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天地︱贵州蚕桑史话-米儿火

清代乾隆以前，贵州基本上没有蚕桑业，仅仅只是小部分地区的少数民族有零星养殖，但是由于饲蚕、缫丝、纺织等工艺技术较为落后，因而没有形成产业。惟其贵州不知蚕桑之利，丝绸布帛都靠外省供给，贵州每年要用大量财物去换取，使本来就不发达的经济更加贫穷，人民谋衣艰于谋食，这也成了制约贵州经济发展的一个障碍。

乾隆初年，贵州经过中央王朝所谓开辟“新疆”或“苗疆”的大用兵后，百业凋敝，民不聊生，这更加剧了封建统治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当权者也意识到必须“加意抚恤，俾得生养安全”。可是贵州地处偏远，自古山高皇帝远，地方官员多为“矜才喜事之辈，饰文貌以欺耳目，图声誉以求升迁，非有实心实政以为抚绥化导之本，究于苗疆无所裨补”（乾隆语）。于是乾隆皇帝专门提出了“慎选苗疆守令”，并且特别强调“守令为亲民之官，最关紧要，而苗疆之地，民夷杂处，抚绥化守，职任尤重，更不得不慎选其人”。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贵州涌现了一批较为贤能的官吏，时任贵州布政使的陈德荣、遵义知府陈玉殿、正安吏目徐阶平等便为其中之佼佼者。

陈德荣，字密山，直隶安州人，康熙五十一年（1712）进士。雍正时任过黔西知州、威宁知州、大定知府等职，亦多善政。乾隆元年（1736），经贵州经略张广泗推荐，擢陈德荣为贵州按察使，负责一省司法。其间，大小狱必察，公正廉明，百姓为之谣：“不怕不明，上有陈君，不怕不公，上有陈翁。”乾隆四年（1739）四月，就迁贵州布政使，主一省之财赋和人事。任职期间，陈德荣在开荒垦田、兴修水利、城市建设、植树造林、兴办学校、处理民族事务等等方面皆颇有建树，而他对发展贵州蚕桑业所作出的贡献是尤为值得推崇的。

▲1811《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之贵州部分（黄千人绘）

陈德荣上任贵州布政使后，凭藉多年来对贵州天时、地利和民情的了解，把发展蚕桑作为兴黔富民的一项重要措施。首先他于邻省雇募蚕师试行养殖，并且注意选拔人才到地方发展蚕桑。有史料记载，陈德荣因识陈玉殿知蚕桑，故而推荐其到遵义任知府，使遵义成为贵州蚕桑重地。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陈德荣还亲自于署衙中育蚕。成茧后，又在大兴寺（今贵阳大十字附近）教市民缫织之法，影响甚大。试养成功并取得一定的经验后，旋即上报朝廷。但是贵州风气闭塞，陈德荣推广蚕桑并非一帆风顺，其创业之艰难，其责任之重大，我们从《清实录》《清史稿》等文献中的有关奏折和谕旨亦可窥见一斑。

乾隆五年（1740），总督张广泗与布政使陈德荣奏报黔省开垦田土、饲蚕纺绩、栽植树木等有关情况，其中蚕桑条疏言：“蚕桑宜劝民兴举。查黔地多桑，唯清镇、务川二邑能习蚕织，应如所议，各属未饲蚕者，令雇人于城市设局饲养，民人有率先遵奉者酌赏，或织成丝绢，准令赴局收买。至请募山左善放山人等之处，统于后款另议……”

乾隆皇帝见此奏折，一时拿不定主意，便提交大学士九卿会议讨论。有大臣提出：“至养蚕、缫丝、织茧、织葛等匠，不必通省纷纷雇募，应于省城酌定名数，给以工食，使教导本地匠作渐次遍及。”其态度是极为谨慎的，但也有大臣发出诘难，刑部左侍郎张照疏称：“黔省无蚕桑、木棉之利者，似不尽由民愚妇惰。蚕喜晴而黔多雨；木棉喜暑而黔六月如秋。窃恐职此之故，然未经历试，不敢异议。”虽说“不敢异议”，然而疑似之词尽显。

