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合约书用毛笔字书写，虽然有个别细微处模糊不清，但整体上可以看出所写的内容。此外，两页纸上都盖有清晰的官方大印，以及有关当事人的签字。合约书的第一页交代了文书的主体内容，标注时间为民国三十二年九月五日，其中“范围内厕池三所为住会难民公厕，其所储粪水自应予以会制章程，业经大会招出莆阳乡前大衙地保保民唐甲二前来承租。”

接着，合约明确了出租的时间、价格和交易方式，“明议自三十年八月起至三十一年一月底止计六个月，租金国币六百元，除即日缴交第一期租金三百，并造具承租合约字在案，理合抄同承租合约，并将办理情形储文……核储查！”合约第二页后面落款为，“云霄县××难民急赈会兼主任委员徐芳庭。”

杨天福（杨天福个人简历）

1939年6月27日，日军部队进入潮州太平路。

历史通过合约会“说话”！据《漳州姓氏》所附《民国时期漳州所属各县历任知事、县长名录》中记载，民国32年3月，云霄县县长为湖南桂阳人徐芳庭，民国33年9月县长为湖南湘阴人徐炳文。可合约中反复出现的难民来自哪里？为什么落脚云霄？据了解，民国28年6月，广东潮汕地区沦陷，数千难民涌入诏安、云霄、平和等地。因此，合约书的背后，是当时云霄县迅速筹集款项、粮食救济难民，设立难民收容所的历史。

此外，根据2015年《汕头日报》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抗战专题中对潮汕沦陷所作的报道：“1939年6月6日，日军为实现其封锁华南沿岸的计划，下达了攻占汕头市及潮州城的命令。21日，汕头陷落。27日，日军占领潮州。29日，侵占汕头的日军由潮州沿韩江进占澄海。至此，韩江、榕江、连江出海口被日军控制。从1940年夏至1943年，侵占潮汕的日军随着日本政府侵华政策的变化，以及驻扎汕头兵力的增减，在军事上，以巩固占领区、封锁沿海为主，对潮汕腹地则采取蚕食战术，一乡一镇侵占。”

1939年6月，日军在汕头市区内上船搜查。

七十多年前，潮汕难民“走日本仔”的血泪记忆

文/黄武疆

七十多年前，中国东南沿海也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致使潮汕沦陷，大量难民进入平和县......

1939年6月，侵华日军为加强对中国华南沿岸的封锁，断绝我国与外界的联系，下达了攻占汕头市和潮州的命令。6月21日这一天，侵华日军共出动飞机44架次，对汕头市进行了大规模轰炸，汕头沦陷。同时，日军又从汕头向东部进攻，侵入漳州地区，两、三个月时间日军战机越过诏安30多架次，投弹60多枚，炸死群众13名，炸伤3名，炸毁房屋100多间，致使诏安、东山暂时沦陷。汕头沦陷后，潮州、澄海、海丰也相继沦入敌手，在侵占潮汕地区的过程中，日军残暴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民众，对抵抗的乡村实行“三光”政策，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日寇在潮汕地区肆虐6年多，屠杀无辜群众不可胜数，血债累累。据不完全统计，潮汕人民因日寇入侵造成大饥荒而饿死、病死和被日军残杀的就达100万人以上。

日军占领汕头

老庙前死尸横陈

惨无人道的日军在田野间追捕无辜百姓

潮汕沦陷后，大批难民扶老携幼，拖儿带女沿着韩江流域坐船逆流而上，从丰顺、大埔进入秀峰、芦溪、山格、南靖；或往饶平山路方向艰辛跋涉而行，翻越柏嵩关进入九峰、霞寨、小溪、云霄；另有部分继续溯汀江北上到达永定、上杭、龙岩、汀州。由于沿途环境恶劣，缺衣少食，加之战乱期间，沿途当地民众也生活异常艰苦，许多难民乞讨无门，路途被饿死无数,哀鸿遍野。为救儿女性命，难民沿途贱卖儿女，甚至将儿女送与当地百姓，难民唯一企求，就是希望孩子有口饭吃，能保住性命，骨肉分离，无不悲伤。这就是闽粤地区历史上惨痛的血泪记忆---潮汕难民“走日本仔”！

沦陷后的潮汕百姓流离失所，许多人因饥荒病死

老一辈平和人还记得“潮汕难民”的悲惨往事：只求给孩子一口饭，大人死无遗憾......

