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文史互证”，作为一种古今贯通、中西融合、文史跨界的综合性研究方法，古已有之。在公元前 3 世纪，孟子（公元前 385—304 年 ［1］ ）的“知人论世”［2］，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公元前 384—322 年 ［3］ ）的“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4］，诗书与历史互映的观念不约而同。“知人论世”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文学阐释的基本范式，应是“颂诗读书”和“知人论世”两方面内容的提炼，涉及诗、书与人、世的辩证关系：一是先颂诗读书，再知人论世；二是从知人论世，到颂诗读书；三是诗、书与人、世的互动。“文史互证”涵盖“知人论世”所略“颂诗读书”中“文”的成分。“文史互证”方法，在 20 世纪出现转型。跨越近两千年，到 1920 年前后，胡适、陈寅恪等从小适逢清代推行新式教育并且出国深造的学者，推进西学东渐的同时，也发掘出清代朴学的科学精神。清代朴学与西方实验主义中西互补的背景之下，“文史互证”法得到进一步发展。胡适等强调朴学考证的科学性，侧重语言学、文献学等客观性较强的领域，而对文学的考证情况则较为复杂。六大古典小说中受史实影响较大者如《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等，“文史互证”法还可行；但对虚构性较强者如《红楼梦》，虽从科学考证的方法入手，则难免遇到曲折与瓶颈。

自 1921 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开启“新红学”至今，百年红学的进程，为我们探讨“文史互证”何以可能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一 文史互证法与自叙说的 学术肌理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西学东渐形势之下，以科学方法研治文史成为时代趋尚。诸如，胡适、陈寅恪、汤用彤早年出国留学，回国后运用实证研究方法“考证敦煌文献等新材料，从 20 世纪 20 年代后半期开始在佛教史的研究中发表具有突破性的力作”［5］。20 年代新文化时期，不仅史学研究取得突破，胡适等在文学研究方面亦有相关论著，其中对《红楼梦》的考证用力较多，成就较大。“中国·“‘文史互证’研究”专栏·“文史互证” 何以可能——以百年红学为例的考察曹立波内容提要 “文史互证”方法在近百年文史研究中产生重要影响。有公元前孟子“知人论世”理论、亚里士多德《诗学》观念的积淀，也不乏清代“朴学”的承袭和“实验主义”方法的西学东渐。胡适以“文史互证”法考证《三国演义》等小说，争议不多，考证红学的影响却相对复杂。1921 年胡适考证《红楼梦》的初衷是强调“科学方法”，批驳索隐派，却导致百年红学步入索隐—考证—新索隐的曲折之路。而科学方法与文学性的兼容，对作者家中人与《红楼梦》中人进行系统性观照，统筹通性真实（民族记忆）与个性真实（家族记忆）的虚实关系，应是走出困境的可行之路。尝试由古今到未来、由国内到海外时空维度的兼顾，探寻新时代的诗史互动，为经典的阐释与传承提供可资参考的个案。关键词 文史互证；红学；自叙说；过程性；前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