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文化文史哲不分家的特征非常突出，从文学作品、文学思潮来看，文史哲合一的现象都是非常突出。当代文史哲分别独立，但内在仍是血脉相连，治学仍须分科不分家，融会贯通文史哲。纵观人类文化的发展历程，莫不是呈现出由总到分的规律，先是粗糙概要的诞生、出现，经过一代代人的努力发展，便日趋繁杂详细，派系分支由此而生，各种学科纷然创立。这好比一棵树，愈是生长，枝叶愈是纷繁。试以人文学科的文史哲而言，起初岂有文史哲的分门别类？都是后来划分割立出来的。尤其是西方文化，较之东方文化，更素有学科分类精细的传统，许多学科很早就分开来，分工明确而详细，这在文史哲的分类上表现得颇为明显。那么能否据此就说，上古的文史哲是不分家，但后来（尤其是现在）的文史哲则分家呢？恐怕未必。这关键在如何理解文史哲不分家的内涵，狭义上看，文史哲分别独立，俨然是三个不同的学科，研究范畴和学科内容也迥然各异，但内在关联却相当紧密，交叉点非常之多，可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才说，欲通文学，须通史学、哲学，反之亦然。这一点在中国文化表现得相当突出。欲通中国文化，不同时治学文、史、哲是绝对不行的。著名史学家钱穆在《中国史学名著》中说：“《论语》究竟是一部哲学书呢？还是文学书呢？还是史学书呢？很难定。

”他又指出：“若我们一定要把学问分疆划界，指定这是史学、这是文学、这是哲学，这样一分的话，如韩信军入赵营，拔赵帜，立汉赤帜，赵营早破，不能再存在。”钱穆这话实在值得我们深思。试看世界几大哲人及他们所创立形成的学派或宗教。中国有孔子、老子，印度有释迦牟尼，西方有苏格拉底、耶稣，阿拉伯有穆罕默德等。孔子述而不作，仅由门人弟子记录而成《论语》一书。在孔子而言，他主要是为陈述阐扬其思想主张而讲学，故可视为其思想哲学了。但《论语》出现后，其中的诸多词语渐成文学成语，如“三人行，必有我师”、“文质彬彬”等等；其语录体的写法对后世的文学发展也影响颇大。考察当今文学史著述，凡述及古代文学，皆不能遗漏《论语》一书。至于其所蕴含的史学意义则不需多言，钱穆之语已可为证。事实上，从大历史主义的史学观来看，凡在历史上出现、留存的著作，不管其内容为何，本身就已有了“史”的意义和价值，因为它作为该时代的产物，是特定时空下的产品，到了后代，便具有史的内涵。其他的同样如此，《道德经》、《圣经》、《古兰经》等都是饱含哲理而对后世的文学影响至大，例如《圣经》乃是西方文人案头必备之书，几个文人能不受其影响呢？较为独特的是佛教的《大藏经》，它不是诞生于印度，却是佛教中国化后的产物，原因是印度人史的观念淡薄，对自身的文化珍宝也不加保护，以致中国有体系庞大的《大藏经》而印度本土的佛经（梵文）却几近绝迹。

此处的佛经，乃指中国的佛经，其文史哲三合一的特征同样是众所周知的，如变文、诵偈的文学性即是一例，更毋言如《圆觉经》、《维摩吉经》、《法华经》等佛经文字的优美绝伦了。再看中国文化的其他著作。《春秋》是典型的史书，但孔子在对之增删时，同样融进了自己的思想观念，表达了儒家治乱平天下的一套看法，其文字上的技巧，所谓“春秋微言大义”，对后世的文学同样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是“春秋笔法”之一言而寓褒贬，即由此来。庄周的《庄子》主要阐述老庄哲学，但其文笔瑰丽，想象翩联丰富，行文如天马行空，洋洋洒洒，逍遥自在，试读《逍遥游》即可见其一斑。故后人读老庄，除了汲取其道家精神之外，同时也在不自觉的学习其行文笔法，这在李白、苏东坡等人的身上可见例证。后世道教，更是尊之为祖，誉《庄子》为《南华经》，谈及道教历史，必不能免之。司马迁的《史记》又是文史哲合一的典型例子。其本身乃是史学名著，因其文学性笔法的成功运用，其中的诸多篇章已成为不朽的文学名作，例如《刺客列传》中的“荆轲刺秦王”，千载之下，读来犹不能不为其悲壮之气所动，令人扼腕叹息。其他如为项羽、刘邦、韩信等写的传记，同样都是相当出色成功的文学佳作，并蕴含了作者的人生哲学见解。