同呼吸、共命运！潮和两地“血缘亲，方言近，民俗同”，国难当头时，距离潮州只有百里路的平和成为大量潮汕难民涌入的首选地。虽连年灾荒，粮食欠收，平和民众生存压力本就十分严峻，但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淳朴、善良的平和人仍接纳了大量潮汕同胞。从政府到民间，发动全民之力进行施药、施米、施粥、施衣、施棺木（收尸骨）等义举，民国二十九年12月，国民党平和县政府成立战时救济院，组织救济基金以救济难民和收埋难民尸体。

平和县大坪人黄甘蔗，尽管家贫如洗，但对到他家求乞者，总是慷慨解囊，甚至腾出房间让潮汕难民栖身，对惨死路旁无人收埋的难民，他总是带头捐资收埋；抗战期间，像黄甘蔗这样的善人还有不少，许许多多的普通百姓家庭收留了这些难民子女，并含辛茹苦把他们抚养成人，甚至培养上大学。

抗战胜利后，这些“走日本仔”的潮汕难民开始返乡寻亲，到了五十年代、六十年，甚至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他们都有陆续回乡寻亲，有部分人回潮汕定居，但更多人选择留在平和，融入平和，这里仍有动听的潮州戏，道地的工夫茶，日久他乡即故乡，平和成了他们真正的故乡。当年“走日本仔”的难民已有七、八十岁了，有的人已经过世，健在的老人们仍会“旦”一口纯正的“潮州话”，有时他们也会默默地朝着太阳下山的方向，思念着他们的父母、亲人！

据不完全统计，当年“走日本仔”的潮汕难民与平和本地人通婚（多是入赘、童养媳、养子）成千上万，已繁衍四、五代人，人口达数万之众，基本上每个平和人都有潮汕难民的亲戚，或者他身上就流淌潮汕人的血液，但年轻的后代们却很难知道“走日本仔”这段血泪史。

潮汕难民血泪史

文/旧闻记者

抗日战争期间，大量潮汕难民逃到漳浦一带，除瘟疫病死之外，年老体弱者多数沦为乞丐，青壮少年大部份找农民帮工，有的入赘给人当女婿，有的给寡妇招为丈夫，小孩给人做儿子，妇女有的给人当老婆、小妾。女孩子贱卖，两三百斤稻谷可买一个，有的买去当童养媳、女婢，有的买去养两三年，便是现成的妻子和小妾。

她们都是随人逃荒而来，却被人贩子卖掉。当时有很多人讨不起老婆，这时便不顾高利盘剥，借几百斤谷子买一个女人做妻子。这个女人被出卖，过到男家，与丈夫共同以血汗所得偿还高利贷，等于自己借钱叫别人买下自己，负担自己的身价钱，天下悲惨事莫过于此。

在潮汕难民大量涌进漳浦的同时，带来了霍乱蔓延，哭丧之声频传，令人谈“虎"色变(霍乱英语音译虎烈拉，故又称虎疫)，人心惶惶，朝不保夕，光县城一隅，一个月间就死了一千多人。有谣言传播：某夜，巡逻警察逢到一群亡魂，以为是队兵，喝问：“哪一部份的?"对方从容回答“接兵部队"随即消失，这时警察才知道逢到“阎罗王”派到阳闻“接兵”的鬼卒。

谣言说：人人有被“接"到阴间“当兵”的义务，但知识分子可以“缓役”，这是按照当时政府征兵的办法编造出来的谣言。实际上，知识分子懂得“病从口入”的道理，不乱吃没有足可杀死霍乱弧菌热度煮透的饭菜，碗筷要经开水烫过才用，远避霍乱的媒介苍蝇，因此“避疫”，而不是对阎罗王的“征兵"可以“缓役"。

