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学、沙红兵撰文指出，古代文体学逐渐从冷门成为热点，这种现象最根本的推动力来自古代文学研究的内在要求（《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论纲》，《文学遗产》2005年第1期）。同样，在这种内驱力的作用下，“笔记”这一文体逐渐纳入学术界的研究视野。而与此同时，它也成了一个颇有争议的词汇和概念。从文体学角度来看，因笔记与史传及古小说渊源甚深，加之古今小说观念的发展演变，使得在中国传统目录分类中，从未将“笔记”作为一种独立门类来划分，而是多将之归为小说家或杂家。于是，古人乃至当今学术界就常常将“笔记”与“小说”这两个概念混用，并且随着研究的开展，学术界都注意到笔记与小说的杂糅共生，但却也少有人关注“笔记”文本中其他文体并存共生的现象。事实上，在“笔记”丰富多彩的内容中，保存了大量的诗歌资料。

明人笔记中大量存在的诗歌资料，不仅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生态，还记录了文人的生活与交往、文人的诗学批评，另有一些诗歌资料反映了文人的迷信心理。从这些内容可以看出笔记作者或时人的志趣与见解，这不仅有助于了解笔记作者的兴趣爱好、文学宗尚、思想主张，还有助于了解明朝及前代文人的生平行实，他们对时政的态度等，同时对诗歌辑佚也有重要价值。

一

明代的一些重大事件在明人笔记中多有记载，主要是笔记作者本于某些事实、经历、见闻以及抒发感慨所创作的诗歌，带有因事、因情而发的特点，具有即时性，客观上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生态。如关于建文逊国一事，刘琳《拊膝录》、史仲彬《致身录》、程济《从亡随笔》都是全书记载。其中《从亡随笔》中记录建文帝在逃亡过程中的流离与仓皇，发而为诗曰：“细雨披杨起绿烟，水纹如织影湘帘。午钟何处偏来耳，不似西宫奏管弦。 ”这是程济随建文帝逃亡过程的记录。君臣晓行夜宿，隐藏行踪，既有建文帝抚今追昔的悲慨，又有天下易主、成王败寇的窘迫。此时不仅“江水无情去不还”，“西宫奏管弦”的日子也已一去不返，“无情最是帝王家”的悲怆也溢于字里行间。

通过诗歌反映为政者举措的内容在明人笔记中比较多见，叶盛《水东日记》卷二“尹凤岐诗讽时事”记载“时应诏举贤良方正，即得授八品官，适简太学生年五十以上者悉放还”。对此，尹凤岐以一种看似轻幽默的口吻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五十馀年做秀才，故乡依旧布衣回。回家早去养儿子，保了贤良方正来。 ”这首诗讽刺明朝的选官制度。科举是当时官方、广大文人及民众认同的正规取士方式，含金量最高。除此之外，还有太学生选官与荐举两种方式。尹凤岐是永乐十六年（1418）戊戌科进士，名列第二甲第五名（朱保炯、谢沛霖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2436页），被召入翰林。当时荐举为贤良方正即可得授八品官，而与此同时，年逾五十的太学生却被放还，以布衣归家，这就形成鲜明的对比。太学生们饱读诗书，勤勤恳恳，相比之下，有人却仅凭贤良方正选官，他们中的一些人并无真才实学，却可通过表演、包装、贿赂等博得美名做官，年老体衰又贫寒的太学生们满腹心酸却无处言说。尹凤岐即以此诗一语道破，来抒发自己胸中的郁愤之气，并调侃说回家早养儿子，来保举贤良方正，而不是令其参加科举，话语里有满满的嘲讽与不屑。

科举考试图

明人笔记中记录了明初的文字狱，反映了文网严密、文人动辄得咎、案狱不断的现实，亦由此可见明初的文化政策。李贤《天顺日录》中记载太祖难以接受进谏，有一张姓翰林编修因直言敢谏被黜。当时按例呈送庆表，太祖见张某表词中有“天下有道”和“万寿无疆”二句，把“疆道”理解成“强盗”，发怒说张某讽刺、诽谤他，要送往法司论罪。张某据理力争，称严格遵守陛下“表文不许杜撰，务出经典”的旨意，说“天下有道”是孔子格言，“万寿无疆，乃《诗经》臣子祝君之至情”。面对张某的辩白，太祖沉思良久，最后以“此老还嘴强”放去不问，太祖身边的人竟说：“数年以来，才见容此一人而已。 ”这一内容反映了明初的文化专制，一方面由于统治者内心的惶恐与过度敏感，一方面又因明太祖较低的文学素养，以致误解了张某庆表中引经据典的文句，最后令人啼笑皆非。尤其是最后一句“数年以来，才见容此一人而已”，可见明太祖杀戮之狠。

