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谷柳

陈残云

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孙磊

图/广州市文联提供(署名除外)

作为中国近现代革命的策源地和重要的对外港口，广州这片革命热土、文艺沃土孕育了大批时代英杰，革命文化、红色文学根深叶茂。

五四运动之后和大革命时期，广州成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传播重镇，新文化革命和左翼文艺汇成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广州新文艺的主流。此后数十年，广东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进步作家作品。

戴平万、洪灵菲、冯乃超、欧阳山、草明、陈残云、黄谷柳……百年来广东红色文学创作硕果累累，群星闪耀。一代代的南粤文艺家，将炽热身心熔铸于革命洪流，创作出彪炳时代红色经典文艺作品。

百年广东文学史，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历程的烛照下，彰显出务实进取、引领社会风尚的文学品格。

杨匏安画像以及他临刑前写的就义诗

播撒火种

在百年中国红色文艺的精神图谱上，广东是绕不开的关键节点。

上世纪20年代，作为大革命的策源地，广州吸引了各方风云人物，郭沫若、鲁迅、茅盾、巴金等诸多文艺大家纷纷南下，他们携风带雨，给广东革命文学带来了风雷之声，对广州的进步文艺青年产生了重大影响。

郭沫若，是左翼文学思潮中重要文学社团创造社的主要成员。他1926年赴粤，后期创造社的活动中心也随之转移到广州，并成立了创造社出版部广州分部，为广东文坛带来一股生机与活力。不少青年作家，如欧阳山、蒲风等人都与郭沫若有过文学交往活动。

鲁迅作为中国左翼文学的旗帜，他1927年南下广州到中山大学任教，更被广州的进步文艺青年视为自己的精神导师。欧阳山在《光明的探索》中写道：“鲁迅一来就把青年们吸引住了，他那一举一动，他的容貌、声音、外表，他的理发问题、抽烟、服装以及著作的介绍，都成了青年人谈话的中心……”

聆听革命文学演讲、阅读进步书籍、观看带有革命色彩的话剧……在这片革命的热土上，红色文学的种子在无数广州进步文艺青年心中生根发芽，并随着时间茁壮成长，逐渐长成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

实际上，广东红色文学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早在20世纪初，朱执信、杨匏安等人便在广东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1919年11月，《新青年》发表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几乎与此同时，杨匏安在《广东中华新报》连载长篇论文《马克思主义》。这是华南地区最早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杨匏安也成为最早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的先驱者之一，曾有“北李（大钊）南杨”之说。朱执信更是被毛泽东称赞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拓荒者”。

广州“左联”诞生地在文德路 孙磊 摄

左联主力

广东潮州，是一片红星闪耀的土地。沿着韩江北上，有一个历史悠久的村落——归湖镇溪口村，是左翼作家戴平万的故乡。

在记者前往探访时，这里正在进行新一轮的修缮。“修缮后的戴平万故居将增设红色文化元素，打造成‘左联’文化驿道的重要历史文化节点。”溪口村村委书记戴建斌介绍。

1930年，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上海成立，广东作家就是“左联”中非常重要的一支力量。据姚辛的《“左联”史》统计，全国“左联”成员约440人，其中广东籍的“左联”作家有60人左右。代表性人物如洪灵菲、戴平万、冯铿、冯乃超、欧阳山、草明、丘东平等，在20世纪30年代都曾深入参与“左联”的创始和发展，是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中不可忽视的岭南血脉。

《广东“左联”作家作品及研究》丛书主编黄景忠告诉记者，在“左联”12位筹备委员中，粤籍作家就有3位，分别是冯乃超、洪灵菲、戴平万。在“左联”的文学创作中，广东作家在小说创作方面是主力军。

如戴平万这个时期创作了他的代表作《陆阿六》《村中的早晨》等小说，被作为“左联”的优秀作品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被当时评论界誉为“新兴文学的花蕊”。洪灵菲先凭长篇小说《流亡》三部曲奠定他在文坛的地位，加入“左联”后，在其机关刊物《拓荒者》上发表的长篇小说《大海》、中篇小说《家信》和一些短篇小说，则代表了“左联”前期的创作水平。

