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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然

作者（左）与浩然在河北三河农村

今年3月25日，是著名作家浩然诞辰90周年的纪念日。2月20日，是他离世14周年的祭日。我常想，如果浩然老师还在，也不过90岁；而他如果还能写作，哪怕仅写一些独有的回忆文字，也一定会很精彩。如果假以天年，他的创作很有可能弥补上以往作品的缺憾。每每想至此，我便不禁黯然神伤。

他离开我们14年了，岁月过隙似隐没了这个名字——浩然。然而，一个把自己的根深扎在土地、人民中间的作家，他和他的作品是不会被忘记的。在纪念浩然先生90周年诞辰的前夕，河北作家刘国震等诸多朋友呼唤我：您写篇怀念先生的文字吧，大家都在等着，浩然老师也会欣慰的。这后句话，使我怦然心动、彻夜难眠。

今天，我整理出自己曾经写浩然老师的几段文字，和当年在“泥土巢”采访他的记忆，扎成一束素花，敬献在他和妻子杨朴桥安息的三河陵园的墓碑前。

他在念想里永生

时光回到14年前，即2008年的2月20日。

早晨，我刚走进办公室，就收到这样一条短信：“我父亲于今晨两点去世，特告。梁红野。”红野的父亲就是著名作家浩然。我知道，春节前医院就报了病危，几天前红野在电话里还曾安慰我说：“我们把父亲的衣服都准备好了，他也没什么知觉和痛苦了。”然而，当今天浩然老师真的走了，我相信会有千千万万的人和我一样因他的离去而悲痛。

最后一次去看望他，是我和他的好友、《北京晚报》副总编辑李凤祥一起去的。在北京同仁医院的病房里，我大声呼喊着：“浩然老师，我来看你了！”病床旁的护工大声说：“您看看，是谁来看你啦？”浩然老师睁开了眼睛，茫然地看着他的“培禹同志”“凤祥同志”（相识相交多年，他一直这样称呼我们），却没有任何表情，我怎么也唤不醒当年那个一把握住我的手，说“培禹同志，你来得正好”的他了……

从1990年我调到《北京日报》文艺部后，因为工作关系，记不清去过多少次位于河北三河浩然居住的“泥土巢”了。每次见到他，他都会热情地握住我的手，说：“培禹同志，你来得正好。”后来，我越来越理解他这句话的含义了——他把我们去采访、看望他，看作是党报对他工作的支持；另一层意思是能给他帮点忙。当时他扎根三河农村，一边创作一边实施他的“文艺绿化工程”，即培养扶植农村文学新人，他哪有时间进城啊。我去一次，就会带回一堆任务，比如他为农民作者写的序文、评论，要我带回编辑部；经他修改后的业余作者的稿子，要我带回分别转交给京郊日报或晚报的同志，他匆忙给这些编辑朋友写着短信……这情景仍历历在目。

一次，他的邀请函寄到了，打开一看，是他亲笔书写的：“届时请一定前来，我当净阶迎候！”原来，三河县文联成立了！他的心情是多么高兴啊。

就这样，浩然在三河的十几年里，自己的创作断断续续，他却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培养出众多的农村作者，付出了满腔的心血。

红野说，父亲走时是安详的，他意识清楚时，儿女、孙辈们都围在他身旁。我说，是啊，他一生写农民，为农民写，那么留恋农村、热爱农民，你看他给儿子起名叫红野、蓝天、秋川，给女儿起名叫春水，孙子、孙女则叫活泉、东山、绿谷，你们都在他身边，他会欣慰、安息的。况且，他的骨灰将安葬在他那么挚爱着的三河大地，他将在父老乡亲们的念想里永生！

北京日报社要为浩然同志的逝世敬献花圈。撰写挽联时，我想起浩然老师曾为我书写的一幅墨宝，全部用的是他著作的书名：喜鹊登枝杏花雨，金光大道艳阳天。我准备以此为上联，也用他的书名写个下联，便打电话给李凤祥兄和著名书法家李燕刚先生，我们共同完成了这样一个下联：乐土活泉终圆梦，浩然正气为苍生！

浩然魂归“泥土巢”

2009年4月13日清晨，一场春雨悄然飘落京东大地。纪念著名作家浩然逝世一周年暨浩然夫妇骨灰安葬仪式，在河北省三河市灵泉灵塔公墓举行。浩然因病医治无效于2008年2月20日凌晨2时32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6岁。

