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62岁的杨国荣在瑞士当选国际中国哲学学会会长。

3年后，又是一个夏天，第22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在上海顺利落下帷幕。为期5天的活动，吸引了30多个国家的600余位学者“云端”畅谈，全球累计直播观看人次超50万。

这是1975年国际中国哲学学会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盛会。作为中国哲学对话世界哲学的领军者，作为面向世界的思想者，杨国荣一直忙碌着。

「这种见缝插针的学习对学术发展大有好处」

对哲学的爱，缘起少年时。

1957年，杨国荣出生于上海。不过，他的童年时光大部分是在浙江诸暨度过的。“那里的山水草木，至今仍给人以亲切之感。”杨国荣如是说。

1965年，杨国荣回到上海读小学。“大上海”的教育氛围很宽松，年少的杨国荣求知若渴，“逢书就读”。中学二年级，他迷上了哲学。对大多数同龄人来说，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仿若天书，他却读得津津有味。

1978年，杨国荣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他在丽娃河畔尽情拥抱着那份独一无二的哲学传统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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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观新闻：除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您在中学阶段还读过哪些书？

杨国荣：文学作品、理论读物，包括历史的、经济的、哲学的书，差不多都读。《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当时是大学教科书，让我初步领略了哲学的思维方式。马列经典著作也读了很多，包括《反杜林论》《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国家与革命》《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也粗粗地看了一遍，其中的内容有的理解，有的不甚了然，但至少有了一定的印象。黑格尔的《小逻辑》当时只是看看目录，没有正式读进去，它对于中学生来说太难了点。

我对历史也很感兴趣，起初看一般的中国通史，像范文澜的《中国通史》，中学将近毕业时直接阅读历史经典著作。主要是读《资治通鉴》，前后读了两遍，做了六七本笔记。这些笔记，我至今仍保存着。

上观新闻：然而，中学毕业后，您成了一名工人。

杨国荣：1976年中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家建筑材料公司当装卸工，在汗水与尘土中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日子。

现在装卸材料有不少机械可以利用，当时完全是手提、肩扛，手上磨得全是血泡。每天数以吨计的工作量，工作强度很高。尽管如此，我还是坚持在工作之余读一些文史哲方面的书。这种见缝插针的学习，有助于培养独立思考的精神、自由探索的能力，对后来的学术发展大有好处。

上观新闻：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您觉得自己和后来的大学生有什么不同吗？

杨国荣：我们这届学生很多都有类似的基层生活工作经历，或多或少养成对现实的关切、理想意识和使命意识，以及对文化传承、世界变迁、人类命运的关怀等等。

就个人而言，我在哲学的思考中，既无法像分析哲学那样自限于语言和逻辑的狭隘天地，也难以效法现象学，沉溺于意识的思辨王国，多少也与这一背景相关。

上观新闻：您一开始进的是政教系，而不是哲学系？

杨国荣：当时的华东师大没有哲学系，政教系在学科上几乎囊括了除中文、历史、教育之外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后来华东师大的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学科，差不多都是从中衍生出去的。

两年后，学校进一步分专业，我选择了哲学专业。注重理论研究、历史考察、逻辑分析的哲学路向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结合，是华东师大哲学专业的特点。可以说，这是由冯契先生打下的基础、创造的传统。

当时，冯契先生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以油印本的形式在系里部分师生中流传，读后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后来，我又读了他的《逻辑思维的辩证法》。

这些讲义是冯契先生数十年哲学沉思的结晶，不仅提供了哲学史与哲学理论方面的具体知识，还展示了一种研究的视野和方法，即历史考察与理论阐发的统一，以哲学理论的沉思为基础回顾哲学的历史，又以历史反思为前提进行哲学理论的建构。

杨国荣是冯契先生的第一个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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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开放的视野对待人类文明的多样智慧」