再看《红楼梦》这部不朽的名著，其文史哲合一的特征。鲁迅早已指出，文学家从中读到诗词歌赋、风花雪月；道学家从中读到道学、佛学，阅之可因色悟空，参禅悟道；史学家从中考据各种民俗、风情、衣着、饮食乃至典章制度。它的内涵如此广博，可以给不同的人以不同的人生感悟和收获。中国文化史上，每一次哲学思潮的兴起，都会给文学以相应的影响和刺激。试看东晋玄学兴起，乃有玄言诗纷然出现，遂有后来陶渊明的田园诗，其冲淡清远的旨趣即与玄学思想不无关系。“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读来如读禅诗，别有一番滋味在其中，“真意”者何？可言而难言，真个是可意会不可言传，正如禅宗所谓“言语道断”，唯有当下即是，这也就是文史哲合一的妙处。及至唐朝，禅宗兴起后，其对文学的影响日渐巨大。实际上，许多高僧禅师（包括比丘和比丘尼）修行悟道时所作的偈子，本身就是极佳的文学作品，如圆悟觉勤禅师的悟道偈“金鸭香消锦绣纬，笙歌丛里醉扶归。少年一段风流事，只许佳人独自知。”，竟以艳语、绮语而传达禅机，读来格外有味、有趣。再如一位比丘尼的悟道偈“竟日觅春不见春，芒鞋踏遍岭头云。归来手把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禅宗谓乃其顿悟之作，对于我辈凡夫而言，其所悟者为何，自不易体认，但其中传达出的哲学意味和文学意境，却是皆能晓知的，勉强用辛弃疾的词来对应，可谓是“众里寻它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类似的还有“五十五年梦幻身，东西南北孰为亲。白云散尽青山外，万里秋空片月新。”之类的禅家诗偈，诗中饱含佛家意旨，而又极具文学意境之美。韩愈的弟子李翱曾拜禅宗的药山禅师为师，受禅宗的影响可谓大矣。试看他写问道药山禅师的诗作：“炼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二函经。我来问道无余话，云在青天水在瓶。”即是证明。又如“选得幽居惬野情，终年无送亦无迎。有时直上孤峰顶，月下披云啸一声。”禅宗谓其中暗含参禅用功方法，不止是文学般若，更有功夫见地。我等外行看热闹，至少其文学意境之美，读来甚为享受。再如宋朝理学兴起之后，对文学影响同样甚大，所以宋诗也就自然地向之靠拢，以致后人有宋诗重理趣的概括。这便是文史哲互相渗透、合而为一的表现，有趣的是其中出现的“争权”、“夺权”现象，文学家欲以文为主、以道为辅，理学家却要驭文为用，甚至提出“文从道中流出”的文道观，先不论其是非对错，至少已可见文学与哲学的不可分立。及至明朝，阳明心学创立，再次与文学打成一片。后来性灵派、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和创作，无一不烙上心学的痕迹。到了清朝，文化得到集大成的总汇和梳理，文史哲更是进一步融汇。到了近代，受西方学科森立的冲击和影响，文史哲才分别独立开来，但正如前面所指出的，独立只是表面形式，内在上却是血脉相连，无法确然划分的。综上所述，吾人治学，不论治古抑或治今，皆须融会贯通文史哲。基于此，我们说文史哲分科不分家，本质上不分家，也无法分家。中国传统哲学的生命意境［C］//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第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