泃河水涨，草木青青。浩然和夫人杨朴桥的墓地坐落在泃河东岸的冀东平原深处。浩然的塑像前，一泓泉水汩汩流淌，倾诉着他对三河大地的眷恋。墓穴右侧是按照浩然在三河居住了16年的小院原形建造的“泥土巢”；左侧是镌刻在大理石碑上的金色笔迹，那是1987年浩然亲笔书写的：“我是农民的子孙，誓做他们的忠诚代言人。”这也可以看作是这位一辈子“写农民、为农民写”的人民作家的墓志铭。

浩然1988年落户三河，在这里他“甘于寂寞，埋头苦写”，完成了继《艳阳天》《金光大道》后新时期最重要的一部长篇小说《苍生》，并把它搬上荧屏，深受农民群众喜爱。十几年来他不改初衷，以三河这块沃土为基地，开展“文艺绿化工程”，为培养扶植农村文学新军倾尽心血，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这天，他的儿女红野、蓝天、秋川、春水率孙辈东山、绿谷等早早来到墓园。春水含泪细心擦拭着父母的塑像，轻声说着：“爸、妈，你们看有多少领导、朋友、乡亲们都来送你们了，你们放心地安息吧。”

浩然魂归“泥土巢”，不仅三河市委、市政府、市文联当作一件大事来办，也牵动着全国各地他的生前好友、众多得益于他的几代作家和文学爱好者的心。顺义望泉寺的农民作家王克臣说，我们都是自发赶来送浩然老师的，以后年年都会来，他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中国作协、北京市、河北省有关领导，北京市文联、北京作协、廊坊市的主要领导同志参加了骨灰安放仪式。北京日报社、北京晚报社、京郊日报社向浩然夫妇的墓园敬献了花篮。挽联全部用浩然的书名写成：喜鹊登枝杏花雨，金光大道艳阳天；乐土活泉已圆梦，浩然正气为苍生！

浩然是哪里人？

浩然是哪里人？顺义的乡亲们说，顺义人呗，金鸡河、箭杆河多次出现在他的笔下；长篇小说《艳阳天》就是在焦庄户创作的，书中“萧长春”的原型就是我们的村支书萧永顺嘛！

通州的干部说，浩然是通州人，他是在那里成长起来的，他的许多作品都完稿于通州镇，而且他还曾担任过我们玉甫上营村的名誉村长。

蓟州的同志则理直气壮地说，怎么？浩然明明是我们蓟州人嘛！他们翻出浩然在一篇后记中的话：“从巍巍盘山到滔滔蓟运河之间的那块喷香冒油的土地，给我的肉体和灵魂打下了永生不可泯灭的深深烙印。”

……

1988年，一本600多页的长篇小说《苍生》，悄悄摆上了新华书店的书架，随后，广播电台连续广播，12集电视连续剧投入紧张的拍摄。一幅展现20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的巨幅画卷，渐渐地展开在人们面前。

中国文坛不能不为之震动，首都庆祝新中国成立40周年文学作品征文头奖的殊荣，授予了《苍生》。

来自农村的父老乡亲们亲切地呼唤着这个熟悉的名字：哦，浩然！

其实，浩然的档案这样记载着：浩然，本名梁金广。原籍河北省宝坻县单家庄（现属天津市），1932年3月25日出生在开滦赵各庄煤矿矿区。10岁丧父，随寡母迁居蓟县王吉素村舅父家，在那里长大……

基层的干部群众争认浩然为老乡，因为大河上下、长城内外100多个县都留下了他扎实的足迹；因为他把一颗真诚的心都掏给了养育他的父老乡亲；因为他将一个作家的艺术生命全部融入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编年史！

无需争论，浩然是京郊人，是冀东人，是华北人……而他晚年的20年时光，实实在在是个三河人。他是三河县30多万人民的儿子，他是燕山脚下段甲岭镇的名誉镇长。当三河县第一届文联成立时，县领导请他出任名誉主席，他说，把名誉俩字去掉，我要当个实实在在的县文联主席！

