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豪士（WilliamH.Nienhauser，Jr.），1943年生，1968年毕业于印第安那大学，获硕士学位，1972年在该校获博士学位。曾任威斯康星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主任，现任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东亚语言文学系霍尔斯特·斯科姆讲座教授。先后兼任台湾大学客座教授，日本京都大学研究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比较文学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等。倪豪士专门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唐代文学研究，著有《皮日休》、《传记与小说：唐代文学比较论集》、《柳宗元》（合著）及近百篇论文与书评。编有《唐代文学研究西文论著目录》、《美国学者论唐代文学》等。学术研究之外，并致力于《史记》、杜诗、唐传奇、《搜神记》等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翻译。他还是美国惟一一份专门研究中国文学的杂志《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i.e. CLEAR）的创立者，并长期担任主编（1979-2010）。2003年倪豪士由于在中国古典文学领域的突出贡献，获得Humboldt Foundation终身成就奖。

一、汉语经历

据倪豪士本人介绍：他对中国的兴趣产生于高中时期：“我直到十六岁才见到过一个中国人。我在高中时热衷于学历史，读了很多传记与传记文学。有一本书叙述了一个美国船长如何在十八世纪初和满清政府做生意，另一本书描述了二十世纪前半叶驻华的几位美国军人。在这两本书里可以看到，中美这两个国家及两国人民，虽然不一样的地方很多，但是还有不少地方双方可以彼此了解，彼此尊重。就这样我慢慢对中国产生了兴趣。”（见徐公持《一生一世的赏心乐事：美国学者倪豪士教授专访》，文学遗产2002年1期，下同）中学毕业以后，倪豪士就读于一所科技大学。这个大学是他父亲选择的，他希望倪豪士将来成为一个工程师。“可是，我不知道念大学是不是我要走的路。因此，我念得不太努力，成绩也不太好。有一天我在电视里看到一个面向中学毕业生做的陆军征兵广告。就这样，1961年12月中，我当了兵，并且顺利进人了陆军语言学校”。在陆军语言学校，倪豪士又面临两难选择：是选俄文或是选中文。一方面，他非常喜欢俄国十九世纪的长篇小说作家：“如果学会了俄文，就可不必借助翻译就可以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的原著；但另一方面，学中文可以满足他对中国历史的兴趣。斟酌再三，还是选了中文”。倪豪士说：“此后我也一直没有后悔”。

陆军语言学校一年的中文课程给倪豪士打下了中文基础，并使他不断增添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三年兵役退伍后，倪豪士于1965年进人印第安那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专修中国文学。大学期间，他开始接触欧洲和日本的汉学研究成果，并学会了利用大量参考书细读古典作品的方法。当时倪豪士的中国文学指导教师是柳亚子之子柳无忌。在柳先生指导下，倪豪士决定重点研究唐代文学，并于1968年请假一年去德国波恩大学进修。当时德国汉学是专门研究古典文学的，波恩大学的教授对唐代文学更为重视。他们指导倪豪士用没有标点过的版本，并参考日本学者的注释和研究成果来攻读唐代文学。1969年回到印第安那大学后，倪豪士请柳无忌先生开一门“柳宗元研究”课程。后来他把其中的研究课题所写的论文编辑整理，写成一本专著《柳宗元》于1973年出版。在此同时也完成了博士论文《（西京杂记）中的文学和历史》。

拿到博士学位后，倪豪士赴威斯康星大学教授中国文学。倪豪士后来回忆说：我原来以为已经是中国文学博士，中文已经不是问题。到威斯康星之后我马上发现这个看法是不对的。我教的第一门课是中国文学史。我一进教室的门，就看到里面有八个研究生，坐在前面的四位是刚从台湾大学毕业的中国学生。因为他们已经知道很多关于中国文学的发展情况，所以我必须每个晚上再三琢磨第二天的讲课提纲，只能用这个办法才能避免学生问我太多我不能回答的问题。但无论我怎样努力，不时还有人指出我写错的字或说错的话。到了这个时候我才算真正了解一句有名的中国谚语：“活到老，学到老，还有三分学不到。”

