（曾）、吕许公（夷简）“犹持此论”（苏辙《龙川别志》卷上），不许标新立异，这就是传统经学的共性。宋仁宗初年，一般指刘太后称制的乾兴元年（1022）二月真宗去世到明道二年（1032年）三月刘太后去世这段时期，宋朝政坛经历了激烈的振荡。宋仁宗亲政以后，政治风尚发生了明显变化，更有“庆历新政”一幕。

本书对北宋前期的“政治过程”的作了细心梳理，通过政治史与思想史的联动，寻绎政治文化演变的脉动，从新的史学视角审视这一过程，力图跳出传统的解释，获得新的认知。就此而言，这是一个有魅力的主题，相信北宋政治史的研究者和爱好者都不会放过阅读的机会。论者言政治史研究的生机，“来自于有牵动力的议题”（邓小南语），本书作者发现“天书时代”就是这样一个“极具牵动力的议题”，试图揭示这个一般被视为政治史的议题，如何“牵动”了思想史上“古文运动”（第4页）。大中祥符元年（1008），真宗搞了一场“天书封祀”的闹剧，鉴于其特定的政治文化内涵，作者把这一事件到刘太后去世（1033）这段时间称为“天书时代”，是独到的读书体验。这一时段，真宗不仅迎奉天书，还举行了封禅大典、汾阴祭后天、恭迎“圣祖”、玉皇等一系列奉祀活动。刘太后称制时期延续了真宗的政策，自然属于天书时代。

大中祥符元年的“天书降临”是北宋政治史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对这场闹剧的发生过程，史载甚详，研究者众多。入宋以来，北方辽朝的威胁一直未断，以致战事频仍。景德元年（1004）十一月，辽宋双方对峙澶渊，真宗在大臣寇准等人的力谏下亲征，结果双方和约休战，宋以每年三十万“岁赂”的代价迎来了和平，史称“澶渊之盟”。此后海内晏然，群臣颂声不断，各方祥瑞之奏日逐增多，朝廷以为太平盛世已至，于是上演了“天书封祀”一幕。活动没有遇到强力的反对，但在《宋史》的纪载中，天书封祀的名声却相当不佳，如《宋史·真宗纪·赞》云：“澶渊既盟，封禅带伤。祥瑞沓至，天书屡降，导迎奠安，一国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籍记载，这场闹剧出自宰相王钦若之谋，王氏以澶渊之盟为“城下之盟”，以此毁寇准，献言行封禅大典，“庶可以振服四海，夸未戎狄”，遂而有天书降临等一系列的配套活动。这个记载流传久远，几乎成为思维定势。

作者从长时段来观察北宋前期政治与“澶渊之盟”的关系，认为赵宋立国以来对“太平盛世”有执着的追求，“封禅”则是太平盛世到来的最权威宣示，不是真宗的心血来潮。作者揭示，早在开宝六年（973）年，太祖就已经表明了“将行岱岳之封”的打算，这是“自太宗即位初期已是众所皆知的政治目标”，《宋会要辑稿·礼》载太宗嗣位以来，“臣庶上疏献颂请封禅者不可胜纪”（30、31页）。臣庶东封之请的记载不仅连连不断，八方献颂，甚至远在西南角的大理国都向太宗提出请行封禅之礼，太宗批答不允，“登封之请，以俟治平”（王禹偁《小畜集·批答南诏国王东封表》），应该是朝廷授意或朝臣主动迎合刻意营造的氛围。作者认为，把封禅大礼看作是雪澶渊之盟之耻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封禅只是“太平”理想的一个环，太宗即位，即以“太平兴国”为年号，对“太平”充满了幻想。真宗即位，继承了这份政治遗产，要带领赵宋走向“太平”，虽然太平并没有到来，但也要“制造”出太平盛世的氛围来，这是有新意的见解。北大张卫忠博士论文《江南士人与北宋前期政治》（2015）也有专节讨论真宗朝对“太平盛世”的期许，认为包括封禅在内的“制礼作乐”是太平之政的核心，视角稍有不同。再者，历来解释宋太宗、真宗行黄老“无为”之政，多与经过唐末五代的长期战乱，在稳定政权的基础上，宋初统治者提倡儒释道三教合一，强调社会需要休养生息，在政治上提倡所谓黄老“清净无为”之术，以之驾驭朝政。本书将宋初的这一政策与对太平的追求联系起来思索，雍熙之后，太宗改元为“端拱”，咸平二年（999）闰三月，朱台符说：“建皇极之道，树太平之基，陛下坐九重，负斧扆，南面而听断，端拱而无为。”（《长编》卷四十四）著者论证，所谓“无为”之政，仍然是企图营造的太平盛世的一环，显示了追求太平政治的发展逻辑（85页），这为宋初黄老之政增添了一种新的理解。

