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女”与惠安女衣饰及婚俗关系现当代之演变

——以惠南地区为例

撰稿：郭家齐

我要谈的是惠安女在现当代衣饰和童婚及长住娘家的演变，进一步来印证“惠女”婚俗、衣饰的来源。一、“惠女”是指现在闻名于世的净峰、小岞、崇武的大岞和山霞部分仍然风行“封建头、民主肚、浪费裤”的妇女，而“惠安女”是指大惠安的妇女（包括现在泉港、台商区）。二、我按文学作品划分的时期，即现代（鸦片战争1840年—新中国成立）、当代（即新中国成立到现在）。因为这段时间中国经历着从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到社会主义新时期。惠安女这种衣饰和习俗又属于民俗学、民族学的范畴，在历史转折和变革时期，在外来和本土文化碰撞中必然会产生变化。下面我谈谈“惠女”与惠安女衣饰、婚俗之间的关系及共性与个性。

服饰：清末时，惠安妇女穿的衣服一般是长而宽。家庭好的都是有镶花边的：领口，袖口和裙裾边。花边有窄的和宽的，最宽是5寸，最窄的是一寸多。妇女叫这种衣服“四台滚”。裤基本没镶花边，少部分有镶裤脚口。我有一个婶婆是生于清朝光绪年间，她的娘家是个大富商，据说出嫁时的嫁妆不计其数，新婚房内的设备用具没一样欠缺，那衣服不知有多少，都是按各个年龄段：少妇、壮年、老年；春、夏、秋、冬服；并且内外有别，连去世的寿衣都有，只没有寿木当陪嫁而已。

上世纪四十年代我的婶婆已八十多岁了，我还是一个小孩。每年六月天，经常看见她把那些陪嫁衣服拿出来晒太阳，所以我才知道清末妇女衣服式样。当时我问我伯父（我们当地的文化人）穿这样衣服哪能做农活？他说这是家庭好的妇人穿的，她们不必做农活，穷苦人家只能穿没镶边的衣服。后来我慢慢懂事，我们村里女人穿衣服式样和颜色都一样，都是有“大夫”（斜衽）布纽扣，稍有孤裾的。上衣短而宽，能掩住臀部，只怕狭不怕宽。裤子是汉装裤、裤头是用一块白布接的，白布便宜且耐用。男女一样、夫妻都可以适用，这种衣服完全不需要什么合身不合身，只要达到保暖又可遮掩隐私即可。衣服颜色也十分单调，黑色、蓝色、浅青色。少女少妇是蓝色上衣配浅青色裤，壮年是黑色裤配蓝色裤，老人衣裤全黑色。

抗战开始后百姓生活困难，大部分妇女都得参加劳动，由于劳动需要，原来很长的上衣就改成短了。到了抗战胜利后，商业有了较大发达，江苏通州、浙江温州一些花仔布，上海“吕宋月”布才在市场上出现，但这些布只有家庭好的少女少妇才买得起，这种颜色的服饰一直延续到解放后好长时间。说明颜色和式样基本与惠女服饰一样一脉相承的。