1975一1976年倪豪士得到一笔奖学金，又去德国汉堡大学跟柳茅彩教授学习西方和中国的中古叙述文。其间他发表了两篇论文：《解读韩愈〈毛颖传〉中的讽喻》（《远东》1976年12月），《试析〈文苑英华〉中“传”的结构》（《亚洲研究季刊》，1977年5月）。1976年我回到威斯康星大学继续研究中国的中古小说和诗歌。1979年出版了专著《皮日休》。在这期间还发表了几篇讨论六朝、唐代和明清文言小说的论文。1980一1983年倪豪士担任威大东亚语言文学系的系主任。在此期间编写了《印第安那中国古典文学指南》，并用中文发表了《中国小说的起源》、《南柯太守传，永州八记与唐代传记及古文运动的关系》等一些学术论文。

1983年，他应邀担任台湾大学外文系客座教授。倪豪士认为这是他第二次深入学习中文的机会。他深入到台湾大学的同事和同学中，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和学习汉语。这一年他已年届不惑。1985年他又去了台湾，一面在台大外文系教书，一面在斯坦福中心学习正规的中文课。因为台湾的本地人都喜欢说闽南话，所以我也学了一学期的闽南方言。他认为：学习南方的方言能使他更多地了解古代汉语的发音

从1989年起，倪豪士专注于对《史记》的研究和翻译，同时也进行唐传奇方面的研究。进入新世纪后，倪豪士与大陆的学术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有了更多的接触。新世纪刚开始的2001年，他就接受中国社会科学院比较文学研究中心的邀请，担任客座研究员；接受《文学遗产》的专访，介绍他学习、热爱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学的经历，他的治学方法和体会，他对翻译中国古典文学的见解和做法等。2003年7月，他参加两岸学者共同参加的在台北淡江大学召开的纪念杜甫诞生12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会上介绍了美国学者研究杜甫的成果和特点；2009年3月，赴上海参加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哈佛大学东亚系合作举办的“都市繁华：1500年来的东亚城市生活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会上发表《我心中的长安：解读卢照邻〈长安古意〉》学术论文；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发表《重申李娃传》的学术讲演。2010年6月16日（端午节），他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中华诗词青年峰会”上，作为外国诗人代表，为“前十强”颁奖。

这一切，正像倪豪士自己所说的，他把学习中文、走进中国，当成一生一世的赏心乐事；对一辈子追求、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也是倾心尽力、无忧无悔！

二、研究成果

他的主要论著有《皮日休》、《传记与小说：唐代文学比较论集》、《柳宗元》、《印第安纳中国古典文学指南》。编著有《唐代文学研究西文论著目录》、《美国学者论唐代文学》以及《中国小说的起源》、《南柯太守传的语言，用典和言外意义》、《碑志文列传和传记：以欧阳詹为例》、《美国杜甫研究评述》、《我心中的长安：解读卢照邻〈长安古意〉》、《重审李娃传》等近百篇以唐代文学为主的学术论文与书评。

倪豪士的学术研究有一个宏大的学术视野和宽厚的学术基础。《传记与小说：唐代文学比较论集》1995由台北南天书局出版，中华书局2007年再版。该书收录了作者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撰写的十二篇学术论文，专论唐代文学尤其是唐代小说。其中像《略论九世纪末中国古典小说与社会》、《〈南柯太守传〉、〈永州八记〉与唐传奇古文运动的关系》、《柳宗元的〈逐毕方文〉与西方类似的比较研究》等篇皆糅合文史、兼及中外或社会政治，可看出其学术视野的宽阔；《〈南柯太守传〉的语言、用典和外延意义》、《略论碑志文、史传文和杂史传记：以欧阳詹的传记为例》等涉及多种文体和学科类别，可见其学术基础的宽厚。在《中国诗、美国诗及其读者》中，谈到西方读者接受包括李白、杜甫在内的中国古典诗歌的困难：一是不明白中国古典诗歌中典故和形式，及在其诗歌里的重要性；二是中国古代人与我们现代人的看法、希望及道德观有差异；三是翻译家有各种不同风格，虽然他们都努力地尝试译好中国诗，但是西方读者还是常常分辨不出杜甫和李白的不同诗风。这好像是不经意的闲谈，实际上亦出于大量资料的分析占有和深入思考：他在2003年于台北淡江大学召开的“杜甫与唐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有个学术报告《美国杜甫研究评述》。其中对以洪叶《杜甫研究》（1952）为发端标志，到宇文所安、周珊珊二十世纪末的学术新著，不仅逐一梳理、评点，也指出在周著中对杜甫的道德观念不理解和不认同。可见他在《中国诗、美国诗及其读者》的观点是建立在大量资料的分析占有之上的，有着宽厚的学术视野和学术根基。备受学界称赞的《史记》英译本更是如此。该书以文献学的丰厚而著称：全书不但附有西文和日文译本书目、中外研究成果等学术资料。每卷译本的后面还附有全书的参考文献目录，包括中外文的《史记》版本研究、参考文献、译本、历代注疏、关于《史记》及司马迁的研究、《史记》及《汉书》的比较、其他中文、日文和西文著作等，还包括汉语拼音、汉字及官职英文译文的索引、春秋战国图、秦帝国图等。他在1970年就开始《史记》的研究，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次学术会上还专门做过“百年来的《史记》研究”学术报告。到九十年代才开始翻译《史记》，可见学术基础的丰厚。