在乾隆皇帝的印象中，贵州官吏多有“饰文貌、图声誉”的无实之举，一见张照所说似有道理，不愉之情立马显露出来。“朕观张照所议，若果如所言，则必不可行之事也。张广泗身为总督，久任黔省，于地方情形自应熟悉，而为此奏者何耶!著交与署督张允随（广泗）再行秉公详悉查明具奏，若仍含糊两可，以致有行之名而无行之实，日后发露，朕惟张允随是问。”如此严厉之责难，虽然未点陈公之名，但奏折是总督和布政使共同上疏的，广泗是满臣，且为深受朝廷信任的封疆大吏，德荣则为汉官，又是此事的直接责任者。龙颜已有不悦，若出半点差错，定是不赦之罪。

承受如此沉重压力，陈公一往无前，仍将劝课农桑作为治黔之第一要务，饬令全省实力行之。“今就邻省雇募种棉、织布、饲蚕、纺绩之人，择地试种，设局教习，转相仿效，可以有成。应责各道因地制宜，随时设教。一年必有规模，三年渐期成效。”后又多次鼓动总督上疏表明发展贵州蚕桑的决心。“……惟蚕桑之利，难期近功，臣当董率各属，毋令始勤终怠。”陈公之用心良苦，其勇气可钦可佩。

经过数年努力，贵州蚕桑终见成效。乾隆六年（1741）三月，署贵州布政使陈德荣奏：“黔省入春以来，雨泽调匀，二麦畅茂，省城市庶相习饲蚕。”七月，署贵州总督张广泗奏称：“黔省自劝民养蚕以来，已经试有成效，应饬各府、州、厅、县，酌量地方气候，从容劝导，不愿者不必勉强督责。”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乾隆皇帝一改怀疑态度，圣谕：“欣悦览之。至蚕桑树艺尤为政之本，所当时时留心，而教民务本足用之道，不外此也。”乾隆七年（1742），陈德荣又奏：“至栽桑育蚕，唯大定、威宁地气寒冷不宜，其余各属均设官局试养，并于省会收茧雇匠缫织。又，黔山栎树今年饲养春蚕，亦已经茧有效，似较树桑为便。”连年佳音，龙颜大悦，于是关怀有加，谕旨：“此事论之似迂，行之甚难，而若果妥协办理，则实有益于农民者也。”言外之意，略有歉疚。此等用语，对于边疆汉官奏报之谕示是不多见的。

数本奏折大致为我们勾勒出贵州蚕桑初期发展之梗概。陈德荣于乾隆初年已开始留意贵州纺绩之事，（乾隆）四年上任布政使，即聘蚕师试行养蚕，并且亲自实践，五年，提出发展规划，六年以省城为中心初见成效，七年则全省推广，贵州蚕桑基本形成。短短几年取得如此成绩，怎不令乾隆皇帝转忧为喜!我们知道，清代中央朝廷对地方情况的掌握，除依靠地方官员的奏报外，还有大批御史密行查访，如有虚假，定要严加查办。在清代前期，这个制度还是比较严格的。乾隆皇帝对贵州发展蚕桑奏折的批示，从怀疑到支持，数次降旨嘉奖，显然是有一定事实依据，其真实性也是比较可靠的。陈德荣于乾隆十一年（1746）迁安徽布政使，百姓流涕送之，为感陈公之恩德，立生祠于贵阳雪崖洞。

陈公去任，爱必达继之，贵州仍然注重发展蚕桑。据乾隆十四年（1749）成书、爱必达修、张凤孙纂的《黔南识略》记载，贵阳、遵义、思州、兴义、镇远等府属都有一定规模的蚕桑业，其中尤以遵义府属最为突出。遵义府与所领正安州，以及遵义、桐梓、仁怀等县不仅品名繁多，质量亦分数等，其优质产品已不下中州之产。据载：

