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帛之路到丝绸之路：

汉代丝路的物资及文化交流

元狩四年（前119），汉大将军卫青在漠北击败匈奴单于，骠骑将军霍去病出塞两千馀里，击溃匈奴左部左屠耆王，封狼居胥山，临瀚海而还。汉使张骞则再次踏上去往西域的道路。与他头次出使时相比，如今道上形势已然大不相同。这标志着大规模丝路贸易的开始。

一 汉朝对西域的经营与金帛的输出

从元光二年（前133）马邑之谋算起，汉朝对匈奴的攻战已经到了第十五个年头。期间，汉朝逐渐控制了河套乃至河西走廊地区。就个人遭际而言，元朔三年（前126），张骞从匈奴逃回长安，只带回了有关西北诸国人情风土的信息。其后，他参与对匈作战，因功获封博望侯，转而复失。失侯之后，张骞向汉武帝献计：联合乌孙，断匈奴右臂。欲攻灭匈奴的天子与张骞一拍即合。于是张骞被拜为中郎将，“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多持节副使，道可使，使遗之他旁国”（《史记·大宛列传》）。这是史料记载的中原与西域之间第一次具有官方性质的大规模物资流动。

这里的“金”就是黄金。“币，帛也”（《说文解字·巾部》）。币帛，也就是丝绸。早在先秦，金帛就是财富的象征，并充当通货。《汉书·食货志》说：“凡货，金钱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详靡记云。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圜函方，轻重以铢；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故货宝于金，利于刀，流于泉，布于布，束于帛。”可见作为通货的金、钱、布、帛都有一定的规制。秦统一以后，“币为二等：黄金以溢为名，上币；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汉书·食货志》）。二十两为一溢。汉因秦制，也以黄金铜钱为币，只不过把黄金的单位由“溢”改回了“斤”。汉多黄金，仅海昏侯墓出土的金器就有“478件，约115公斤，有金饼、马蹄金、麟趾金、金版等”（杨军、徐长青《南昌市西汉海昏侯墓》，《考古》2016年第7期）。金饼、马蹄金、麟趾金、金版是汉朝金币的铸造形制。其中马蹄金、麟趾金是太始二年（前95）汉武帝为应祥瑞所铸造，形似马蹄、麟趾，制作十分精美。而此前，黄金多以金饼、金版的形式保存。张骞出使西域所携带的“金”应该就是这种以金饼、金版形式保存的黄金上币。元狩四年（前119），汉武帝为了解决用度不足，还铸造了“白金”。

这种银锡合金制成的货币也流入了西域。但是《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大宛以西至安息诸国，“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也就是说，来自汉朝的金银货币仅被当作铸造器具的原料。这是因为安息，即帕提亚波斯，“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效王面焉”（《史记·大宛列传》），有制式货币。汉律规定：“贩卖缯布幅不盈二尺二寸者，没入之。”（《二年律令·□市律》）“缯，帛也”（《说文解字·糸部》），是丝织品；“布，枲织也”（《说文解字·巾部》），是麻织品。可见，汉制与周制相同，也以二尺二寸作为布帛宽度的规格。张骞所带的“币帛”大多应该是这种制式丝织品。当然汉代织物的种类很多，绪、缟等特殊品种不用此律。帛的单位价值远大于布，所制衣物穿着也更为舒适。在与周边民族特别是匈奴的交往过程中，汉人逐渐发现他们对丝绸的喜爱。汉匈和亲之初，汉朝就岁给匈奴絮缯。汉文帝曾给匈奴单于回信，随信附送的就有“服绣袷绮衣、绣袷长襦、锦袷袍各一，比馀一，黄金饰具带一，黄金胥纰一，绣十匹，锦三十匹，赤绨、绿缯各四十匹”（《史记·匈奴列传》）。其中，绣袷绮衣、绣袷长襦、锦袷袍皆丝绸所制成衣，绣、锦、赤绨、绿缯则是不同种的丝绸。匈奴对丝绸喜好程度之深，甚至引起了单于谋士中行说的担忧。

金与帛是汉代官府储存的重要物资。秦汉时期，管理官府财富的法律被称为《金布律》。“金布”大概就是“金钱布帛”的省称。存放财物之处被称作府库。府库充盈被看作国家繁荣的标志。“（汉兴）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馀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汉书·食货志上》）。府库的充实，为汉武帝开拓西北边疆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相比钱布，金帛的单位价值更高，属于贵重之物，不仅便于携带，亦深受周边民族的喜爱，自然成为使节所乐带之物。张骞死后，汉武帝向西域派遣使者更加频繁，“人所赍操大放博望侯时”（《史记·大宛列传》）。金、帛、牲畜成为使节出使的标配，也是汉朝对外输出的主要物资。由于金帛的大量流入，甚至西域诸国出现了“益厌汉币，不贵其物”（《史记·大宛列传》）的状况。