他把“心”带到了三河

最难忘1990年4月，泃河水涨，柳絮纷飞。为寻访浩然的踪迹，我来到了河北三河县，和浩然老师一起度过了几天在他看来平平常常，而于我却难以忘怀的日子。

若干年前，浩然带着女儿住在通县埋头写作《苍生》时，我就萌发了采访他的念头。我向报社一位家也在通县的同事打听浩然家怎么走，这位同事说：“嗨，你到了县城街口，找岗楼里的警察一问，谁都能领你到他家，业余作者找他的，多啦！”

这次到三河，倒印证了那位同事的话。“噢，找浩然啊，往前到路口拐弯，再往西就是。”三河人热情地把我引到了浩然的“泥土巢”。

“姑父，来客人啦！”朝屋里喊话的是浩然妻子的一个娘家侄女，她住在这儿帮着照顾久病卧床的姑姑，腾出手来也帮浩然取报纸、拿信件。

正在和几位乡村干部交谈的浩然迎了出来。他，中等身材，岁月的痕迹清晰地刻在了他那仍留着寸头的国字脸上，鬓角两边已分明出现了缕缕银丝，只是那双深邃而有神的眼睛，是一位充满旺盛创作力的作家所特有的。

显然，那几位村干部的话还没说完，一位岁数稍大点的，把浩然拉到一边“咬起耳朵”来，浩然认真地听着。那情景，我下乡采访时常见到。不用说，浩然已经进入角色了。

正好，我可以好好打量打量这间“泥土巢”了。几间平房，是他担任了县政协名誉主席以后县政府专门为他盖的。东边一间是卧室，和浩然相濡以沫40多年的妻子患病躺在床上已一年多了；中间比较宽敞的，是浩然的会客室，乡村干部谈工作，业余作者谈稿子，都在这儿；靠西头的一间是专供浩然写作用的，写字台上四面八方的来信分拣成几摞，堆得满满的，铺开的稿纸上，是作家那熟悉的字迹。看来，由于不断有人来打扰，他的写作只能这样断断续续。

书，是作家辛勤耕耘的最终产品；书，是作家漫长创作生涯的浓缩。我的目光不由地停留在占满一面墙的四个大书柜上。浩然拉开布帷，打开书柜，拣出几本给我看，有的是世界名著，有的是已绝版的旧书，经他重新修整并包上了新皮儿，扉页上大都有浩然的签名和购书日期。还有一部分是我国和世界上的一些著名作家、专家学者送给浩然的赠书，相当珍贵。

作为一个也写过点东西的业余作者，我最理解，一个作家珍存的，当然首先是他自己写的书。“泥土巢”的书柜里，竟摆着浩然1958年出版的第一本小说集《喜鹊登枝》，摆着他1960年代的成名作《艳阳天》，摆着1970年代的《金光大道》和1980年代的代表作《苍生》，以及日本、法国、美国、朝鲜等翻译出版的他的著作译本。

50多本书——浩然的50多个“孩子”，他都随身带来了。浩然把自己的“心”带到了。

“姑父，来客人啦”

“姑父，来客人啦！”内侄女又在招呼来人。我住在浩然这儿，每天至少要听到五六回这个声音。有时晚上九十点钟了，也会忽然响起一声：“姑父，来客人啦！”

这天清晨，蓟县、平谷的业余作者来了。此时，只有我知道，他们的浩然老师刚刚为妻子梳洗过，然后做了煎鸡蛋、煮牛奶，看着妻子吃下。书桌上，他匆匆给延庆县业余作者孟广臣的信刚写到一半。那是几天前在一次领导召集的座谈会上，浩然替这位长期在农村坚持业余创作的农民作者呼吁，引起了领导同志的关注，有关问题有可能得到解决。浩然从北京回来连夜就给孟广臣写信，信刚开了头，被老伴的病缠住，又搁下了。

多少年来，浩然已养成一个习惯，他无论外出开会，还是到哪儿深入生活，除了洗漱用具外，身边总要带上一堆全国各地业余作者寄给他的稿子，途中乘车、午间小休、晚上临睡前那点工夫都要挑选出几篇来看。

一个叫陈绍谦的年轻业余作者，患先天性心脏病，失去了生活的勇气。他写信给浩然，诉说了心中的苦闷和绝望。信几经辗转，到了浩然手里。第二天，当这位农村青年崇拜已久的著名作家出现在自己面前时，他激动得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浩然抹着额头的汗水，微笑着告诉他：“我一溜小跑，找到你家来了。”