“太平”是本书的主题词。题作《走向“太平”》的第二章中，剖析了天书时代的两个思想来源。一是兴盛于东汉的“谶纬”说，二是“徐铉崇敬唐玄宗的道教统治”。关于谶纬，前贤以至当代学者已经有相当多的研究，如《四库全书总目·易类》所说的“诡为隐语，预决吉凶”，是一种带着预言性质的隐语，就是神学预言。真宗要行封禅大典，先有天书降临、祥瑞迭至等神示，正是谶纬说的那套把戏。既然是把戏，则必有一套程序和礼仪，作者认为，宋真宗所进行东封泰山、西祀汾阴、神授“灵符”、道教礼仪等等活动，都可以在唐玄宗时代找到依据，认为是模仿唐玄宗而来的，自然有其道理。这一套思想为南唐遗臣徐铉崇奉，但徐铉并没有得到宋太宗的信任，他的理念与宋太宗追求的政治理念“契合”而已。实际上，自秦始皇封禅以来，历代封禅活动都因仍前代而有损益，唐玄宗封禅礼仪则沿袭唐高宗封禅时的乾封旧仪而有所损益。玄宗搞的是否就是道教那一套是一个有分歧的问题，有人认为唐玄宗为炫耀开元盛世，仪式多袭汉武帝时的做派，“并无道教色彩”，与宋真宗封禅不同（汤勤福、史睿主编《中华礼制变迁史·唐五代辽宋金编》，中华书局2022年）。也有人认为：“这次封禅却似乎笼罩着一层淡淡的道教色彩。”（雷闻《唐代道教与国家礼仪——以唐高宗封禅活动为中心》，《中华文史论丛》第六十八辑）历代“封禅”，其所依据者，都离不开儒家经典强调的国家祭祀，在“天书时代”，如作者在第二章第五节所揭示的，更是“谶纬与道教的融合”（120页）。中国古代的神仙信仰与道教的思想本来就是同源的，封禅大典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加进了新的元素，这也是不言而喻的，值得从不同角度进行深层讨论，本书进行了大有裨益的探索，有助于理解真宗朝政治。

“天书时代”是如何被瓦解的？“庆历新政”是如何失败的？这些都是饶有兴趣的问题，学界有不同角度的探讨。宋仁宗初期，新旧交织。垂帘听政的刘太后与宦官、外戚合作，仍然执迷于祥瑞笼罩下的太平之政，延续着真宗朝的政治文化。同时，这又是一个新潮涌动时期。宋仁宗亲政后很快就改变了刘太后时期的许多政令，力求有所改作，作者认为，宋仁宗和刘太后一样，渴望守护真宗的政治遗产和太平统治模式，这与人们印象中的仁宗形象或有不同，应该有进一步说明。作者对庆历新政及其失败的分析也具有许多新意，特别是杨亿派文士与孙奭派儒者作为改变天书时代政治文化的主要力量，让人耳目一新。在论宋仁宗时期的政治史时，庆历新政最受人瞩目，其领导者范仲淹光环最多，他在天圣年间多次上书要求改革，直至庆历新政，有一气呵成的气概。范仲淹是北宋中期政治史上的核心人物，评价上有不同的声音。美国汉学家蔡涵墨（Charles Hartman）在评述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等文中，认为余氏全盘接受了在“道学阴影下”的南宋史学，高估了范仲淹在北宋历史中的重要性（《历史的严妆》），后来在2020年出版的新著The Making of Song Dynasty History: Sources and Narratives 960-1279 CE 中，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观点。张维玲女士撰文评介了蔡氏所说的南宋儒士所形成的上述“宏喻”（Grand Allegory）史观，这是“南宋儒家士大夫对北宋历史的诠释，也宰制南宋以降，甚至当代学者对宋代历史的认识”（《新史学》2021年12月）。蔡氏认为，《长编》中真宗朝的史料比例偏低，仁宗朝特别是庆历时期的史料分量则特重，与《宋会要辑稿》相较，显示李焘在编纂《长编》时，以自己的偏好对材料进行了大幅删减。本书作者接受这一观点并作了进一步申论（216页），引用了没有被李焘《长编》采纳的材料和多种其他如文集等史料，力图还原历史的“真相”，认为：“李焘对范仲淹及其政治盟友的同情，导致反对庆历改革的士大夫，在《长编》中的能见度远无法匹配其在当时的影响力”（11页）。这一观察有它的道理，可以不必深以为然，但值得引起对史料采信的更多思考。