“土改”时，有一些“土改”女干部都是穿“列宁装”，大家都感到很好看。虽然很羡慕，因为身份不同，即使经济允许，也不敢穿。此时，我国第一个法律——《婚姻法》颁布，大力宣传提高妇女地位，实行男女平等，很多农村女青年走出家门，参加工作，经常到外地开会学习。有的还参加国家建设。她们看见一些外地妇女穿的“洋装裤”十分得体美观，自己穿的这种带裤头的汉装裤非常难看，于是学穿这种“洋装裤”。不过惠安妇女穿的“洋装裤”与外地不同。外地女“洋装裤”是单面穿的，与男的“洋装裤”一样，只差前边没开口子。而惠安女的“洋装裤”不用皮带，用两条布条控制松紧，前后不分大小，都可以穿，这样经常调换，免得单穿一边时，臀部、膝盖部分磨破。这种“洋装裤”配汉装衫十分好看、耐看。头上罩着一条花头巾，倘若走在泉州、厦门街上，大家都知道这是惠安女，回头率可不少。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多次参加县里组织新闻台文学爱好者到净峰、小岞一带，深入生活，看到那里女青年对这种服饰十分喜爱，但在村里却不敢穿，外出时才换上。说明习惯势力的厉害。惠安女的服饰另一个特点就是怕破不怕补，过去惠安是个穷地方，妇女穿不起好衣服、新衣服，但尽管是破衣服都补上补钉，五颜六色都不要紧，才有俗话说：“笑破不笑补”、“穿破的不是好查某”。说明妇人要勤俭、手艺要好。这与惠女有意把衣服弄破一个洞，然后用不同颜色的棉线织绣起来，或故意在某个地方接上一块不同颜色的布料，是同工异曲。惠女虽然是“民主肚”，但都十分矜持的，穿戴非常讲究庄重严肃，以前不随便穿奇装异服。裙子短裤更不能穿，在大庭广众和家里一样。这一点与惠安女一样。1962年我从学校下放回乡务农，当年六月就去参加大队修补海堤劳动。修补海堤时，人要站立在没膝盖的海泥中传递海土，我邻居一个刚过门不久的新娘子“创新性”地把长裤剪掉下半部分成了短裤。按说这样不须卷裤脚也利索，是个好方法，会得到大家的认同，但是当大伙儿坐在堤岸上等候退潮时，这个新娘子白嫩嫩的腿部出现在众目睽睽之下，个个眼睛都像刀子一样，刺得她面上一阵阵发红。第二天她再也不敢穿短裤去参加修堤了。

束胸是封建社会束缚和残害妇女的一种陋习。我们惠安女（包括惠女）是受害的重灾区。不仅本身受害，还严重影响下一代的生长发育。从少女到当了母亲前这段青春期间，惠安女没有一个不束胸的。束胸用的是一块宽约五寸，长度根据胸围而定，后边钉了五个纽扣，上边两条布条佩在肩上，形状象军队战士子弹带一样，用来把妇女丰滿挺拔的乳房束缚得不能露山显水，达到“平胸凹面”的审美观。一束了胸的妇女呼吸不顺暢，劳动时更是吐不了气。当女人有了孩子，已被严格束缚的双乳再也没法现出原形，奶头凹陷进去，奶袋干瘪，孩子没法吸吮母乳，只好雇儿童用嘴巴硬吸，有的把秤锤挂在乳头上，强拉硬扯，不少少妇痛得叫苦连天。

解放后，提倡解放妇女、提高妇女地位，但惠安女束胸这种陋习却没有得到松绑。一直到了改革开放，束胸带才彻底被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里，取而代之是人为隆胸用品——胸罩极为盛行，可以说达到无人不戴的程度。但这个过程“惠女”的改变要比惠安女缓慢一些，有的至今是“宽而不隆”顺其自然。

头饰：过去惠安女的头饰可以分为少女期，少妇期和老妇期，和全国所有汉族地区妇女的头饰一样：小女孩到了七八岁时才开始留头发，编成一条小辫子，小辫子尾端结一条红头绳，犹如《白毛女》中的喜儿。一直留到了出嫁。少女的小辫子是绝不能打散披在肩上的。这种打散发型叫“披头散发”。在封建社会只能是罪犯被押上断头台才有的。在乡间，也只有公公婆婆丈夫去世，媳妇、妻子才能披头散发。