漳浦人口本来稀少，抗战时期又减少许多，潮汕难民是对漳浦人口的大填补。据抗战最后一年1945年统计，全县仅19．5791万人，这还是加上潮汕难民的数字。当时潮汕难民经过霍乱浩劫后还有大量在漳浦定居，具体数字无从估计，有人说漳浦有一半潮汕人，这太过夸大，但从当时漳浦到处可以听到潮汕口音这情况看，在漳浦定居的潮汕难民最少可以抵补漳浦人口在抗战期间的损失(应征入伍有去无圆，逃避兵役流亡外地，死于瘟疫，死于日机轰炸等)，因而战前战后，漳浦人口数徘徊在20万人左右。

抗战胜利后，在漳浦定居的潮汕难民只有少数回原籍，大部分已在漳浦落地生根。现在，许多潮汕难民在漳浦传下众多后裔，一部分先富起来，每当回忆起当时的苦难，感慨不已。

潮汕难民纷纷流落到闽西南一带，最远及于江西。由于漳浦是主要产粮区，粮价比邻县低，求生比较容易，所以留在漳浦的潮汕难民特别多。当时的县政府曾用遣散的方法对待潮汕难民，假收容之名将难民集中起来，然后派警察将他(她)们遣送回去。但最远只押送过分水关，随后，难民又跑回漳浦。当时漳浦劳动力缺乏，并有许寡妇和鳏夫，需要配偶，容纳了大量难民，使一些寥落的乡村，人丁重新兴旺起来。在县城谋生的难民也不少，但比起广大乡村来，便不算很多。

潮汕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难民出走，有人说是因为日本军阀残酷统治，有人说是因为天灾，其实两者兼而有之。这里根据采访当时难民的忆述，参阅潮汕方面历史资料，综合记述于下。潮汕本是富庶地区，农、工、商各业都甚发达，加上华侨甚多，侨汇收入居全国前茅，要不是日军侵略，灾情虽然严重，也不至弄到人口大量流移的惨状。

自1939年6月日军侵占汕头、潮州，以后又陆续侵占潮阳县大部分地方及澄海半个县，日军所到之处，狂轰滥炸，奸淫烧杀掳掠，群众纷纷逃难。但难民们在外地求生困难，在战事略定之后，有一部分人只得重返家园，忍受日军统治。

之后，由于在日军刺刀下求生更加困难，又复纷纷出走，尤其在1943年，逃难人群达到高潮。那时太平洋战事爆发，南洋各地都罹战祸，侨汇断绝，又逢到大旱灾，兼且日军烧毁渔船，严禁出海捕鱼，以致无数人民活活饿死，为求生存。只有逃难一条路可走。如潮阳县城，原有10万人口，初沦陷时降到只剩下2万人，沦陷两年后的1940年，有部分难民回家，人口恢复到4万多人，但在1943年大量饿死、病死、逃荒之后，只剩下1．2万多人。

当时潮汕地区旱灾确实十分严重，自1942年冬到1943年春夏之交，连续5个月没有下雨，到农历二月甘六日(公历3月31日)下了一场雨，农民抢插禾苗之后又是一个多月苦旱，禾苗大都枯干了，至农历四月十五日(公历5月18日)才又下雨，已无可补救。

据《广东省自然灾害史料》，1943年旱灾以普宁、潮阳二县为最严重。这两县中间，潮阳县大部份是沦陷区，饥荒就更加严重。全县受灾农田35万亩。损失稻谷70多万担，受灾人口70多万。至5月，米价涨到一斗一千多元，比年初的一斗十多元上涨i00倍。全县饿死及病死13．4380万人，被日军杀害9．8724万人，逃亡7万多人。普宁没有沦陷，免受日军杀戮和活埋，但饥荒也甚严重，因为当时粮食管制甚严，越县不能流通，以致普宁也饿死不少人，外出逃荒者也有2万人左右，部份来到漳漓定居。由潮安县逃难而来的人也不少。