倪豪士在汉学研究中善于思考，且目光精到。如学界对唐人传奇《李娃传》的研究由来已久，但对其成书时间和人物原型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倪豪士在考辨基础上对其写作时间提出两个假设：第一，白行简不一定是在一年之内完成《李娃传》的创作。他听“一枝花”的故事以后，可能向亲戚朋友询问此事细节，“传”之创作可能长达十几年；第二，如果白行简写《李娃传》是别有用心，在以前学者提出的猜想之外，还可以考虑郑穆和郑亚分别为荥阳公和荥阳公子。如果《李娃传》是影射郑亚的话, 白行简写成《李娃传》当在长庆二年或三年前后。这个判断不仅有文献学方面的分析，更出于他对传奇小说的产生原因的思考，其中又对中外各家之说的分析比较。他在上述的访谈中，也曾谈到他对小说起源的看法。他认为：小说应该是在民间口传故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像《左传》“郑伯克段于鄂”和《史记·高祖本纪》中“高祖为亭长时”的那些故事都是很好的例子。鲁迅以为在唐代“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中国小说史略》），但是，传奇虽然是有意为之的，传奇作者的写作目的也并不相同。卞孝萱的《唐代文史论丛》（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和杜德桥的《李娃传的研究.校勘及英译》（伦敦:牛津出版社，1983年）都已经提出唐代小说和政治的关系。所以虽然《李娃传》文学价值相当大，但创作目的则是为了政治攻击，和韩愈、柳宗元之写“传”情况相似。至于唐代作者对讲故事的态度及写作方法怎么样发展，可以看一看沈亚之的文集。沈年轻时简单地把别人告诉他的故事记下来（如《移佛记》），发展到在其写作成熟期在《冯燕传》或者（秦梦记》中加人自己的创作。因此，小说大概在很早的时候起源于民间文学。在战国时代之后，不时出现于文人作品，直到唐代才正式成为文学作品。倪豪士由此出发，认为西方汉学界最需要的是一本像王梦鸥《唐人小说校释》（陈注：王梦鸥，台湾政治大学教授，现代唐人小说研究发轫者之一，出版四卷本《唐人小说研究》）那样有详尽注解的唐传奇英译本。本校有计划在今后两三年内出版这样一部翻译集。所以表面上看来，仅仅是一篇小说写作时间的推断，实际上是厚积薄发，源于对唐人小说乃至古代小说产生原因和研究方向的长期思考。

倪豪士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上的另一巨大贡献是在《史记》翻译上。1961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华兹生英译的两卷本《史记》译本。主要是《史记》中汉代部分的“列传”，因此又名《史记：汉朝》。1993年，华兹生又出版修订本，并增加新译的《史记：秦朝》。华兹生的《史记》译本，主要以普通读者为对象，关注的是《史记》的文学性，故选译的多是能体现《史记》文学风采的“列传”、“世家”。翻译也采用自由性翻译并尽可能少用注释，以使译文流畅具有可读性。倪豪士从1970年代就开始从事《史记》研究，有感于到20世纪80年代末，《史记》中仍有相当一部分没有令人满意的完整西文译本，于是与郑再发、Robert Reynolds、陈照明、吕宗力等组成翻译团体，从1991年起开始翻译《史记》。他们意识到《史记》应该被完整阅读，没有完整的翻译将误导西方读者。要译出一种忠实的、具有详细注解并尽可能具有文学性和流畅性的《史记》全译本。按照计划，工作完成时，整部《史记》的英译本将达到9卷。到目前为止，他们已先后出版了《史记·汉以前的本纪》（1995）、《史记·汉以前的列传》（1995）、《史记·汉本纪》（2002）、《史记·汉以前的世家（上）》（2006）、《史记·汉代的列传（上）》（2008）等五卷。

