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8月，35岁的姚奠中前往云南大学文史系任教。当时，云南大学聘请他当副教授，武昌中华大学聘请他当教授，他在两者间做选择时重点了解了云南大学。云大校长熊庆来是著名的教育家，担任过清华大学教授、系主任。1937年担任云南大学校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大量人才涌入昆明，熊庆来利用这一良机，虚怀若谷，广聘良师，不仅延聘了钱穆、顾颉刚、费孝通、罗庸、吴文藻、白寿彝、楚图南、吴晗、刘文典、李源澄、张奚若、赵忠尧、诸祖耿、方国瑜等200多名专任或兼职教授，而且延聘了一些外国教授，使云南大学学术氛围非常浓厚，迅速跃入全国名牌大学行列。姚奠中向来“以用世为归”，不看重什么表面的名分，云南大学的治学环境是他所向往的，所以毅然放弃中华大学教授的名分，而选择在云南大学当副教授。

教学

前往云大的选择显然是正确的，姚奠中不仅能够尽其所长地教学，而且与众多著名学者交流，发表了重要的著述。

姚奠中所教的课程是文学史，这门课程本来由系主任教授，因为系主任休假，便转给了姚奠中。对此，姚奠中自然是毫无问题，因为他已教授这门课程十余年了，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早在1936年章太炎先生逝世后，姚奠中便在章夫人汤国梨的安排下，为章氏国学讲习会预备班的学生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为此还撰写了《中国文学史》的简要教材。此后，他在四川白沙女子师范学院、贵阳师范学院均讲授过这门课程，而且亲手编写了新的教材。到云南大学后，姚奠中继续增订自己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印发给学生当教材，自己讲起来也是得心应手。

姚奠中还开设了庄子的课程。这门课程，他在白沙女子师范学院、贵阳师范学院讲授过，并且撰写了《〈庄子〉通义》，到云大后也是以此书作为教材。姚奠中非常喜欢《庄子》，对其有独特而深刻的理解。早在苏州跟随章太炎学习时，姚奠中所写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便是《魏晋玄学与老庄》，结语引《文中子》的话：“虚玄长而晋室乱，非老庄之罪也。”认为魏晋玄学与老庄很有关系，但是不太一样，魏晋玄学都是清谈，空话多，不切合实际。而庄子是很实际的，说的不是玄虚，解决实际问题。对于姚奠中的这一治学倾向，他的老师章太炎给予了很大的支持。正如姚奠中晚年回忆：“我的研究方向定为诸子，而以庄子为重点。章先生也很赞成我治诸子。我研究庄子，主要是看重庄子对人生的作用，特别对精神修养的作用。使人思想开阔，毫不偏执，而意志坚定。”姚奠中不仅不断研究与讲解庄子之学，而且以“庄子之徒”自居。抗战期间，他路过安徽蒙城时，游览城东的庄子庙，触景生情，百感交集，写下了三首《过庄子庙》的五言古诗。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我来谒生庙，怊怅心欲摧。豺狼横九有，中原多奸回。战血生青草，白骨化尘灰。扞敌同所愿，阋墙倍可哀。我欲从生去，去之濠水畏。洪水摧濠梁，猛兽出林来。眇躬何足算，但忧万人灾。感之肠欲断，空殿独徘徊。

当时，姚奠中身如飘萍、处境艰难，而人间战乱不已、白骨化灰，他真想随着庄子，去那没有任何喧嚣的逍遥之境，可是他也知道，即便庄子自己也是身处战乱时期，处境艰难而高歌恸哭，如此一想，不由地在空荡荡的大殿徘徊，愁肠欲断。好在，无论庄子还是姚奠中，他们忧虑更多的不是一己的命运，而是人间的苦难，而且要在苦难中得到淬炼与超越。可以说，姚奠中不仅研究《庄子》，而且在精神层面上与庄子有隔世的沟通。

有了对庄子的深刻理解与体悟，姚奠中讲起庄子来自然声情并茂，深入浅出，非常动人，既能不知不觉地将学生们带入超远奇妙的精神世界，又能在不知不觉间引导学生正视现实，激发学生们在忧患中勇于超越的情怀。这样的老师，能不受学生欢迎吗？