作者对范仲淹集团之外的政治要角孙奭讲官和杨亿系文士两派的梳理尤为有力，有两个要点，也是亮点：

第一，揭示了孙、杨两系在改变“天书时代”的重要作用。孙奭派讲官长期占据侍讲之职，被认为是经学变古中的旧派，但孙奭是少数敢于批评真宗质疑天书的官员。杨亿派文士作文“侈丽”而为石介等人攻击，杨氏长期担任翰林学士并任执政，但不是“天书时代的衷心支持者”（220页）。在庆历之前，在走出天书时代的努力中，两派做出了很多尝试。两派在朝中盘根错节、位高权重，与仁宗的关系更为亲近，“在仁宗朝的政治影响力不下于范仲淹集团，更是改变天书时代政治文化的主要力量”，这一结论与此前学界的印象大不相同，具有很大冲击力。孙、杨派在庆历前都试图调整真宗的政治遗产，这与范仲淹集团的革弊方向是一致的，但最终却成为庆历新政的反对者，对北宋朝政的这种走向，或许可以进一步讨论。我以为孙、杨两派的影响被忽视的情况是存在的，这有助于理解为什么范氏新政如此脆弱，在反对派的攻击下似无还手之力。

第二，提出孙、杨两系是导致庆历新政失败的主要力量。或许受《宋史·范仲淹传》等史籍书写的“误导”，一般都强调庆历新政前后中范仲淹改革集团与吕夷简保守集团二元对立，两大宗派的尖锐对立，此消彼长，最后导致庆历新政的失败。作者在“庆历改革中孙、杨派士大夫与范仲淹集团的斗争”一节中（242页），提出庆历新政的失败，实际上是孙奭、杨亿派士大夫与范仲淹集团斗争的结果。文中分析了庆历元年的政局，孙、杨派士大夫权势最盛，是吕夷简之外最重要的政治势力。宋庠、宋祁、郑戬、叶清臣“四友”受吕夷简打击外放，为范仲淹等人主政中内开辟了机会，而后来借奏邸之狱等打击范仲淹集团的主力即来自孙、杨派士大夫。

可以讨论的是，宋仁宗时期，孙、杨二派士大夫作用被低估，范氏集团在政治舞台上的重要性是否被高估？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急于挽救北宋中期的社会危机，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批致力于改变现状的有志之士，发起新政运动，虽然所提出的纲领大多还来不及实施就遭到失败，虽败犹荣，它开启了“合变时节”（朱熹语）的序幕，其所产生的影响却是无可比拟的。作者认为：由于孙、杨派士大夫与宋仁宗更为亲近，结合庆历初期的政局来看，“孙、杨派士大夫本应是政治改革的当然主力”。但是，可以推断的是，孙、杨派士大夫对改革的欲望本来就不高，如果他们把持朝政，“庆历新政”类似的改革就不会发生。当然，历史不可假设。