译本保留了《史记》本纪、世家、列传等的排列顺序，内容包括“序言、使用说明、纪年说明、度量衡对照表、缩写表、译文”几个部分；译文的页下，附有详尽的歧义考证、地点考证、相关章节成书说明、互文考证说明、文化背景知识注释及资料依据、词汇对照表等；在每章译文后面，附有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的相关评注和说明、以及西文和日文译本书目、关于该卷的中外研究成果等。可以说是到目前为止，是西方最完备、也最富有学术价值的《史记》译本。因此，该译本一出版，就受到西方学者的纷纷称誉：卜德认为是“汉学的一项伟大成就”；加里·阿巴克尔（Gary Arbuckle）亦认为“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并对各领域的读者都将有帮助”；张磊夫（Rafe de Crespigny）称赞“翻译是可靠的，注释是清晰而有帮助的……译著将使更多英语世界读者感知《史记》的学术性……通过这些著作，西方的学术界和文学界将对早期中国的辉煌和浪漫有更多了解，并对由伟大史家所展现出来的人类教训有更好理解” ；葛朗特·哈代（Grant Hardy）在对比华兹生的《史记》译本后评价倪豪士领衔英译的《史记》说：“从文学视角来看，华兹生生动的译本作为愉悦和悠闲阅读至今仍无人超越…..但华兹生按照年代编排他的翻译时，他歪曲了司马迁的原始构想，读者将不能察觉司马迁结构的意义。

与之相对照，倪豪士保留了《史记》的形式，允许读者尽可能猜想司马迁编撰的决心…..倪的译注在朝着尽可能使英语读者理解司马迁所要求读者具有的这种留意、批判解释的漫长道路前行。我对华兹生的翻译保有一种亲密感，我仍旧欣赏。但是我认为倪的译著将更为值得仔细反复阅读。如果他和他的团队能够一直坚持到终点，他的翻译将是一个世纪以来或更长时间里最终的英译本”。

倪豪士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贡献还有他主编的《中国文学》杂志。鉴于大部分研究中国的杂志都在东岸，而且没有一份杂志专门探讨中国文学。他在1979年与欧阳贞一起创办了这份总部设在中西部的专门研究中国文学尤其是古典文学的杂志。杂志刚开办时还需要资助，但由于陆续刊登了一批有分量的论文、书评及学术讨论，学术影响逐渐扩大，订户逐渐增多。现在刊物基本上已能通过收取订阅费而达到经济自理。这在学术刊物尤其是国外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为重点的学术刊物中是不多见的。

三、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

作为海外汉学家，倪豪士的著作显示了与中国大陆学者不同的、独特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如：《〈文苑英华〉中“传”的结构研究》一文中，采用结构主义理论进行分析，将《文苑英华》中的“传”分为三种类型；《唐人载籍中之女性性事及性别双重标准初探》一文则采用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视角对唐人小说及相关文献中的女性形象与性别双重标准进行解析。在整部书中，作者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尽可能选择合适的理论方法进行解读，得出的结论还是令人信服的。在《中国小说的起源》一文中，作者又采用比较研究：比较了中国小说概念中的“传、说、奇”和西方传统中的文化划分——模拟、教诲和娱乐的同异，从而把周朝作品，如《庄子》、《孟子》、《战国策》、《国语》等列入小说史的考察范围。《柳宗元的＜逐毕方文＞与西方类似物的比较研究》也是一篇典型的比较文学研究。这些研究方法，可以丰富我们对于中国文学现象作更多层面的理解和思考。这正可以借用苏轼的诗来形容：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倪豪士研究中国传统文学这种独特视角和方法的产生原因，一方面是出于西方汉学家的共性：按照西方现代的观点，阅读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投射，也就是批评将文学作品视为经验的记录；二是评论，与文本习习相关去了解文本任何一部分；三是诠释，对作品进行整体性的关照。相对来讲，传统的中国文学理论较接近于投射理论，而西方则中倾向于评论方式。近些年来，又强调诠释理论，刻意寻求第二层涵意。但更重要的是出于他对中国文化的深层和理性思考：他在接受徐公持的访谈中曾谈到中美之间在文化认知上的差异：作为一个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文化指的是存在于日常生活、宗教及艺术遗产中的某种传统。但对于中国人来说，“文化”实际上一种可以界定为种族的东西。中国人之间对五千年文化有着认知上的相似性。做一个中国人就是要以一种特定的方式生活、行动、饮食、谈话，那些有中国血统并分享这一文化的人就是中国人。而大多数美国人却达不到这一点（犹太人的社区是一个例外，他们的文化认同方式与中国人很接近）。鉴于这种认识，他感到年轻时想成为一个百分之百的中国人的念头并不现实，从而开始寻找一种能适合作为一个美国人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学与历史的途径。其中“文学的文化研究”就是他探寻的主要研究方法。上述的《〈文苑英华〉中“传”的结构研究》、《唐人载籍中之女性性事及性别双重标准初探》、《柳宗元的＜逐毕方文＞与西方类似物的比较研究》等皆是其研究方法的尝试。当然，进行这类思考，采用这种研究方式的在美国也不只是倪豪士，叶舒宪教授《高唐神女与维纳斯》，已故的柏克利大学薛爱华教授一些著作也都采用了类似的研究方法。

