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义》是清朝乾嘉时代著名学者章学诚先生的史学理论著作，被称为开新学术风气的作品，主张借古通今，所论涉及史学、文学、校雠学等多个领域。其中的《博约》篇具体阐述了章学诚先生对“博”与“约”之间辩证关系的探讨以及他的为学主张，发人深省。

“博”与“约”的问题，古代许多思想家都给过自己的思考和理解，然而只是在人的道德素质层面，如孔子言:“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1]，孟子言: “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2]章学诚先生把“博约”拓展到了治学方法的理论，用“博约”阐述自己的治学理念，这与当时章学诚先生所处的时代有很大的相关性。清初，顾炎武大力批判宋明理学的空谈务虚，号召经世致用之学，考据学兴起。清代考据学对于整理历史文献、扫清阅读障碍有着很大贡献。但矫枉过正，乾嘉时期，考据之风盛行，学者终日从事对古籍加以整理、校勘、注疏、辑佚的工作，以之为治学的目标为唯一途径。因此，章学诚先生通过对“博约”的阐释，从为学的根本方向批驳考据学派只重视收集资料而不关注理论研究的做法，以及论述自己“何为为学”的主张。

《博约》上以“沈枫墀以书问学”[3] 184为始，借回答沈枫墀所困惑的问题，论述自己所认为的“何以为学”。学贵在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而不是盲目跟风所谓的学风，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获得为学的成绩，“学在自立”[3] 184。在此篇中，章学诚先生将为学巧妙比作货殖，通过经营方法不同的比较阐释为学的思想：卖布帛不必知晓粟菽，即业须专一；什么货都想卖，但操贾的能力有尽，不过是但求博瞻，固无深意。同时，章学诚先生批评了当时所流行的“苏氏之法”，认为苏轼、韩愈的方法不过是寻章摘句，应付科举，并不是真正的为学。《博约》中明确指出了“博”和“约”的辩证关系，认为“学贵博而能约”，“未有不博而能约者也”，“然亦未有不约而能博者也”[3] 189。即“博”是治学的必要基础，做学问知识必须全面，不能孤陋寡闻，把自己封闭在偏狭领域中，“约”是治学的必要手段，要善于总结概括，披沙沥金。在回复他人对王伯厚的询问中区分学者纂辑与著述、功力与学术，并以孔子能保持“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状态提出治学与兴趣必须相结合。《博约》下对前两篇内容进行了精炼和总结。篇首论述为学应与自己的天赋、兴趣相结合，而不是“资之所近与力能勉者”[3] 194，呼应《博约》上的“学在自立”与《博约》中关于治学与兴趣的论述。随后提出“道欲通方而业需专一”[3] 195的说法，总结了自古至今治学的重要方法。在最后，以“是以学必求其心得，业必贵于专精，类必要于扩充，道必抵于全量，性情喻于忧喜愤乐，理势达于穷变通久，博而不杂，约而不漏，庶几学术醇固，而于守先待后之道，如或将见之矣”[3] 195总结章学诚先生认为的治学的境界与理念。

章学诚先生为学理念的形成虽与乾嘉时期考据学成风有密切关系，但放眼当代，其思想的现代价值也是极高的。章学诚先生认为，“博”即渊博，即系统地涉猎、广泛地浏览;“约”即专精，即在广泛浏览的基础上，选择一个领域进行深入研究。要做到“约”，首先要有渊博的知识作为基础，也就是说，“博”的目的在“约”，为约而求博，体现了明确的目的性;相反的，“约”也只有在“博”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要成专家之学，必然要有渊博的知识作为基础，有了丰富的学问，才能择一而专。所以二者在治学过程中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整体。有了渊博的知识，才能于其中选择一项，精而专之，有了博览以为基础，才能上升到专精。当然，广泛浏览也不是全盘接收，而是有明确的目标的，“漫漶至于无极，妄求遍物，而不知尧、舜之所不能也”[3] 189，正所谓“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而如何成一家之学呢？这就在于要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创新，这样才能真正有治学的成绩。章学诚先生对“博”和“约”的辩证统一关系的论述，是中国古代辩证法的继承，也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有相通之处。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现在的教育方式其实也正是章学诚先生“博约”思想的生动实践。从初中的全科教学，到高中划分学科领域，最后进入大学细分专业，是从“博”到“约”；整个教育生涯五育并举，不将其他学科视如敝帚，是“约”中有“博”。

在阐释为学之道时，章学诚先生强调了在治学时自我的重要性，道不远人。治学需要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不受所谓流行的学风所影响，亦步亦趋，贵在有自得之见，反求诸己；治学需要选择自己性情所向、能够发挥本人专长的领域，作长期深入的钻研，这样既能够有助于治学，也能使自己保持良好的像孔子一样的心态。章学诚先生结合自身认识，进一步提出“高明者由大略而切求，沉潜者循度数而徐达”[3] 194这一观点。将“高明”和“沉潜”分为两种不同的为学路径，“高明者”能够直接洞达事物的本质，“沉潜者”则有赖于循序渐进的积累，“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学者应当根据自己性情来选择为学之路。当今时代，学风或许并不比章学诚先生所在的时代好多少，认为治学应该服从于现实，服从于就业，服从于能够快速做出有价值的东西。钟芳蓉报考北大历史系备受争议背后，正是性情所向被轻视、长期深入钻研被嫌弃。这也正体现出章学诚先生先生思想的前瞻性和适用性，“有入识最初,而终身不可变易者是也”，“有欣慨会心,而忽焉不知歌泣何从者是也”。[3] 190

回归《博约》篇，篇中章学诚先生对考据学的一些批评笔者认为有失偏颇。例如《博约》中章学诚先生对王伯厚的评价。首先，假设不等于事实，秦火事实上发生了，辑佚的工作很有必要，也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第二，即使孔子再伟大，学人仍然有独立思考的权利，希望窥得原貌，以判断孔子删修是否得当，是完全正当的。且文献散佚不止秦火一个原因，还有主动的删修，因此在秦火之前孔子之后，辑佚的功夫就大有用武之地。总的来说，就是辑佚与研读各有价值，不能相互取代，但是在一代学人过度倾斜于一方的情况下，章学诚先生的矫枉过正也是有合理性的。

《博约》篇作为《文史通义》中章学诚先生批驳当时盛行的考据学风以及阐述自己治学思想的重要篇目，构建了《文史通义》的主要理论结构。其中所包含的章学诚先生的为学方法论，直至现在仍具有宝贵的时代价值，值得我们每个人去领悟。

【参考文献】

1. 孔子，《新编诸子集成：第1辑·论语》，1990年版，北京，中华书局，417

2. 孟子，《新编诸子集成：第1辑·孟子》，1987年版，北京，中华书局，560

3. 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叶瑛校注，2014年版，北京，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