著述

在教学的同时，姚奠中还著述不断。他首先写出的是《论治诸子》。此文在概括评析两汉以来研究诸子的各家后，阐述了治诸子学应有的基本工夫，探求如何才能得诸子之真。

在评析古今研究诸子各家的学说时，姚奠中的主要评析对象是当时的胡适、冯友兰。此二人都是学术大家，但姚奠中认为：他们研究先秦诸子时，多喜欢用西方哲学的体系、概念、术语为框框，来套中国学说。这样的研究虽然在形式上新颖可喜，却往往取粗遗精、失掉诸子的真精神，形成一种通弊。他还进一步分析指出：“就中西哲学之实质而言，其不同至为显著，其同者非枝节，则其表面也。西洋哲学中之宇宙论、本体论、价值论、方法论之属，诚皆可以由中国诸家学说中抽出之；然此所抽出者，显非诸家精神之所在，盖彼主于求‘知’，此主于求‘用’，基本态度即不同也。”“中国之所重，惟在所谓‘内圣外王’之道，亦即‘修己治人’之道也。虽间有偏重，而大较则不出此范围。道家然，儒家亦然，其他各家亦无不然。而西人于此等之问题，则远不如中国之博大精深也。故胡、冯二君之方法，即使于其所画范围内，可以自圆其说，然绝不能以此而得诸家学说之精神，亦不能视为治诸子之方法也。”显然，姚奠中不同意胡适、冯友兰等人研究诸子的方法，而是自己另外起议，从“入与出”“异与同”“参验与默契”三个方面，提出“论治诸子应有之基本工夫”。

“入与出”中的“入”，就是读诸子之书时，不要先存自己的好恶是非，而要登其堂、入其室，知道他们究竟在讲什么，究竟有哪些卓特独得的见解。“出”则是在“入”之后又能跳出来，不囿于某家，从而知各家之得失。也就是文中所言：“至欲去诸子之所弊，则又必出其藩篱，尽脱羁绊而后可。儒墨之是非，儒墨不能自定也，而必兼知儒墨，不囿于一方者始能定之。各家之是非，各家不能自定也，亦必兼知各家，不囿一隅者始能定之。……故凡世人之固陋者，皆能入，而不能出者也。”

“异与同”，则是“求其异，所以得其特点；求其同，所以观其会通。能异则精深，能通则博大。”

“参验与默契”中的“参验”，是指对诸子学说的不同处，可以互相参照印证，并征之于史实。“默契”则是对诸子学说所同处仔细体会，“因其言语行事，以体会其心情与人格，与其学说之动机，与其所感之问题，则对其人其书，皆可有具体之认识，亦即所谓默契也”。

这是一篇非常有识见的力作。著名学者李源澄看到后，连称：“送出去，送出去，一定要公开发表。”紧接着，他亲自将文章寄给上海的《东南日报·文史副刊》。报纸的负责人也很重视，很快发表在重要版面上。

如果我们今天再读此文，并结合思想界、文化界出现过的一些问题，重新思考姚奠中当年为什么不赞同胡适、冯友兰的研究方法，会发现这篇文章中蕴含了颇为深远的价值。什么价值呢？诚如梁归智先生所言：“这些见解，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开展文化大讨论，深刻反思几十年走过的弯路后，我们才重新听到。而姚老师却在1930、1940年代就已经认识如此清晰和深刻！ 到了21世纪，西方文化的逻格斯内核和工具理性主导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更日益凸显，成为全球性的焦虑与彷徨，不由得又转向中华文明寻觅文化资源。中华传统文化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取精用弘，当然还有待时日和实践检验，但姚老师数十年前的这种文化眼光，的确堪称超前先进。”

《试论诸子》发表后不久，姚奠中所写的《论苏轼知不知音》《〈礼运·大同〉辨》，也都发表在《东南日报》上。这些文章所探讨的许多问题，都是针对问题而发，不是为著述而著述，所以直到今天仍有强大的生命力，值得深入研究。

