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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5月，国民党特务机构接到全国学联将于6月1日举行全国规模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游行示威，并在国统区内开辟第二条战线的重要情报后。通过中央联合会报秘书处研究，在蒋介石亲自主持的“官邸会报”中，重申了“以组织对组织，以行动对行动，以示威对示威”的阴谋决策，密令各主要城市的高级机关坚决镇压学生罢课游行运动，对有革命或进步关系的学生，实施逮捕。

1947年6月1日清晨，国民党反动派党政军特相互纠合，以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胡孝扬为首的一伙特务，对武汉大学师生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震惊全国的武汉大学“六一”惨案。

一

“官邸会报”实际上是国民党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以策划、指导破坏共产党和一切革命进步活动为主要内容。有时由蒋介石亲自主持召开，出席者为国民党组织部长、三青团书记长、教育部长、中统局长、国防部第二厅长、政工局长、宪兵司令、警察署长或是他们的代理人等。类似的地方会报则由当地党政军最高头目召集，按省、专区、县分为甲、乙、丙三级会报。在武汉，当时的甲级会报由行辕主持，乙级会报由警备司令部主持，丙级会报由稽查处召集。这些会报都是秘密的，连会报文件来往的机关、姓名都是用化名代字代号。1948年夏季，在镇压武汉地区的学生运动中，我曾以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的身份出席过甲、乙两级会报，并主持过丙级会报。据我所知，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对武汉进步学生的镇压活动，都是由会报所导演的。

二

制造“六一”惨案的甲级会报，是1947年5月在汉口行辕内由行辕主任程潜主持的。参加会报的有行辕调查室少将主任张家驹（中统专员、甲级会报负责人）、武汉警备部中将司令彭善、湖北省党部主任委员方觉慧、三青团湖北省干事长余拯、军统湖北站少将站长宋岳、中统华中特派员熊束皋及宪兵团少将团长吴志勋等。张家驹传达了中央联合会报秘书处密电之后，立即以中统、军统、稽查处、三青团等机关所提黑名单为依据进行了研究。据张家驹事后和我谈：“会报决定：一定要抓到为首的学生，宁可多抓也不要漏抓，否则制止不了学生捣乱。”会报还确定了一百多名黑名单，决定以武汉大学为重点，由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统一指挥分区执行；执行时所需部队由警备部统一调拨，一切经费由会报秘书处开支。为防止因逮捕学生再兴学潮，会报要求三青团和青年军复员学生适时提出：“反内乱，反内战”等口号进行破坏。在这个会议中，特务们的意见表面上一致，实际相互之间却矛盾重重。如军统湖北站长宋岳，他虽然同意对学生采取行动，但对这次行动的指挥权不摊到军统而落在武汉警备部稽查处长胡孝扬身上而深表不满（当时武汉稽查处非军统控制）。因此，宋向彭善表示：“我们的任务是秘密的，不便参加公开活动。”在这个借口下，他只同意派军统控制的省警局刑事队随同行动。

三

武汉警备司令彭善在甲级会报之后，于1947年5月30日在位于汉口沿河大道的武汉警备部（原日本汉口领事馆）楼上召集本部的参谋长徐世麟、参谋处长娄××、稽查处长胡孝扬、稽查处副处长李铁生、稽查处武昌办事处主任陈寄生、科长陈肇鸿、中统湖北调统室主任夏学周、行辕调查室主任张家驹、行辕调查室秘书田少常、湖北省党部青运会组长田秉德、宪兵特高组长王建功、武昌三青团书记张从侠、武昌省会警察局长陈焕炳等召开乙级会报会，进一步研究抓捕学生事宜，其主要内容是：

1、以武汉大学为重点，分为武大、中华、华中三个大学为三个执行区，胡孝扬、陈寄生、李铁生分别为各分区指挥，各特务机关派出特务，再配宪兵警察及武装士兵各二三名，编为三十多个小组，同时出动。

2、由过境部队某旅抽调步兵一个营、武昌省会警察局保安警察大队（二个中队）、宪兵一个连及警备部特务营一个连（未赴现场），担任警戒。

3、在5月31日深夜执行，由武昌至珞珈山用汽车运输，确保行动秘密。

4、逮捕的教师、学生先送武昌稽查处办事处，再转送武昌稽查处关押，联合审讯。

1947年5月31日夜9时许，以逮捕学生为任务的特务小头目会议，在武昌府后街7号警备司令部武昌办事处召开，主持人是胡孝扬。

与会的特务头目有李铁生、陈寄生、陈肇鸿、胡祖福（稽查处督察）、周庆典（稽查员）、蔡守箴（稽查员）、朱培（稽查员）、李祖沾（保警大队长）、李伯周（宪兵连长）、舒清雨（中统调查室组长）和武昌省警局刑事队长、省党部青运干事、青年军复员学生会干事、三青团组长等。胡孝扬在会上说：“今晚是我们具体要干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按照上峰指示，逐名缉拿，不得走漏。”中统分子提出：“假如学生拒捕，怎么办？”胡孝扬答：“不会的，不用说我们还有枪，就是徒手，这么多人还打不过几个学生娃娃吗？”会议期间，划分了行动小组，并分发黑名单，预定每组由校内“职业学生”（三青团分子，青年军复员学生）带路，按名单缉拿。此外还决定以武大车站为基点，由各特务头目组成以胡孝扬为首的临时指挥所统一指挥抓捕任务。