少女出嫁前要举行“成人礼”——“上头”，她是我们惠安与别地不同的仪式。一辈子只有一次，如果再嫁也不能做此仪式。“上头”是少女坐在祖先神位前，由邻居一个老妇人把辫子细心打开，然后用粉块在脸上涂抹，再用绞面线绞掉面上的苦（细）毛，使面容更清晰幼嫩、光彩清丽，（未婚少女是不能绞面的）。老妇人一边绞面一边唸道：“坐于正得人疼”，“新人坐椅、早生贵子”，“新人过了府，唔通（不能）忘记养育咱的爸母……”这时准新娘不哭，绞面的老妇人有责任用手大大捏痛她的大腿，使她哭出声，哭得越大声越好，娘家才会兴旺，接着就由当“挑灯”舅的一个小男童用新木梳在准新娘头上由上而下梳了三下，老妇开始为准新娘编结新髻。髻是圆形的，中间结了一条大红头绳，结好髻形后，用一条髻网罩在外边，不致头发散乱，保持优美的髻形，然后插上各种银针、银钗、银簪和用五颜六色的绸布扎成的花朵花串，绝不逊于目前被称为女人头上“百花园”的丰泽区鲟蜅女的头饰，银光闪闪，一样花团锦簇，但遗憾的是这样奇特、美丽的花髻外面还得罩上一条黑巾或花头巾。情愿让它“养在深闺人未识”。而且这种花头巾都是不管春夏秋冬，酷暑寒天，清早一直罩到睡觉，这种包装真是不得理喻，罩头巾是惠安女的一个独特符号。

全国其他地区的妇女却没有这么盛行。抗日战争胜利后，惠南地区不少华侨回乡省亲，带来黄金首饰、让家人风光一下。于是侨妇（如东园的龙苍、张坂的霞美等）便在遮住发髻后边的三角形头巾卷起来，于是金光耀眼的发髻露出了“庐山真面目”。与头巾相依为伴的是黄竹笠，这是惠安女又一独特习俗。她们戴的都是尖、高顶的竹笠。编得十分精细，外面还漆了桐油，不仅耐用而且保持经风雨后的底色。由于这种精细的竹笠价格高，有的妇女买不起，于是市场上又出现另一种价格较便宜、又没有那么尖、高顶的竹笠，惠南地区叫“只仔笠”。到了困难时期，因为桐油较贵，又是紧缺物资、市场买不到，于是用黄色油膝代替，一直到现在惠安都是戴这种颜色的竹笠。至今不少人感到奇怪，“惠女”的竹笠上为什么要插上几枝纸花。这种风俗也是由惠安女爱花兴趣演变而来的。上世纪四十年代，惠南地区妇女戴竹笠时，在竹笠下边也喜欢插一枝有香味的鲜花、如玉兰花、指甲花。指甲花是一种一年四季都开的花，出门时隨手摘一枝插在竹笠下，劳动时可以闻到其香味，忘记疲劳、心情愉悦。这种插花的习俗一直到农业合作化、大跃进。由于天天忙于战天斗地，裤子都顾不得上拢，那有功夫闻香赏花，于是就消失了。而“惠女”把这种爱好演变成风俗，又经现代传媒的推波助澜，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过去“惠女”插花只有一两枝在竹笠下，现在有的将一大把花插在竹笠顶上，完全可以与鲟蜅女头上的“百花园”媲美了，甚是好看。

惠安女的发髻习俗，在解放初期的“土改”运动时初剪掉。有的地方的“土改”队为了破除封建习俗，上门入户动员妇女剪发。有的妇女看到土改队女干部的短发十分好看，精神抖擞、潇洒大方；自已每天要辛苦劳作，天未亮就得起床，花了好长时间梳髻打扮，十分不值得。于是自动剪掉发髻。有些年纪较大的不愿剪，土改女干部便带上剪刀帮她剪。当下，在惠安女、“惠女”中很难见到一位旧时梳发髻的妇女，倒是在丰泽区城东、鲟蜅乡村经常看到，为数还不少。

银腰带：也是惠安女一种特饰。“银腰带”，惠南地区称“银裤头链”。这是已婚妇女的标志。这个习俗与我们母系氏族有关。女姓是创造人类和养育人类的人。后来由母系氏族过渡到父系氏族。妇女出嫁坐的大花轿是八抬的，几乎与相府一样的待遇，花轿遇到县官轿子，县官的轿子要主动停下来，先让新娘花轿过去。而新娘系的银腰带象征像大官腰带一样贵重。这银腰带只有新婚丈夫才能动的。惠南地区妇女只系一条掩盖在上衣里不容易看见，只有在裙裾的开角边偶尔才看到这种银裤头链。但这种银裤头链在解放后便消失了。而“惠女”反而从一条攀升到五条八条，而且把上衣做得越来越短，让银光闪烁的腰带又成了一道风景线。