二 西域诸国的回访与“天马”入汉

张骞到达乌孙后，由于乌孙国内形势复杂，并未达到出使的目的。但是，“乌孙发导译送骞还，骞与乌孙遣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因令窥汉，知其广大” （《史记·大宛列传》）。乌孙人和匈奴人一样，过着游牧生活。乌孙国马匹很多，富人养马多至四五千匹。后来乌孙以千匹马作为聘礼迎娶汉女。大批西域马就这样开始进入汉地。汉武帝好奇，迷信古典，且爱附会。西北国道路开通后，西域便成为他满足好奇心的一片乐土。他见古图书上说河出自昆仑，便派人寻找河源。使者采玉石而归，并回报说河源出于窴山中。他便将那山名为“昆仑”。他翻看《易》书，书上说“神马当从西北来”（《史记·大宛列传》）。果然，张骞带回了乌孙马。这为西域马入汉增添了几分神奇色彩。于是，汉武帝将乌孙马命名为“天马”。后来，使者又带回大宛汗血马，他发现此马更为神骏，便将宛马命名为“天马”，把乌孙马更名为“西极”。求天马不得，汉武帝便派李广利攻打大宛，最终“汉军取其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牡牝三千馀匹”（《史记·大宛列传》）。后来，大宛向汉朝贡献马匹成为常制，“岁献天马二匹”（《汉书·西域传》）。与大宛马几乎一同引进的还有葡萄、苜蓿这两种植物。大宛“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

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萄、苜蓿极望”（《史记·大宛列传》）。良马、葡萄、苜蓿的装点，使汉朝的离宫别观颇有异域风情。芝麻、核桃、豌豆、黄瓜、大蒜、香菜等如今日常食用植物也是汉朝时从异域传入中原，这大大丰富了中原人的食谱。除了马匹外，其他西域牲畜也被引入。汉武帝经略西域以前，西北地区的牲畜只是零星输入内地。例如，文帝时，匈奴右贤王击破大月氏，冒顿单于向汉朝“献橐他一匹，骑马二匹，驾二驷”（《史记·匈奴列传》）。橐他，即骆驼。《匈奴列传》中，驴被指为奇畜。而到了李广利伐大宛之时，随军出征的驴、骆驼都以万计了。牲畜特别是马匹成为汉朝从西域输入的主要物资。汉使访问各国之后，各国亦多遣使回访。外国奇物异人随之进入汉朝。这些使者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大鸟卵大抵是鸵鸟蛋，善眩人类似于魔术师。很快这些魔术就被融入中原传统的觳抵戏中，大大丰富了觳抵的变化和内容。此外，箜篌、觱篥、胡笳、胡角、胡笛等西域乐器也传入内地。与之相伴的是两地乐曲的融合。相传，张骞曾从西域带回《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据此造新声二十八解。汉乐府又有鼓吹曲，亦是胡乐。东汉时，“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后汉书·五行志一》）。胡风竟成一时风尚。

乌孙与汉朝的联姻终于在元封年间（前110-前105）实现。公主出嫁之时，朝廷“赐乘舆服御物，为备官属宦官侍御数百人，赠送甚盛”（《汉书·西域传》）。公主到达乌孙后自治宫室居住。其后，天子还“间岁遣使者持帷帐锦绣给遗焉”（《汉书·西域传》）。不难发现，与使者多赍金帛牲畜不同，联姻给西域带去了一套完整的汉地生活方式，服饰、生活用具、建筑技术都囊括其中。后来，乌孙公主的一个女儿嫁给了当时的龟兹王。宣帝元康元年（前65），龟兹王和夫人亲自到长安朝贺，汉朝“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绮绣杂缯琦珍凡数千万。留且一年，厚赠送之。后数来朝贺，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汉书·西域传》）。汉朝的礼仪制度借此传播到了西域。

当然，汉朝经略西域也绝非只依靠和平手段。战争必然伴随着大规模的物资流动。早在元封三年（前108），汉武帝派遣赵破奴将兵数万击破姑师。太初元年（前104），伐宛役起。由于初战不利，汉武帝更是发动了“牛十万，马三万馀匹，驴骡橐它以万数”（《史记·大宛列传》），大批粮食、兵器、人员进入西域。是后，汉朝在轮台、渠犁屯田并设置使者校尉领护。宣帝时，匈奴日逐王降汉，西域北道尽归汉有，邓吉称都护。元帝初元元年（前48），又置戊己校尉。汉朝军事力量进入西域以及屯田活动的展开，大大加强了汉朝对西域的控制。元帝建昭三年（前36），陈汤击郅支单于，竟然逾葱岭，进入康居境内。随着汉朝对西域控制的日渐加深，汉朝的铜币逐渐在西域流行，新疆多数汉代遗址都发现了五铢钱。大宛之役后，西域各国纷纷入质奉献，根据出土的《悬泉汉简》记录，西域贡献多骆驼、马匹之属。《后汉书》对各方贡物多有记载，如《李恂传》说：“西域殷富，多珍宝，诸国侍子及督使贾胡数遗恂奴婢、宛马、金银、香罽之属。”“月氏尝助汉击车师有功，是岁贡奉珍宝、符拔、师子。”（《后汉书·班超传》）又“疏勒国献师子、封牛”（《后汉书·顺帝纪》）。可见西域对汉朝贡物有异兽、贵金属、香料和纺织品，其中最主要的物资是异兽。葱岭以外，因山岭阻隔，非汉朝力量所及。罽宾国曾杀汉使，成帝时，罽宾使者到汉朝，王凤上书说：“（罽宾）今悔过来，而无亲属贵人，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故烦使者送至县度，恐失实见欺。”（《汉书·西域传》）以奉献之名行贸易之实，可看作当时丝路贸易的实况。

