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作协的同志约我到作家书店聚谈，从此开启了《文学志》长达八年的诞生过程。

《文学志》起讫时间长达60载，当年那些影响力颇大的老作家，有不少人已经年逾花甲或者步入古稀之年。我一方面有一种紧迫感，另一方面还要考虑如何才能顺畅地跟他们打交道。我先是列了一份名单，把采访对象的年龄、籍贯和原工作单位都写上，这样我就大概想好了如何跟他们提出采访要求。如果老作家是江浙一带人，我就通过电话用方言预约。开场白我事先也设计好了，言简意赅就只有三句话：首先是自报家门和陈述事由；其次是点明对方的创作成就；再次是提出采访要求，时间和地点都由对方决定。这样的三部曲，在老作家那儿一般都能奏效，由此，我不仅完成了资料长编的任务，而且还结识了一批忘年交。如今，有好几位已经远去，但他们的音容笑貌还常常萦绕在我的脑海之中。

编纂《文学志》，其实就是要全面梳理上海文学60年的发展过程。我以为，找出并记录下上海文学创作的某些特殊之处，是编纂工作中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上海的工人文学、海洋文学和文史散文都有独特的创作特点，所以我花了较大精力去搜集和整理这些资料。

陆俊超是海洋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他的心胸也像海洋一般宽广。我第一次跟他打电话时，他不但爽快地答应接受采访，还说到他家里来谈就挺好。80多岁的陆先生身体还不错，亲自把我引进书房，除了回答我的问题，还跟我唠家常，直到袒露心声。他说在中国大陆好像没有海洋文学这个概念，不过在欧洲，不仅有海洋文学的分类，而且法国汉学家还郑重地把他的小说列为中国的海洋文学。根据他的提醒，我后来就梳理出了张士敏、张锦江和童孟侯等几位描写海洋生活的作家。海洋文学彰显了上海文学的有容乃大。

再次跟陆俊超见面，我意外地听到他对自己作品的看法。他说当他得知法国人评论自己的小说“有点水”时，第一反应是有点吃惊，兴奋的情绪顿时凉了半截。后来经过一番认真反思，认可了这个说法。他告诉我，那个年代很多作家都有这种毛病，过分强化的政治性冲淡了艺术性，使得小说读起来水水的，很寡淡。然后他斩钉截铁地说，一旦作品问世，就好像一个孩子来到世上。你虽然对这个孩子充满感情，但是你却无法改变这个既成事实。“作品一旦问世，再版时就不能改动了。它的长处和短处都应该由读者来评判。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吸取教训，改进今后的创作，文学才会向好的方向发展。”

金性尧是一位很受知识分子读者喜欢的散文家。他在后期的创作中，把兴趣放在了篇幅短小的文史散文上，完全抛弃了早期那种以笔代枪的外向风格，而在消极修辞上面下功夫，从而使得他的文史散文产生了一种独特的语言魅力。我对金性尧先生有过5次拜访。可以说，我们初次见面就相见恨晚，马上成了忘年交。金先生是浙东人，有明显的方言口音，而且耳背。但是每一次见面，他都尽量多说话，这种对于后辈的关照，让我非常感动。他除了跟我谈文学，也谈生活。他说虽然自己家里有很多藏书，但是到了要用的时候，总是没有精力去翻找，干脆还是来到原单位古籍出版社，请图书室的工作人员找书，这样反而省时省力。

跟他聊得多了以后，感觉到文如其人还是很有道理的。一个人文风的形成跟他的生活遭际息息相关。对于一位散文家来说，喜欢采用绚烂多姿的积极修辞手法的一般都是春风得意的；而经历过磨难的人，修辞也会变得沉稳而细腻，较少使用纷繁的修辞格，而是利用句式、词语和语气来含蓄地抒写。

记得最后一次见面之前，他知道我搬了家。他希望我不要因为距离远了就不再登门，不想失去我这个后辈小朋友，但他并没有直接表达这样的意思，而是委婉地说：“你搬家是好事，可是路就远了。”此时的金先生已经瘦骨嶙峋，风烛残年，但是他对文学依然抱着挚爱，对朋友依然满怀热情。

这样的老作家在上海还有不少，这是上海文学的幸事。（任丽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