此外，姚奠中还在《云南论坛》上发表《〈庄子·内篇〉间绎》，在《正义报·文史》上发表《诗歌的生命与新旧诗的合一》和《由词之音律论苏东坡之知不知音》。这些文章，都提出了自己的独立见解。

交往

章门弟子在云南大学任教的不少，有刘文典、诸祖耿、李源澄、傅平骧等人。刘文典年事已高，只开一些选修课，姚奠中见他的次数不是很多。诸祖耿、李源澄等人则是常见的。姚奠中与这些师兄们往来频繁，既切磋学问、谈论时事，也串门聊天、带着家眷一起吃馆子，关系十分密切。

诸祖耿（1899—1989），江苏无锡人，曾参加章氏国学讲习会的活动，编印《制言》半月刊，与姚奠中很早就熟悉了。

李源澄（1909—1958），四川省犍为县人，不仅师从过章太炎、廖继平、蒙文通、欧阳竟无等名师学习，而且曾在无锡国专教过书，通经史，著有《诸子概论》《经学通论》《学术论著初稿》等书，在学术界有很高的声誉。姚奠中师从章太炎时，即与李源澄相识。姚奠中到南京的时候，李源澄还带着他前往支那内学院，听欧阳竟无用佛学讲“中庸”。1945年，李源澄在灌县（都江堰市）创办灵岩书院，1947年执教于云南大学及五华书院。姚奠中与李源澄再次见面后，彼此都很高兴，往来十分密切。

李源澄还把姚奠中介绍给国学大家钱穆。钱穆（1895—1990），江苏无锡人，先后在小学、中学教书，后又在燕京、北大、清华、西南联大等中国最好的大学任教，中国最著名的学者之一，著作有《国史大纲》《历代政治得失》《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诸子系年》《黄帝》《孔子传》《秦汉史》等，影响十分深远。西南联大返迁后，钱穆留在云南大学教书，还兼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常常坐飞机两头跑，那时候能经常乘飞机的人很少，大家称他为“飞来飞去的教授”。钱穆比姚奠中大19岁，但很欣赏姚奠中，两人很谈得来，成为忘年交。他们还经常一起去翠湖边的馆子吃饭。姚奠中晚年时还记得：钱穆喜欢吃甜食，很喜欢吃那种没有馅的小汤圆。后来，钱穆去了台湾。1990年，钱穆去世后，姚奠中写了三首诗作纪念：

避寇西南到岭峤，滇池浩淼翠湖娇。先生椽笔裁文史，我亦忘年忝定交。甜食时时呼共尝，青云街上翠湖旁。浚清冤逝左耕化，回首当年欲断肠。一代学人归道山，东南望断倍凄然。等身著作存遗产，沾溉神州裕后贤。

诗中的“浚清”，就是李源澄，“左耕”是诸祖耿。

与钱穆交往后，钱穆又介绍罗庸等人与姚奠中认识。罗庸是著名的教育家、文史学家，年龄长姚奠中一轮，但没有一点架子，对姚奠中非常好。他很欣赏姚奠中写的横幅《花溪四绝》，还为姚奠中引荐了别的先生。

昆明的条件比较艰苦，为补贴家用，很多教授不得不在业余时间谋点营生。闻一多曾挂牌给别人刻印。姚奠中擅长刻印，于是也在闻一多挂牌治印的地方为人刻印，颇受大家认可。

1947年，出于对国民党政府的强烈不满，昆明的学生运动此起彼伏，国民党实施高压政策。姚奠中对此非常愤恨，在所写《五律·晚翠园》中，便有“妖魔衢路舞，文采府墙高。又洒江湖血，如闻天地箫”的诗句。1948年，昆明的学生运动被镇压以后，云南大学的师生情绪普遍低落，许多教授离开云南，姚奠中也考虑是否离开。正巧发生了一件事，使姚奠中的去意更强烈了。姚奠中本来一直教文学史，可是系主任的一位朋友来了以后，系主任没跟姚奠中商量，便调换了课程。姚奠中非常反感，正式决定离开。1948年年底，姚奠中重返贵阳师范学院，被聘为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