作者对人际网络的梳理和重视是本书的一个特点，这使北宋中前期的士大夫政治脉络清楚地呈现出来。同时也应注意，虽然一般称反对新政者为保守派，但“保守派”并不等同于“旧儒”，新儒与旧儒简单的划分不是新旧之交历史的真相。如孙奭派士人是经筵主讲官，也就是皇帝的老师，但并不一定全是旧儒习气，著者注意到，孙奭是真宗朝敢于批评天书活动的少数臣僚。经筵讲解有既定的教本，就是唐初撰定的《九经正义》。经筵讲师是否一定受“正义”的限制呢，那倒不一定，孙奭本人就“患《五经》章句浮长，删为《节解》数百篇。取《九经》之要，著《微言》五十篇。……自《七经》之疏，皆与判正”（宋祁《孙奭墓志铭》），可见孙奭不全然是固守旧习者。再如杨亿，以他为代表的西昆体“穷妍极态”的文风，被激进儒学卫道士石介指为“大怪”。《西昆酬唱集》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秋编撰，集三年间在皇家藏书“秘阁”中任职者的酬唱之词。由此而形成的“西昆体”主要指以杨亿、晏殊为代的诗赋而言，是北宋中前期的一个文学流派。“昆体”多显富贵气象，是宋人厌五季文章萎疲下的产物，“昆体”不是“古文”的对立面。昆体作家晏殊（991-1055）在《进两制三馆牡丹歌诗状》中就批评过当时的文风“局声律者，艳其言而罕实，不足以上裨睿览，下达民情”。天圣年间，晏殊《与富监丞书》自谓：“知韩、柳之获高名为不诬矣。迩来研诵，未尝释手。”不仅被认为西昆体作家的宋授、宋庠、宋祁等人都有用古文写作的篇章，而名列《西昆酬唱集》作者的丁谓、张咏本身就是古文家。也就是说，西昆派不是真、仁二宗变革时代的对立物。宋仁宗时期，西昆体作家多位居高位，在他们的职权范围内，为古文写作打开了绿灯，促进了古文运动得到发展，这是他们做出的重要贡献。本书作者已经注意到古文运动和西昆作家的这种关系，此前有朱刚《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2013）等著作也揭示了这层意思，本书则有进一步的论述，都使过去对杨亿的刻板印象得以改观。

治宋代政治文化史者莫不对古文运动给予高度关注。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认为“古文运动是一个文学-思想运动”，且将“唐宋思想的转型”放在“古文运动”中来思考。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认为“从柳开到欧阳修的初期儒学，一般称之为宋初古文运动”。从唐宋古文运动的发生来看，古文运动既是新文学运动，也是新儒学运动，如柳开说的“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谓古文也”，是一身而二任的。一些儒者更重视其思想内涵，而不仅仅是文体的转换，如释而儒者智圆说：“今其辞而宗于儒，谓之古文可也；古其辞而倍于儒，谓之古文不可也。”该书题作“从天书时代到古文运动”，论述“北宋前期的政治过程”，把一般认为的文学-思想意涵的古文运动来承继政治上的“天书时代”，乍看起来，稍感违和。在北宋中期的特定环境，古文运动是政治文化最深层的一种表现，它是新儒推动政治改革的有力工具。文体、学术、政治，古文运动是一身而三任的。作者是把古文运动作为一个“时代”来处理的，从而揭示政治文化演变的一个新时代，体现了作者对北宋政治文化的深入理解。唐宋古文运动断断续续地发生，在北宋中期形成高潮，“古文”是用以抨斥“异端”的有力武器。在新儒看来，佛老、谶纬，甚至骊体文等无不在“异端”之列，真宗时期搞的“天书降临”只是其中的一环。古文运动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的发生有着深刻的政治文化背景，它在任何时段都是与前后相联系的，虽然有时段限定，如果只讲论仁宗朝的古文运动仍然是困难的，“仁宗朝古文运动的发生，最初的目的是批判真宗的天书时代”（263页），这个结语宜再加讨论。另外，北宋中期疑经风潮大盛，它的发生发展与古文运动类似，也需置于长时段的考察才看得明白，学者论及，也不一定是“以欧阳修的疑经为起点”（305页），此类细事，可当再议。

总的来说，该书以新的视角对北宋前期的政治文化作了新的解读，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把读者带入了北宋政治文化的多彩图景之中，给北宋前期政治文化研究增添了新活力，我以为是一部解读北宋中前期政治文化值得参考的重要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