冯铿则被誉为“中国新诞生的最出色的和最有希望的女作家之一”，她创作的《最后的出路》《小阿强》《红的日记》是左翼前期女性文学的代表性作品。

在上海左翼文艺运动推进的影响下，1933年3月“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广州分盟”（简称广州“文总”，也即广州“左联”）正式成立，开启了南粤大地上左翼文化运动的新篇章。广州越秀区文德路上，至今仍可见的一座掩映在榕荫之中的红楼，红色外墙，安静雅致，就曾是广州“左联”诞生的地方。

广州“左联”成立后，致力于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创作左翼文艺作品，动员投身抗日救国运动。广州与上海一起，成为中国“左联”作家活动最频繁、影响最深远的两个城市。

文学斗士、革命作家杜埃曾回忆，广州“左联”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它在广东的革命文学史上有重大意义。“今天广东无产阶级文学艺术，是从二十年代大革命时期萌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欧阳山

奔赴延安

“到延安去！到延安去！”抗日战争爆发后，这已成为进步文学青年勇于投身革命洪流的一个代名词。他们历经千难万险来到延安，或以笔作战，或投身革命实践，接受革命的洗礼。

广东也有一大批文艺工作者先后奔赴延安。

1924年，欧阳山凭借小说《那一夜》成为广州文坛的新秀。受“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影响，此时的欧阳山阅读了大量欧洲文学作品，作为他文学创作的主要营养。但随着革命文学的蓬勃发展，在鲁迅、郭沫若等人的影响下，欧阳山的创作理念开始了转变：他逐渐抛弃了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视角观察社会人生的创作倾向，创作的对象由知识分子转向他所熟悉的底层民众。

1947年，欧阳山在延安创作的长篇小说《高干大》出版，这是一部反映延安农村生活、塑造农民英雄形象的作品。该书的出版标志着欧阳山的文学创作由早期“欧化”向成熟期的“本土化”的转向，并且为他后来创作《三家巷》《苦斗》等更具艺术魅力的小说提供了艺术准备。

来自广东顺德的作家草明，同样响应革命的号召，奔赴边区。1946年，她在晋察冀边区的张家口宣化龙烟炼铁厂体验生活，写出了《龙烟的三月》等散文、通讯报道，以及短篇小说集《今天》。1947年，草明到东北解放区的牡丹江市镜泊湖水力发电厂，体验生活并担任文化教员。一年后，草明发表了在新中国工业文学史上的奠基之作《原动力》。

再回溯到她在1931年高中时发表的处女作小说《私奔》，1932年在广州参加罗西（欧阳山）组织的“广州普罗作家联盟”时发表的《缫丝女工失身记》，草明把一生献给了中国工业文学事业，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罕有的在这一领域获得重要成就的作家。

抒写岭南

欧阳山的《三家巷》与黄谷柳的《虾球传》、陈残云的《香飘四季》，堪称岭南书写的红色经典文本。

从延安归来后，欧阳山一改欧化的倾向，创作了150万字的史诗式长篇小说《三家巷》。作品在展示中国现代革命历史画卷的同时，还用白描和特写手法呈现出极富南国特色的市井画卷。红色记忆中的“广州形象”，成了他留在革命文学史上的经典。

欧阳山将广州作为真实的革命发源地，在丰厚的现实背景下凸显革命的主题。他所描写的省港大罢工、广州起义等事件，因为深深植根于广州的市井生活而不再抽象。《三家巷》中，广州的二厘馆、茶楼、店铺、伙计、艇家等市井风情俯拾皆是，“蛇有蛇路、鼠有鼠路”、“拉埋天窗”富有地方色彩的语言更是信手拈来。

欧阳山生动地刻画了周炳、区桃等一批从“三家巷”里走出来的典型人物，“旧广州的水汽市声扑面而来，在耳际鼻畔缭绕。一个个人物活灵活现，仿佛就在眼前。”当代作家莫言说，他在孩提时代对“广州”的概念都来自《三家巷》。当他读到区桃在沙面游行被流弹打死时，儿时的他趴在麦秸草上低声抽泣起来。

《虾球传》是黄谷柳未完成的杰作。小说塑造了机灵、好强而有情有义的流浪儿童虾球的形象，描写了这个贫苦少年从香港浪迹广州，最后进入东江游击区的曲折经历。成衣店、海味店、熟食摊，一张空气紧张的牌九赌台……《虾球传》用极富南国风味的语言描摹了20世纪40年代南粤市民生活，书中穿插了大量的民俗掌故、市井俗语，也不乏政客商人、流氓地痞、烂仔小偷，人物性格鲜明，具有非常浓郁的岭南特色。在当年获得高度评价，被认为是“大时代的写照”。