三 汉代以金帛易奇珍的海上贸易

无独有偶，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在帝国的南边发生了一起类似事件。《后汉书·西域传》载：“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大秦即罗马帝国。日南是郡名，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置，在今越南中部，是汉朝最南端的疆土。汉时，由岭南到海外的航线已经开辟。《汉书·地理志》就记载了当时从日南障塞、徐闻、合浦出发的航线：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馀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馀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馀，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厓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不难发现，当时的海上贸易亦由官府主导，以黄金、杂缯亦即金帛来换取海外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等奢侈品。

黄支国在今印度或斯里兰卡。由汉朝出发的直航向西行大概也就到今印度为止。中国与印度的交流在汉代最初以陆路为主，张骞曾在大夏见到蜀布、邛竹杖。据大夏商人所说，这些蜀地产品来自身毒。这说明中印民间贸易往来早已存在。蜀布、邛竹杖等日常物品也在贸易之列。由于当时由西北去大夏的道路被匈奴、羌人阻隔，张骞就建议探索从蜀地到大夏的道路。汉武帝派出使者，结果并没有找到去大夏的道路，反而发现了滇越国。后来，汉朝逐渐控制河西走廊和西域，印度与汉朝的交往主要走西北陆路。东汉时亦如此。《后汉书·西域传》载：“和帝时，（天竺）数遣使贡献，后西域反畔，乃绝。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这说明陆路交通断绝之后，海路成为中印物资交流的主要途径。大秦和天竺使者的到来都在汉桓帝期间，可见当时汉朝通过海路与印度的联系已经比较频繁了。天竺“土出象、犀、玳瑁、金、银、铜、铁、锡、铅。西与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又有细布、好毾㲪、诸香、石蜜、胡椒、姜、黑盐”。这些印度土产与“大秦珍物”都是当时海上丝路的主要商品。在今广西合浦等地的汉墓中，发现了大量的玻璃珠，很可能就来自印度。随着丝路贸易，古印度的佛教也传布到了中原。东汉时，众多西域僧人来到洛阳，建寺译经。楚王英、汉桓帝都为浮屠立祠，佛教在中土已很繁盛。

据史书记载，大秦王多次想派遣使节与汉朝联系，但是“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后汉书·西域传》）。传闻中的大秦，“土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火浣布、珊瑚、虎魄、琉璃、琅玕、朱丹、青碧”，“刺金缕绣，织成金缕罽、杂色绫。作黄金涂火浣布。又有细布，或言水羊毳，野蚕茧所作也。合会诸香煎其汁以为苏合香，凡外国诸珍异皆出焉”。大秦的珍宝大致可以归为三类：珠宝、织物、香料。象牙、犀角、玳瑁显然不在此列，它们都是东南亚、南亚的常见之物，也经常为南边各族贡献。所以说大秦使者的“表贡，并无珍异”。所谓的大秦使臣大概就是以奉献之名行贸易之实的罗马商人吧。在大秦使者到达中国前，永宁元年（120），掸国曾向汉朝进献幻人。这些幻人自言是海西人，海西也就是大秦。海西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和今天的杂技师、魔术师类似。掸国曾从永昌、日南郡向汉朝贡献，由此可见，除海路外，还存在着印度到达中南半岛之后经陆路进入汉朝的路线。中国的丝绸经过海路、陆路进入罗马后，罗马工匠会将织物拆解成丝线，按当地样式重新纺织。也就是《魏书·东夷传》所说的“（大秦）又常利得中国丝，解以为胡绫”。

总之，从物资输出的角度，把汉代的丝路称为“金帛之路”也不为过。金与帛是秦汉时代财富的象征，充当了货币的角色，也是官府大量储存的高价值物资。汉朝在西域的经营从开始就带有很强的政治军事目的。出使、联姻、赏赐、战争、贸易等具有官方背景的活动，通常都伴随着金帛的输出。与此同时，官方的海上贸易也是用金帛交换海外的奇珍异物。值得一提的是，汉代史籍对中外民间贸易的记载较少，但是，蜀布、邛竹杖在异邦的出现说明了汉代的丝路绝非奢侈品之路。自汉以降，汉地的黄金储量急剧减少（赵翼《廿二史札记·汉多黄金》），金帛之路便渐渐演变成丝绸之路了。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18年第2期 “文化史知识”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