“小时候人们喜欢发问，长大后往往看重结论。对此，有人感到担忧，有人觉得正常，你有怎样的思考？”这个7月，上海高考作文题引发了有关人生、有关成长的思考。

2018年，正值恢复高考后首批大学生入学40周年之际，杨国荣发表在报纸上的一篇文章，作为语文高考阅读题材料进入了考生的视野。

一样的高考，特别的记忆。杨国荣感慨，考生答卷与文学创作、学术论述，广义上都是一种“作者”的工作。引申而言，人的一生都会有所“作”，每个人都是不同意义上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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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观新闻：有人评论今年上海高考作文题“既有成长的温度，又有思辨的深度”。从哲学的角度切入，您会如何评价？

杨国荣：今年上海高考的作文题目，给考生以较大的想象空间，可以联系自己的感受和阅读过程的所思所悟，有不同发挥。黑格尔曾说，同一句格言，出自年轻人之口与出自老年人之口，往往具有不同含义，因为老年人对此的理解，蕴含了他的全部人生阅历。今年的上海作文题，似乎也可从这一角度理解。当然，这并不排斥其他维度的看法。

上观新闻：4年前的高考语文全国卷，摘编了您发表于《中华读书报》的《历史视域中的诸子学》一文。当时是什么感受？

杨国荣：此事最初由学生告知，一开始没有什么特别感觉，只是对学术文章的相关内容作为高考试题略感意外。印象中，公众一般对学术文章都有点敬而远之。

当然，“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学术书写本身同样要合乎规范，文字应当追求流畅而雅致。对此，我个人是比较留意的。高考语文试卷将我的文本选入试题，或许也从一个方面折射了这一点。

上观新闻：《历史视域中的诸子学》的主题，也透露了您对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浓厚兴趣。

杨国荣：是的，从研究生阶段开始，中国哲学史就构成了我的专业。我的研究兴趣首先指向古典哲学。我们知道，不同的文明形态都曾有过自己的原创时代，中国古典哲学亦以其独特形式体现了这种原创性。这种原创性，构成了中国哲学发展的无尽源头。

20世纪80年代起，我研究涉及的范围包括先秦诸子、汉代儒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等。其中，用力较多的是儒学、道家和理学。当然，这种解读是无止境的，我所做的工作还非常有限。

我想强调的是，无论是对古典哲学的研究，还是近现代哲学的关注，西方哲学都应当成为重要的背景与参照。换言之，也就是需要有世界哲学的视野。王国维等先哲早已提出“学无中西”的看法。在哲学研究中同样要有这种眼界，要以开放的视野去对待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多样智慧，实现中西融通。

上观新闻：您对王阳明学说的研究，在国内可否说是“先人一步”？

杨国荣：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主题就是王阳明哲学，主要把王阳明作为一个思潮、一个学派来考察，同时涉及王门后学。由于涉及范围相当大，一直要写到近代和现代，包括熊十力、梁漱溟、贺麟等，在材料搜集上花了很多功夫。比如，王门后学的作品在清代很多都没有重印，不少是明代的版本，而明代的版本就是善本书，有些华东师大图书馆没有，必须到上海图书馆去，每天坐那里看。

在历史考察的同时，我也注重理论的阐述，尽量避免平铺直叙地谈前后变迁，而是侧重于从内在逻辑脉络去分析王学的分化、展开，以及终结于明代、复兴于近代的思想缘由。这种分析、梳理方式，冯契先生是比较赞赏的。

我是冯契先生正式招收的第一个博士生。在他的影响下，史与思统一、“形上”与“形下”交融以及学无中西，成为我一直奉行的治学观念。

这篇博士论文完成于1987年秋天，1988年1月初我进行博士论文答辩，后来没有什么修改就正式出版，书名叫《王学通论》。

在此以前，这样的系统考察不多，也许这就是它在出版后引起学术界注意的原因之一，韩国阳明学会会长、副会长甚至分别翻译了两个译本。当然，毕竟是多年前的作品，现在看来其中有些分析不免显得生硬，不能使人满意。