相比前两部作品代表岭南城市文化，《香飘四季》则是书写岭南乡土文学的经典。河涌蕉林、桑基鱼塘、水寮老屋、珠江岸边金黄色的稻野、大河上穿梭游弋的龙船……《香飘四季》写活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岭南乡村的明丽风光。陈残云对岭南水乡风情的诗意描绘，勾起了无数人的南粤乡愁。《香飘四季》的第一章到第十章曾在《羊城晚报》上连载，1963年5月出版，初版就印了十数万册，仍供不应求。

从广东红色文学中读懂：

鲜活的中国，务实的广东

傅修海（华南农业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闽江学者）

羊城晚报：在您看来，广东的红色文学有什么特征？

傅修海：广东红色文学最鲜明的特征，就是既能跟上时代的潮流、写出与时代共振的作品，又能把具有今天粤港澳大湾区的地域色彩、历史特征、生活经验融入其中，呈现出广东地方文化和风俗习惯，让红色文学变得更加多元而饱满。

不同的广东革命文艺工作者，做出的贡献也不一样。比如黄谷柳的《虾球传》，主题上能够紧跟时代步伐，写底层少年是如何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游击队战士，把成长小说与革命文学兼容并包、高度融合在一起。这部小说有着浓郁的南方色彩，地域上纵横粤港澳，将岭南文化区的人物活动、日常生活传神地表现在小说里。这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非常难得。

关于丘东平的写作，可以说只有去过潮汕地区，你才能体验到他笔下人物野蛮彪悍的性格，还有那种甚至带有残忍性质的战争叙述风格。丘东平就在红色文艺探索性写作中，连带把具有中国地方特色的一角写出来了——这也是中国。蛮武有力、血性认同、不怕牺牲，这是红色文艺传达出来的底层声音与革命呐喊。

羊城晚报：广东红色文艺的影响力表现在哪些方面？

傅修海：广东对中国红色文艺最大的影响，就是突出的务实精神。广东红色文艺工作者做了很多实际工作。因此，广东红色文艺呈现出鲜明品格：鲜活的中国，务实的广东。

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最需要的是理论宣导。杨匏安、朱执信等人就在这个时候，及时在报刊上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当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了解世界格局，杨匏安又编写了《西洋史要》。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还曾专门要人家把这本书带给他。诸如此类，对早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宣导也是广东红色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

更为重要的是，广东本身就是红色文艺的策源地之一，这里既是辛亥革命时期的起点，也是中国大革命时期的焦点与热点。有革命，肯定就有宣传，有宣传就有文艺，尽管可能早期作品不成熟、比较粗糙，但广东红色文艺还是走在了时代前面。

革命是一种政治实践，是做实际工作的，红色文艺也不例外。这正是广东红色文艺的光荣传统与宝贵品格之所在——务实、讲成效。要认识广东红色文艺本身的生态和价值，不可只单纯从艺术角度去评判革命文学作品，还要从革命文艺理论的传播、红色文学活动的开展等多角度加以考察。也只有这样，才更有助于我们今天传承红色文化基因，厚植革命文学情怀，并一代代传扬下去。

丘东平：中国现代战争文学的开拓者

丘东平，1910年生于广东省海丰县。他曾参加由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起义，后又投身抗日救国战争，1937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在苏北盐城一次反扫荡战斗中，他为指挥和掩护鲁艺学生安全撤退而英勇牺牲。

1932年，丘东平根据海陆丰农民革命的斗争生活创作的第一篇小说《通讯员》，在《文学月刊》发表，引起文坛关注。丘东平不同于一般文人，他是一手拿枪、一手拿笔的战士作家，“在战火纷飞中爆发了创作欲的冲动，拿起笔来描写战争而成为带枪的文艺战士”。

1938年—1939年是他创作最活跃、最有成就的时期，其代表作为《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第七连》等近十篇小说和战地特写，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抗战意志。

作为战争的直接参与者，真实的战争体验使丘东平的战争描写既“防备单纯化”、又“祛除浪漫化”，非常关注战争对人的心灵世界的影响，取得了异常真实的艺术效果。郭沫若评价丘东平：“在中国的作家中似乎还不曾有过这样的人”，他是“一个新世代的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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