饥荒与霍乱并行，其原因，一是日军滥杀群众，以致暴尸遍地，造成霍乱流行；一是灾民饥不择食，助长霍乱蔓延。尤以潮阳、澄海、汕头为最严重。据《汕头日报》报道，在1939年日军入侵潮汕之后，霍乱便已开始流行，疫情此起彼落，连续不断，蔓延达5年之久，至抗战胜利，霍乱才随着日军统治的结束而结束。5年间，全潮汕地区死于霍乱者5万多人，“死尸遍野，棺木袋席俱尽，男女裸葬一穴，千家万户．哀鸣不绝，景象凄凉。惨不忍睹。"尤其潮阳县海门镇，仅红沙窟一处，便收埋尸骨一万多具，称为“万人冢"。

潮汕人民的苦难延及漳浦，漳浦人与潮汕人同生共死共患难，很多人结为亲家。现在，一条324线国道将两地紧紧连在一起，朝发夕至。两地经济命脉相连，同呼吸，共命运。

抗战期间，日寇在潮汕地区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百姓四处逃难。当时仅70余户人家的东山岛美山村，尽管家家户户一贫如洗，但村民们以慈悲为怀，收留了从潮汕地区背井离乡而来的4户抗战难民。

健在的老人用亲身经历血泪控诉日寇惨无人道的罪恶行径，难民家属深切感恩美山村村民的大爱情怀。

老家在广东潮汕金石镇石鼓村的杨少乾回忆道：“1941年我才3岁之时，哥哥饿死，老家呆不下去了，父母带着我逃至诏安梅州。1943年，我5岁那年，父亲以我和母亲作赌注输给人家，母亲带我连夜出走，逃至东山古港村，靠乞讨度日。没过几天，母亲将他以5元国币卖给东山美山村人，母亲则嫁到邻近的西崎村……”

原籍潮州市古巷人的郑幼莲老人，今年90岁。她说，13岁那年随父亲外出乞讨，寻找先期外出乞讨的母亲。由于饥民太多，多日乞讨不到食物，加上病魔缠身，父亲饿死在乞讨路上。她逃命到饶平，好不容易找到母亲。

郑幼莲老人回忆说：“一次她和几个小伙伴在拾野菜和柴火时不幸遇到日本兵，日本兵以打小孩子取乐，把我们的竹篮框点火烧毁，叫我们把双手高高举起排成队，他们则用枪托撞击我们的头，我和同伴们被打得头破血流、倒地翻滚。行凶作恶的日本鬼子站在一旁拍手叫好。”郑幼莲15岁那年，母亲以400元国币的身价，将她卖给人贩子。人贩子转手把她卖给东山县美山村人杨茂棋当妻子。

1938年，林蜜音从广东潮州金石镇陈厝乡出逃，带着一双子女乞讨到云霄，后来流落到美山村。1939年日寇在广东潮汕地区烧杀抢掠，庄江裕带着妻子和3个儿子与1个女儿，从广东庄林一路乞讨到福建省东山岛，到达美山村时，全家6人个个骨瘦如柴，3岁的庄贵兴蜷缩在箩筐里奄奄一息，幸好遇到美山孤贫老人亚报婆，好心的亚报婆腾出一间房子让他们一家居住，邻居送来稀饭、地瓜、大米、蔬菜以及衣服、被褥等。

在众多美山村民的悉心照顾之下，庄江裕一家人的身体慢慢地恢复健康。为了感谢亚报婆和美山村民，庄江裕经常主动帮大家干农活，妻子张春娥无偿为大家拼接旧衣裳，指导针线活，与村民相处得十分融洽。孝敬侍奉亚报老人，让她安度晚年。

70多年过去了，当年从广东潮州逃难而来的14位难民，一直以来受到了美山村村民的关怀和帮助，土改时他们全都分到土地和房子。如今，他们在东山岛安居乐业，兴旺发达，人口也从14人发展到140人。庄贵和、庄贵兴和庄秀花当上了村干部，郑幼莲的儿子杨天福成为美山村老年协会会长，杨少乾的儿子杨两喜新近当选为美山村村委会主任……