小百花越剧团演员在表演越剧《王阳明》

上观新闻：从阳明学起步，您对儒学的研究步步深入。今天，从全球视野来看，儒学的实用性是不是愈发明显？

杨国荣：这是一个涉及情感认同和理性分析的问题。一方面，对于传统儒学，我们应该有必要的情感认同，要有敬意和尊重；另一方面，需要有理性分析的态度，对传统儒学可能具有的理论限度予以充分认识和把握。如果仅仅强调理性的分析而缺乏情感认同，则儒学的价值内涵难以得到充分肯定；如果单纯注重情感认同而忽视理性分析，则可能走向传统的“卫道”立场。

从历史变迁角度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文明之间的冲突、国际关系的争端所给出的“中国方案”。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儒学可以提供多重思想资源。

比如，从二程到王阳明，都肯定“仁者以万物为一体”。“万物一体”涉及两个方面，即人和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从“万物一体”的观念出发，便应当尊重自然，避免对自然的过度掠夺，由此走向人与物、天与人的和谐。基于以上观念，也应当注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协调，建立社会共同体。

从更广的视域来说，儒学在今天的发展同时涉及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在发展儒家思想的过程中，需要防止单向迎合西方思想的趋向。例如，西方有什么概念、理论，便简单地试图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发现类似的概念。另一方面，也应警惕简单回归传统、向经学还原的极端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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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智慧展示了“无用之大用”」

作为“老师的老师”，杨国荣多年来坚持在一线教学。除了带研究生，每个学期还会给本科生上课。

“课堂上无论讲什么，我讲的一定是认真思考过的东西。”即便已经讲授过30多年的课程，杨国荣每次上课前依然会仔细备课，将最新的体会转化为教学内容，将基本知识的介绍与前沿内容的展示连接起来。

学生们很开心，因为“每隔一段时间，就能听到老师的新观点、新思想”。杨国荣也很欣慰，因为“本科生充满活力，也很有灵气，可以激发更多讨论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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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观新闻：听说您对学生要求很严格？

杨国荣：对学生，我总是鼓励他们养成独立思考、自主探索的学术习惯。对待他们在学习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也不会轻易放过。

拿论文指导来说，我不会给学生命题，而是让他们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知识背景进行自主选择；在思路和观点方面也不加以限定，而是希望大家大胆探索、勇于创新。

在这一基础上，大到观点的提出及论证、材料的运用及考订，小到语言文字的通顺、标点符号的运用等，我都要求学生推敲、核对几遍。比如，文章中还存在哪些不足，怎样论述更为妥当，如何处理每个章节之间的关系，等等。尤其是不能出现不该有的错误，包括引文的内容较多、句子较长，或者一不留神把后引号给漏了，把引号与逗号、句号之间的位置给搞错了。

上观新闻：在课堂上，您又有什么特别安排？

杨国荣：哲学课的思辨性很强，也体现着一种原创精神。因此，每节课上，我都尽量留出时间进行讨论。因为常常有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学生来旁听，所以提问的人很多，我也尽量一一认真作答。

我始终认为，真正引领学生进入哲学殿堂，不能仅靠有趣的叙事，还要设法让他们真正领略到哲学的智慧，学会哲学之思。

哲学的智慧展示了“无用之大用”。“无用”，是因为哲学不同于具体的知识或技术，并不能代替后者去解决具体的问题；“大用”，是因为哲学领域中的智慧探索与智慧之境，总是通过对知、行过程的普遍规范，不断在个体与人类的层面，引向真善美的统一。

人总是离不开对意义的追寻，这不是凭借经验知识就能够解决的。哲学可以引导人们去关注、思考人与世界的一般问题，使整个社会、使人本身的存在更合乎人性。

上观新闻：对有志于报考哲学专业的学生，您有何建议？

杨国荣：有志于研究哲学的年轻人，应该说都是乐于思考的人。希望大家既要切实关注科学发展、人类命运等各种现实问题，也要高度重视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成果。

尤其是应该注重中外经典阅读——每一部经典理论著作不仅凝结了思想家的思考成果，也展现了他们的思维方式。要透过它们努力学会哲学的思考，懂得真正用哲学的方式去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种习惯只能通过阅读重要哲学家的著作而逐渐形成，没有捷径可走。