遵义府∶自乾隆八年，知府陈玉殿携其蚕种由山左来，教民种橡以养之，取丝为帛，至今衣被甚广……。其利甲于黔省，其细行于荆蜀吴越间矣。

正安州∶土产山茧、家机、土花绫……之属。向无蚕丝，乾隆十三年，州吏目徐阶平自浙携蚕种来，教民饲养，因桑树较少，先以青杠叶饲之，后亦渐树桑。食青杠者为山丝，质粗色劣，食桑叶者为家丝，质精色美。

桐梓县∶育蚕织茧，有双丝、水丝两种，名曰桐绸，较遵义、正安稍逊。

仁怀县∶树乡青杠，李博等里资以养蚕。

十数年间，贵州蚕桑已初具规模，丝绸不但基本满足本省需要，而且行销省外，从而结束了贵州不知蚕桑之利的历史。

到嘉庆时，蚕桑已经成为贵州的主要经济产业之一，产品销售地域更为广阔，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也更加高涨，我们从这一时期的一些地方志中便可有所了解。乾隆十八年（1753），江苏山阳人李宗昉以太子中允视学黔中，历时十月，以“足所历与所采访而得之者”编为《黔记》，其中记载的一段亲历见闻特别生动：“遵义蚕事最勤，其丝行楚、蜀、闽、滇诸省，村落多种柘树。茧客至春时，买其树，放蚕于上，茧成来收取之。广东程乡茧亦遵义丝也。居民无男妇大小，手中皆持一捻丝坠子，余莅郡时，见执事役伺应之暇，就怀中取木坠子捻丝不辍，可云勤矣。”（嘉庆）《正安州志》亦载，正安自有蚕桑，“数年，蚕利遍州境”“用是通各省商贾，裕税课于关榷，厥功甚伟，故备书之”。

地方志中，系统记载贵州蚕桑发展的史料极为有限，我们现在已很难了解其经过的总体情况。遵义是贵州蚕桑发展的重要地区，它的发展过程亦可作为贵州蚕桑发展的一个缩影。道光年间，贵州著名学者郑珍和莫友芝编纂的《樗茧谱》和《遵义府志》，其中对这一地区的蚕桑发展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借其篇幅，我们亦可从另一个角度了解贵州蚕桑发展的概况。

▲乾隆皇帝画像

乾隆七年（1742）春，太守省菴陈公，始以山东槲茧蚕于遵义。公山东历城人，名玉殿，字蕴璞，乾隆三年（1738）来守遵义。见当地多槲树，百姓称为青杠，因材质蟠曲，作薪炭外别无它用。陈公则曰：“此青莱间树也，吾得以富吾民矣。”于是分别于（乾隆）四年、六年、七年到山东购柞蚕种，聘蚕师、织师，几经周折，凡三往返，终于试养成功。“公遂遍谕村里，教以放养缫织之法，令转相教告，授以种，给以工作之资，经纬之具，民争趋若取异宝（皆乾隆七年事）。八年秋，会报民间所获茧至八百万……。自是吾郡善养蚕，迄今几百年矣。纺织之声相闻，槲林之荫迷道路。邻叟村媪相遇，惟絮话春丝几何，秋丝几何，子弟养织之善否。而土著裨贩走都会，十十五五，骈坒而立眙。遵绸之名，竟与吴绫蜀绵争价中州远徼，界绝不邻之区。”贵州蚕桑业之兴盛，亦可想见。

耕织为封建经济之本，贵州蚕桑业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黔省的经济结构，极大地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是贵州经济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造福当世，惠及子孙，可谓百世之利，而黔人应铭篆于心者，当是陈德荣、陈玉殿、徐阶平诸公。德荣开拓贵州蚕桑、奠定全省蚕业；玉殿躬身蚕事，惠泽地方；而正安吏目徐阶平职低位卑，却群黎食德，则尤为令人钦敬。咸丰时，云贵总督吴振棫曾议论贵州蚕桑，其谈及徐公的一段话发人深省。大意是：吏目官秩未入流，取权有限，但徐公为民谋福之心尚与名辈颉颃。职位卑小却能造福一方，这样的人不是更让人敬佩吗?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