来源：梅州日报

在福建省南靖县城乡一直传颂着“梅县客家好人”黄国英先生抗战时期行善助民的事迹。

今年是抗战胜利71周年，笔者采访了黄国英先生的儿子和一群定居在南靖的耄耋梅州籍老乡。据回忆和图片资料，初步厘清“南靖广东同乡会”救助难民的头绪，那厚实的“史实”，理应被客家历史所记载。自忖文思不敏，以笨拙笔头谨记之。

“广东旅靖同乡政界同人卅三年青年节日摄念”（如上图，前排左一为黄国英先生）这张老照片，是黄国英的遗物，由其儿子保存至今。大埔百侯人、今年89岁的退休干部萧鸿伟先生介绍说：1939年6月，日本侵略者攻占广东，之后潮汕地区沦陷。日寇所到之处，实行烧、杀、抢“三光”政策，无恶不作，到处焦土废村，残垣断壁。部分潮汕难民逃到福建平和、南靖一带，过着乞讨生活。在这非常时期，广东抗日救亡团体组织委派进步青年黄国英先生，前往平和、南靖，救助难民，并担任“南靖广东同乡会”理事长。同乡会会址设在南靖县山城镇的大庙口，民主东路一间二层楼上。

黄国英的儿子黄乃松也回忆道，父亲1915年初出生于广东梅县中医世家，家族是当地的望族，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和客家文化熏陶。由于父亲不愿意多谈过去的事情，儿时，他从父辈朋友交谈中了解到，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接受广东抗日救亡团体组织的委派，赴平和、南靖救济难民。家人知道后，十分支持，协助筹措到了药品、钱物和大米粮食等，还雇请了3个帮工和10匹马，驮运货物。一路上见闻难民遭遇，更加激起他们强烈的同情心，加快前进的步伐。

在闽粤交界的松柏关，他们还遭遇到一伙手持刀械的劫匪。凭着勇气和年轻时学过武术，打败了土匪，保住了一行人马和财物的安全。第二天，又翻过几座大山，他们来到平和县九峰镇（当时的县城）。考虑到前往南靖还有很长的一段路，他们决定在九峰住一晚，第二天早晨再出发。此时的九峰，店铺冷清，客人稀少。街上及郊区，有无数的难民，有人沿街或依空地、树下露宿，景象凄凉。次日临行前，他们留下部分食物和药品，委托当地的抗日救亡社团负责人，分给难民。经过三天两夜的艰难跋涉，他们终于到达山城镇，随后立即安排救助事宜。

今年88岁的梅县籍张奕谋老人回忆说，记得当时，潮汕难民在山城较集中、较多的地方是在南靖的“乞丐寮”（人民电影院周围）、“忠烈祠”和旧圩（山城集市）。

当晚，国民县政府一些官员会见了黄国英等人，邀请他们到政府办公室，召开简朴的欢迎会，向本县有关部门、社会团体和潮汕难民代表通报了黄先生的身份。

第二天，黄国英早早地把有关人员和难民代表以及帮工师傅，召集到一块，做了详细分工。整理地面、搭木架、和泥巴、砌灶、上山刈毛草等，许多难民也主动前来帮忙。当时建有八个灶台，大锅煮粥，让难民们吃上一餐热食，许多难民吃到热乎乎的饭菜，都激动得热泪盈眶。此后，难民缺衣少食，没钱治病，或者有什么其它困难，都找黄先生帮忙，他都尽最大努力给予解决。

很快，从老家带来的钱物用完了，黄国英回广东找抗日救亡团体组织筹措，自家和亲戚再筹措一些。从1939年6月到1945年9月，黄先生多次往返梅县、南靖两地，带来了许多食物、药品和资金，用于救济潮汕难民。

抗战胜利后，部分潮汕人返回老家，有的留在南靖，从事各行各业。黄国英也定居南靖，先后在政府机关和单位工作，养育的三儿一女都很有出息。1992年底，黄先生逝世，享年80岁。如今，在南靖的潮汕后裔，每每提到黄国英先生，都说“国英公确实是个大好人”。他的善心和义举，永远值得客家晚辈弘扬与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