以后，陈绍谦按照浩然老师的话去做，一边读文学书籍，一边读社会生活这本大书，不断地练笔，终于写出了充满生活气息的小说《灾后》。浩然读到这篇稿子，立即推荐给北京的一家刊物。稿子被退回来了，浩然又挂号寄给上海的一家文艺期刊，又被客气地退回了。第三次又寄出去，两个多月不见回音，稿子也找不回来了。

浩然写信给小陈，热情肯定了这篇习作写得好，要他把原稿再寄来。浩然把《灾后》的原稿拿给女儿春水看，“写得怎么样？喜欢吗？”春水正在大学中文系进修，她读后由衷地说：“嗯，不错，喜欢。”浩然一笑说：“那劳驾了，你给抄写一份吧。”春水对爸爸的话从没说过不字，她认真抄写了这篇小说。

浩然留下原稿，将抄写的稿子第四次寄给了辽宁的《庄稼人》杂志。陈绍谦的处女作就这样终于发表了。我跟春水谈起这事时，春水说：“爸也给人抄过稿子，我看他大段大段为业余作者誊稿子时，心疼，就帮他抄呗。我写了一篇儿童故事，他说过不错，可一年多了他也不理茬儿。那天我悄悄翻了翻他专门存别人稿子的小柜，我那篇还排在好几篇来稿后边呢，他忘了。”

浩然来到三河，原打算“深入生活、埋头苦写”，尽量避开干扰，准备完成他的第二部自传体长篇小说《活泉》。可作为一个三河人，一个三河县的基层干部，三河的各项事业都引起他的关注，尤其是三河县群众文化工作比较薄弱，业余创作队伍还远远没有建立起来的现状，更不能不牵动着他的心。他办讲座，亲自授课，修改大量业余作者水平参差不齐的稿件，从中发现可培养、扶植的苗子。他的宏愿是，以三河县为基地，以《苍生文学》为龙头，带动起河北香河、大厂，天津宝坻、蓟县和北京郊区的顺义、平谷、通县、怀柔、密云等县，在不久的将来，看到社会主义农村文学事业的振兴和繁荣。

“姑父，来客人啦！”

我看看表，晚上9点半已过了，我劝他让来人把稿子留下算了，今天太累了。浩然说：“马伸桥的，骑车跑了几十里，得见。”

深夜，我和浩然一起送客人出门。一位业余作者忽然拉住我的手，问：“为什么像浩然老师这样的作家，现在这么少呢？”

我和浩然都一时语塞。

“写农民，为农民写”

我住在“泥土巢”采访浩然的那几天，遇到了“倒春寒”，气温骤然间下降。不知是我传上了浩然，还是浩然传上了我，我俩都感冒了。我拿出随身带的“感冒通”，有药同吃。我们一人披了一条毯子，觉得暖和多了。

浩然真诚地说：“我是个说过错话，办过错事，也写过错文章的人。但我始终没有毁灭，没有沉沦，因为人民托住了我，保护了我。迷惑的时候，他们提醒我；困难的时候，乡亲们理解我。记得顺义的一位房东大嫂曾托人送来一篮子鸡蛋，并捎话给我：‘千万不要想不开，现今我的孩子大了，日子宽绰了，城里住得憋闷，就回家来，我们养得起你，养着你一本一本地写书。’那时，我暗暗跟自己说，‘写农民，为农民写’，我要把这担子挑到走不动、爬不动，再也拿不起笔的时候为止。忘了农民，就意味着忘了本，就表示伤了根，就会导致艺术生命的衰亡。我不该这样做，不敢这样做，不能这样做……”

浩然动情了。

他说，我们去看看老人吧。于是我跟着他朝段甲岭敬老院走去。他带去了平生第一次得到的重奖——长篇小说《苍生》的全部奖金1500元，那年头用这笔钱可以为孤寡老人、残疾人每人做一身新衣裳。他嘱咐敬老院的院长，不要买现成的，要请裁缝专门来一个一个地量尺寸，要让老人们舒心。他还给每位购买了一台收音机，让老人们听听戏曲和故事。

太阳升起来了，浩然和老人们说着、笑着。

浩然老师，岁月尘封不了你的名字！

（作者系《北京日报》高级编辑、北京市杂文学会秘书长。原文分为上下两篇，发表于《人民政协报》3月21日、4月18日，转载时合并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