童婚、长住娘家，已成为不少专家学者研究“惠女”的重要课题。它究竟是惠女特殊性，还是普遍性呢？我们从古典文学上可以看到，比如汉乐府的《孔雀东南飞》开篇写道：“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织素，十四能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说明刘兰芝也属于早婚。还有在古典小说中经常看到当官在叹息，烦恼自已女儿已“二八”尚未婚配。在封建社会，人口平均寿命很短，万一遇到瘟疫、“海事”（沿海地区以海为生，过去经常出现事故，船破人亡）或统治阶级抽兵征战，这都不是能预料的。早一点筹办儿辈结婚、生了子，有了传宗接代的依靠。封建社会认为“无后为大”，没有后代就不是完整的人生。它影响着、推动着早婚早育的思想。一般十四五岁（虚龄）结婚都非常普遍的。近现代也有不少伟人、名人年龄很小就结婚。我的父母亲是十五岁结婚。听老人说，花轿已抬进大门，却不见我父亲前来踢轿门，大家急得到处找，好不容易在村前一大片田箐地找到。我伯父是十四岁结婚。我原单位一个同事的父亲是十三岁结婚。我曾访问调查过几位不同村落的老人，他们都说清末民初十四五岁结婚都是非常普遍的，尤其是沿海比较富有的地方，若年纪小的儿子结婚能得到大家称赞：你看，他多有本事，儿子还那么小就筹办结婚！所以给年纪越小的儿子结婚，脸上越风光。这样的攀比，早婚童婚就产生了。男孩要早婚就得找个年龄相当的女孩，尽管女孩的年纪还很小，但父母得知男方家境不错，就有“过了这个村没有那个店”的想法，担心错过这个好机会，于是两厢情愿，喜结连理。前些时候，我以惠安女早婚的形成原因请教了净峰镇塘头村文友黄诚法先生，他的看法与我一样。所以我认为惠安的早婚有着它普遍性与地方性。童婚的陋习，就繁衍出长住娘家，又与它的生长环境有关。

“惠女”的长住娘家原因，首先是由于我们中华民族妇女古有的裹足（我们闽南叫“绑脚”），即把妇女一双好端端的脚（足）硬硬地把脚指扭曲，然后再穿上一种特制的尖头、高跟的鞋子，称“绣花鞋”，美称“三寸金莲”。在乐府《孔雀东南飞》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刘兰芝穿着绣花鞋走路时“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非常优美、婀娜多姿的身段，明代《金瓶梅》中的潘金莲，也称为“三寸金莲”。近代被称为“鉴湖女侠”的秋瑾，大文人胡适的夫人，甚至在我们红军长征中还有裹足的女战士，如邓六金。说明裹足历史悠久、范围之广，可以追溯到汉代以前。

我们惠安女同样也有这种裹足习俗。裹足在当时社会是一种富有和望族、大家闺秀的象征和美的写照。正如现在妇女们爱穿高跟鞋一样，能够“三突出”，完全不像解放后我们宣传是残害妇女那么大罪。至今我还记得孩童时，惠南地区有一童谣唸道：“从小梅（不）绑脚，大汗走扒扒（不停地做体力劳动）。嫁没好家世，终生受拖磨”。说明旧社会“绑脚”是一种受妇女们喜爱又标志富有的习俗。古时，妇女不要与男人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艰苦劳动。她们的责任是生育子女、相夫教子，纺纱织布挑花织锦，承担为家庭老少缝补衣服和烧火煮饭的一切家务。