四

5月31日深夜12时，特务们对武汉大学师生的逮捕暴行开始了。几十个行动小组的特务和宪警武装在30多辆汽车运载下，向珞珈山出动，辗转羁延，到6月1日凌晨2时进入现场。武装军警展开在珞珈山的路口山头，用机枪控制制高点，形成对武大学生宿舍包围态势。但由于行动小组是临时拼凑的，上车后乱成一团，下车时还是组员不识组长，组长也找不着组员；校内带路捕人的“职业学生”也找不齐。胡孝扬急得手忙脚乱，连连催促各组赶快行动。等他理出头绪，已是拂晓前的4时许了。

五

本来黑名单上都有要逮捕学生的姓名、特征、在校院系班级和寝室铺位的字号等，但因武大校舍范围大，宿舍房舍重叠类似，使特务们的缉捕工作很不顺利。各行动小组出动后，有的顺利地找到被捕的师生，有的则来往乱窜找不到预定的对象；有的找到了寝室铺位又不是名单上要抓的对象；有的是名单上要抓的对象，但又找不到要抓对象是哪一斋哪一室。有个特务向一位黑名单上有名的学生问道：“×××是你吗？”那位学生立刻机警地回答说：“不是。你们弄错了，那位同学住在×字斋第××号。并告诉他们由哪里转弯顺什么方向到哪里，特务们急忙奔向那里，遭到那里学生的痛骂，待他们发觉上了学生调虎离山之计后，气喘吁吁地赶回斋房，原来和他们对话的同学却早已人去楼空，杳无形迹。由于进入宿舍后各小组互不联系，有的小组遭到了学生的阻拦和包围，进退为难；有的受到学生怒不可遏的拳惩……

六

拂晓，特务们有的继续搜捕任务。有的则已被群情激愤的学生赶出巷外。这时一个宪兵连长被学生扭打在地，在那里大声叫喊宪兵。全校师生为之惊醒，室内室外展开了迫害与反迫害的混战。学生发现自己的教授和同学被暴徒架上汽车。更激起愤怒的烈火。“反对迫害学生！”“立刻停止暴行！”“立即释放被捕老师和学生！”等口号声震珞珈山。学生们齐集向前，有的和特务扭打，有的抓住汽车，不让开动。胡孝扬心惊胆怯，茫无主张，慌慌忙忙同陈肇鸿跑去找武大代理校长刘秉麟（校长周鲠生当时不在校）。胡要挟刘代校长说：“我是奉命执行任务，现在学生不听制止，情况严重，你得想个法子，否则……”。刘说：“我能想什么办法？你们事前不通知我，就进了学校，为什么早不让我想法子？”胡自知理亏，但仍无耻讹诈说：“现在你不负责，出了事情你负责！”刘严斥道：“谁进来谁负责！”断然拒绝了胡。胡孝扬仍然坚持要刘设法，但遭到了刘的再次拒绝。眼看现场状况不可收拾，胡羞怒交并，竟密示陈肇鸿（科长）急告一高姓营长可以在必要时鸣枪弹压，他自己则垂头丧气地返回现场。

七

在胡孝扬前去威胁刘秉麟代理校长以校方名义制止学生拒捕的同时，在现场指挥的一位姓高的步兵营长早已凶焰毕露，准备向学生逞凶射击。学生们毫不胆怯地说：“抗战你们不打日本，乖乖地躲在后方，今天却来迫害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学生，是什么道理？”高理屈词穷，又恼又气：“你们这些人都是共产党，不好好读书，光闹事，都把你们抓起来枪毙……”。高在得到了陈肇鸿的传话后，声嘶力竭地吼道：“你们再闹，我们的枪是不认人的……”学生的回答是：“反对迫害学生！……”高丧心病狂，纵使士兵开枪。刹那间乱枪猝发，数十名学生遭到伤害，其中黄鸣岗、陈如丰、王志德中弹牺牲。此外，还捕走了进步学生数十名，进步教授金克木、梁园东、刘梦庵、缪朗山等也被逮捕。