在重要哲学家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他们的思考历程，包括遇到什么样的困惑、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留下哪些问题让后人思考。阅读中外经典，就是把作者的思维历程重新经历一遍。只有如此，才能形成和提升自己的理解、评判能力，不然就只会在外面兜圈子。

归根结底，要多读书、多思考，多读哲学经典著作，多以哲学的方式思考问题，形成思维的张力。

上观新闻：在青年学者的治学上，您又有何建议？

杨国荣：前些年，一些年轻学者对哲学史不太重视，似乎一切都是从“我”开始。这容易导致空泛、无根。哲学思考无法离开历史。任何新的哲学建构，都要以过去哲学提出的问题或积累的思维成果为出发点；对这种思维成果的把握，又总是渗入研究者的哲学“先见”。这就涉及哲学与哲学史的互动。

当然，仅有历史的哲学不是哲学。哲学理论的思考需要建立在深入承接、反思、扬弃之上。这也是我一直强调史与思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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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展现中国哲学在当今世界的独特意义」

杨国荣的社会身份很多、获得的荣誉也不少，但他更看重的是保持思维的活跃。

“我在每个研究阶段都会有一个学术的关注和重心，始终保持着做理论的兴趣。有探索一切的追求和精神是能够持久投入的关键，总结起来就是‘不怕慢，只怕断’。”

7月1日，第22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闭幕。如释重负的杨国荣，又把目光投向了前方——如何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接续提升“世界的哲学化、哲学的世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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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观新闻：这次大会的主题为何定为“世界哲学视域中的中国哲学”？

杨国荣：2019年，我在瑞士提出了这一大会主题。当时，全球的交流还是相当畅通的。然而，短短几年之间，疫情蔓延，战乱又起，世界形势变得动荡。在这样的背景下，坚持倡导“世界哲学”的理念，无疑需要更大的勇气，也可以彰显更加积极的意义。

本次大会重点回应了中国哲学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即在关注和汲取其他哲学传统和智慧资源的同时，如何进一步展现中国哲学在当今世界的独特意义。

中国哲学不仅仅属于中国。中国具有深厚的哲学传统，老子、孔子的智慧不仅仅属于古代、属于前现代，同样属于当代和未来。对当今人类困境的解决，最终还是要回归本源，因为本源蕴含着重新思考、流程再造等新发展的无限可能。

上观新闻：在中西哲学深入对话的过程中，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方面？

杨国荣：中国传统哲学对问题的讨论和表述有自己的特定方式，在语言形式、问题内涵等方面都需要加以现代化转化。同时，现代中国哲学也需要形成自己的独特体系，展现自身的创造力，以成为世界范围内“百家中的一家”。

在此过程中，需要注意避免三种趋向：一是在西方话语面前亦步亦趋；二是囿于传统，固守“以中释中”；三是仅仅停留在标语口号式的“主张”“要求”之上，空喊“创新”“结合”“自作主张”，却不愿踏踏实实地研究具体问题。

上观新闻：对国外同行的研究，您又有哪些意见或建议？

杨国荣：这些年来，海外学者在研究中国哲学、传播中国文化乃至提升中国话语权上做了许多工作，成果是显而易见的。

可惜，在中国哲学乃至中国学研究领域，有些海外学者存在一个“让开大道，占领两厢”的倾向：“让开大道”，是指对正史或历史主导方面的讨论和研究不够充分；“占领两厢”，主要表现为将关注点放在边缘性的、枝枝节节的方面。

少部分海外学者对中国有隔岸观照的趋向，并更多地从典籍上了解中国。这种观照不同于身临其境的关怀。即使对华裔学者而言，远隔重洋的目光也难免伴随对故土的隔阂感。史思之间的脱节、中西之间的分离，也限制了中国哲学的发展。

其实，在学术领域，无论哪种进路，都要有积累意义，能够沉淀下来。所谓积累，要求在学术长河中有新的建树，能够为后来的工作提供新的起点。那种人云亦云、重复前人的研究，古人早已批评过，现在也应当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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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荣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国际形而上学学会主席、国际中国哲学学会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