在惠南地区，分为“绑脚乡”和“粗脚乡”两种（“粗脚”即是天足）。“绑脚”乡分布在沿海，“粗脚”乡分布在山后一带。清代，沿海一带搞海上运输、渔业，比较富裕，山后都是种田，以农为生，比较贫困。所以沿海的“绑脚”妇女比山后多。由于童婚，年纪很小，加上“绑脚”，出嫁女子不能也不需要为夫家做什么劳动，更不能让婆婆、小姑照料，于是住在娘家，做“女红”。沿海一带男的是搞运输、捕鱼（过去是往浙江舟山的）。丈夫一去最短半年，待丈夫回家或过年过节夫家会雇人用轿子把她抬来。第二天又回娘家。这种情况，一直沿续到“欠债”才长住夫家。

随着社会的进步，解足现象逐渐多了，但没“欠债”长住娘家的习俗依然存在。惠安女最大的美德是“孝”，“百善孝为先”。过去惠安是一个穷地方，自然环境差，为了抚育子女，父母都不辞劳苦。“舐犊之情”最让当女儿理解，在女子出嫁“相头”时唸的词：“新人过了府，唔通（不能）忘记咱爸母”可以体会到。另外在我们惠安沿海流行的一首童谣里“哭嫁歌”也可以看到。这首童谣开篇是这么唱：“阿爸阿母我梅（不）嫁，我卜（要）挑水鸽（带、照料）小妹。侍候阿公和阿嬷，拾柴拾草拾‘柴坯’（柴坯是沿海修造船不用的柴碎，小孩可以拾回来当燃料）……”

哭嫁歌在全国其他地区和少数民族都有。但从这首童谣里，我们不难看出惠安女的心灵美，它弘扬我们中华民族的孝道。情愿牺牲自己的一切，为她们的父母分担困苦。即使她们已成为人妇，一直把娘家记在心坎上。所以没“欠债”长住娘家，是自然现象，是对道德最好的诠译。

旧社会惠安妇女由于长住娘家陋习，造成不少妇女轻生自杀，这与童婚有重大关系。童婚是完全没有爱情的婚姻，全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生辰八字为主。男女双方互不相识，一旦拜堂入洞房就得一生厮守。封建社会对妇女的道德规范是“三从四德”，只有规规矩矩遵从。丈夫可以休妻，没有妻子休夫的案例。尽管妻子对丈夫不满意，也不能说不，因而毅然走上自杀的道路，但她们仍然持着：“生是夫家妇，死是夫家鬼”牌坊。

解放前夕我们村里先后有过几起妇女轻生跳潭的事故。她们娘家都是比较僻远的村子，出事地点都在夫家的村边池塘。童婚是完全包办婚姻，男女双方从儿童走向成熟，就会产生对性的需求，而未满足自已要求的伴侣，以死来抗争。同样遭遇的女伴，有着“同病相怜”。于是几个要好的“姐妹伴”，组成“统一战线”。用这种消极、完全是无能为力的方法长住娘家。于是滋生“不与丈夫同房”，回夫家要经过请假，回来后还得被审问，如有一点“越轨”要被女伴们讥笑、讽刺，说是“歹查某”（坏女人—惠安女最怕被人说是“歹查某”）。于是又出现辱待妇女的案例的恶性循环。

不过随着社会的进步，惠南地区童婚现象渐渐少了。但长住娘家一直沿袭到解放后的土改时。而惠安东部沿海童婚现象却依然存在，甚至10岁男童就找不到对象。近几年来由于各级政府重视宣传教育，人民群众认识不断提高，童婚基本没了，长住娘家陋习也大大改观。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惠女”与惠安女的衣饰、童婚与长住娘家的习俗都是同根同源，是共性和个性。俗话说，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民俗是千百年来文化积沉，在不断受到各种外来文化的冲击、碰撞、融合、包容时，必然产生的一种意识形态。它自身不断在创新，迎合社会发展需要。在创新中不断消除一切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东西。“惠女”的习俗，这就是很好的说明。惠安妇女是勤劳勇敢，是闻名遐迩的。“惠女”已成为品牌、地标，我们有责任保护，像保护古民居、古村落一样保护乡愁。

来源丨《惠安文史资料》

发布丨惠安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