胡孝扬从刘秉麟代理校长住处赶回现场，一听枪声大作，又见学生死伤枕藉，便耍起流氓手段，佯装制止，假意追查“是谁首先开枪？”对此，特务们明了主子意图，便由一人把一只手枪甩在地下，另一名特务拾起来，叫喊：“你们看，这是学生丢的手枪！一定有共产党指挥操纵，第一枪是学生打起来的！”特务们立即附和，这正中胡孝扬的下怀，他当即肯定，枪声来自学生方向，军警鸣枪弹压，是一种正当防卫。特务们以讹掩真，自鸣得计，连连催促开车，从现场匆匆溜走。

八

胡孝扬虽然作了上述栽赃安排，但毕竟做贼心虚，见打死了学生，事态严重，知道此事难于收拾，十分忐忑不安。他从现场提心吊胆地赶回稽查处，立刻把他们捏造的现场情况向彭善报告，彭听后若无其事地说：“一切事情由我负责，你们赶快办理善后。”

事实毕竟是事实，那个姓高的营长指挥开枪杀害学生的事实，不仅是众目睽睽，千夫所指，就连胡孝扬自己也不相信赤手空拳的学生会向凶如虎狼的军警开枪的事说得通，他一面像热锅上的蚂蚁慌乱得一筹莫展，一面又自以为是按命令办事，逮捕了不少学生，可以将功折罪，并还希望彭善替他扛上一肩。胡孝扬对学生的诬蔑，不仅彭善相信，同时各反动报刊也争相报道所渭的“现场新闻”，颠倒事实真相。中央社武汉分社竟说是学生首先放枪，军警自卫还击才伤了人，并说军警也同样受了枪伤，现场还拣得学生丢失的手枪一柄等，为特务行凶进行辩护。

九

“六一”惨案发生后，立即轰动全国，各地人民及国统区正义舆论纷纷进行声讨。武大学生和被害学生家属，也正式向国民党政府抗议。武大师生一边掩埋同学的尸体，医治受伤同学的创伤，一边继续展开斗争。正义的怒潮，震撼了整个学术界。全国各院校的吊唁文电和支援慰问的函件，雪片般飞向珞珈山，大大鼓舞了武大学生的斗志，他们化悲痛为力量，把悼念死难同学的追悼会，变成了针对反动派示威游行和向武汉反动派最高军政机关的严正抗议的战场。

从6月3日起，在广大学生游行行列里，排在最前面的是死难烈士的血衣、无数的挽联和反迫害、反特务暴行的标语。人人都沉痛致哀，一言不发。巨幅标语上写着“严惩祸首彭善！”“严惩凶首胡孝扬”“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惩办凶首讨还血债！”等，游行队伍好几次准备过江到武汉行辕，但都因汉口市警察局封锁渡船而未达目的。

与此同时，特务们发动“职业学生”从事分化破坏学生游行抗议活动，多方面胁迫学生家长向武汉大学要求制止学生游行，唆使“职业学生”在内部进行捣乱，提出“反罢课，反反迫害，要书读”等口号，还企图以反动的示威游行来对抗正义的示威游行。警察局和特务们的行为遭到武汉市民的谴责。最后，警察局被迫开放轮渡。浩荡的游行队伍，终于胜利地过渡到汉口。汉口警察局长任建鹏、宪兵团长吴志勋以及各主要军警特务骨干，既不敢对游行队伍加以阻挠，又惟恐他们在街上另生枝节，遂以保卫为藉口，随同游行行列行进。队伍绕过汉口的大街闹市，到达武汉行辕。学生把所有挽联、挽词、挽诗、挽歌挂满了行辕门首。学生们还几度用挽联盖上武汉行辕的匾牌。僵持了很久时间后，武汉行辕不得不假惺惺向学生许下惩凶善后的诺言。

要求惩治“六一”惨案凶手的怒吼遍及全国，也震动了南京政府。国防部、教育部等都派出大员到武汉调查，南京政府的中央发言人也掩耳盗铃地说：“……武汉最高学府竟发生如此不幸事情，我最高当局闻讯，异常震怒，除电饬武汉行辕彻查事件经过，对肇事责任人员，决定执法以绳，严惩不贷。”这时，彭善慌了脚手，急忙对外发表了引咎自责的声明，对上自请处分，对下则佯装负责到底。国防部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将彭善撤职查办，而以阮齐继任武汉警备司令，稽查处长胡孝扬予以撤职管押（实际是没有管押），以武昌办事处主任陈寄生继任稽查处长。由于社会舆论和武大师生坚决要求惩办胡孝扬，形成了非枪毙胡孝扬不足以平公愤的局面，迫使特务们又上演了一出“胡孝扬投江自杀”的丑剧详见《湖北文史资料》第9辑所载作者《武大“六一”惨案主凶胡孝扬投江自杀之谜》一文。——编者注，这是后话。

（湖北省咸丰县政协文史委供稿）(转载《湖北文史》第七十七辑，本文作者刘庄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