倪豪士教授的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还有一点值得我们借鉴，就是用现代的眼光、现实的需要来进行规划，确定选题。如针对前面谈到的西方读者接受包括李白、杜甫在内的中国古典诗歌的困难，他考虑一个“能让西方读者欣赏中国诗歌的方法”，那就是：“把原诗逐字译成英语，然后再解释那首诗的构造、语言（包括用典）和技巧，最后给一个比较自由的文学性翻译”。这个方法的前提是要有充足的原诗外文译本。从此出发，他开始着手号召通过互联网进行这方面的翻译工作：“本人希望所谓的‘电子文本’会让东西方学者有机会从互文文本的角度，重新审视一些有名的诗文”。他本人就打算用“电子文本”来断定《下邳侯革华传》是不是韩愈的作品，以及研究柳宗元的一些反映民间文化的“记”，如《道州毁鼻亭神记》等。

倪豪士最近从事的大规模的《史记》翻译也是从中西方文化沟通的现实需要。如上所述，西方至今没有一个完整的《史记》译本。那种只注意故事性和行文流畅生动的节译方式，将会误导西方读者。从而用二十多年时间，译出一种忠实的、具有详细注解并尽可能具有文学性和流畅性的《史记》全译本。除了《史记》之外，他还打算出版一本唐传奇的英文翻译集。也都是出于对中国文学的热爱，出于沟通中西文化的强烈使命感。

倪豪士主要学术著作目录

专著：

1、《柳宗元》，纽约特维恩出版社，1973

2、《皮日休》，波士顿特维恩出版社，1979

3、《印度安纳中国古典文学指南》，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1986

4、《唐代文学研究西文论著目录》，台北·汉学研究中心编印，1988

5、《史记》（英文翻译）第一、二、三、四、五册，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1994、2002、2006、2008

6、《传记与小说：唐代文学比较论集》，台北南天书局，1995

7、《印第安那中国古典文学指南》第二册，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1998。

8、《美国学者论唐代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论文：（近百篇）

1、博士论文：《〈西京杂记〉中的文学和历史》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1973。

2、《中国小说的起源》台北·学生书局《古典文学》，1985年8月

3、《南柯太守传，永州八记与唐代传记及古文运动的关系》（台湾大学《中外文学》，1987年）

4、南柯太守传的语言，用典和言外意义》（《中外文学》，1988年，54一79页）

5、《碑志文列传和传记：以欧阳詹为例》（《第一届国际唐代文学会议论文集》，台北·学生书局，1989年）

6、《读范仲淹唐狄梁公碑》（《纪念范仲淹一千年诞辰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文建会，1989年）

7、《柳宗元的逐毕方文与西方类似的比较研究》（《唐代文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

8、《美国杜甫研究评述》（《杜甫与唐诗学》台北·里仁书局2003）

9、《我心中的长安：解读卢照邻〈长安古意〉》“都市繁华：1500年来的东亚城市生活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2009年3月

10、《重申李娃传》，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发表学术讲演，2009.3。

11、《陶潜与〈列子〉：四世纪诗歌中的互文性及其影响》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及中华语言文化中心讲演，2011年2月17日

2003年6月，倪豪士（左一）在台湾淡江大学《杜甫与唐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 （陈友冰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