二

明人笔记中有大量的诗歌资料记录文人的生活现状，如王锜《寓圃杂记》卷五“元敬乞米诗”一则，记载元敬平日乐善好施，有一年除夕家中无粮，作诗对友人朱尧民说：“岁云暮矣室萧然，牢落生涯只旧膻。君肯太仓分一斗，免教人笑灶无烟。 ”元敬才学甚高，著述颇丰，与杨循吉、祝枝山齐名，虽累试不中仍淡然处之。因除夕家中无粮，向好友朱尧民求助，诗中以白描手法描述了自己的窘迫，其内心的苦涩可以想见。越是贫乏之人，其自尊就越强。朱尧民也是慷慨好义之人，他懂得元敬在困顿之时向自己张口求助需要鼓起很大的勇气，于是赠钱五百文，解其燃眉之急。

记载前代诗人的逸闻轶事，如都卬《三馀赘笔》“白乐天爱姬”是对白居易私生活的记录：

白乐天有爱姬，樊素善歌，小蛮善舞，尝有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他日又有诗云：“菱角执笙簧，谷儿抹琵琶。红绡信手舞，紫绡随意歌。”注云：“菱、谷、红、紫，皆小臧获名。”则乐天之侍儿，盖不止于蛮、素，而蛮、素特其尤耳。

明·文震亨《唐人诗意图册》之“白居易诗意”

这段描写记录了白居易的私生活，这是他作为官员、诗人之外世俗化、生活化的一面，丰富了我们对正统文人的认知与了解。再如刘昌《悬笥琐探》“恃才矜傲”一则，记载《唐书 ·艺文传》中有个叫郑世翼的人诞傲无礼。郑世翼在江中遇见崔信明说：“闻公有‘枫落吴江冷’，愿见其馀。 ”崔信明欣然拿出自己的诗作，郑世翼还未看完就说：“所见不迨所闻。 ”竟投入水中，引船而去。郑世翼的言行有目中无人的狂妄。刘昌提出：“其矜诞若此，而居之不疑，何邪？ ”概因他们都有对自己才学的高度自信，进而体现为一种唯我独尊的极度自恋。

笔记作者对诗歌用字、内容予以考辨，也体现了文人意趣，如陆容《菽园杂记》卷二记唐人韦处士《郊居诗》：“门外晚晴秋色老，万条寒玉一溪烟。 ”陆容认为“万条寒玉”指的是竹，有人草书写作“萧条寒玉”，这是错误的。又记张继《枫桥夜泊》诗中“江村渔父对愁眠”一句，不如旧本“江枫渔火”为佳，认为这都是刻本之误，这些人因不识古人用字意趣而妄改诗句，以致诗味发生变化，贻误后人，而妄改之人亦是浅薄无知。

诗谶，即所作之诗无意中预示了后来发生的事，这是一种非科学的、非系统性的暗示与附会，与事实不谋而合，体现了文人的一种迷信心理。黄瑜《双槐岁钞》卷第八“名公诗谶”，记载丘濬、夏原吉、高启三人事。丘濬作诗称赞琼州五指山说：

五峰如指翠相连，撑起炎州半壁天。夜盥银河摘星斗，朝探碧落弄云烟。雨馀玉笋空中见，月出明珠掌上悬。岂是巨灵伸一臂，遥从海外数中原。

夏原吉为屋顶上的兽头作诗：“非龙非虎亦非罴，头角皆因造化为。不向草茅夸气象，却于廊庙著威仪。昂昂饱历冰霜苦，默默长承雨露滋。寄语飞飞诸燕雀，好来相近莫相疑。 ”高启作《笔峰诗》：“云来浓似墨，雁去还成字。千载只书空，山灵怨何事。 ”三人皆是明初官员，以他们所作之诗来验证日后的福祸荣辱，可以说是印在诗中的预言。丘诗写得英豪阔大，识者说其异日富贵显达，后来应验。夏原吉写屋上兽头不畏风霜的昂昂威仪，又寄语燕雀莫相疑。论者说其身居高位免不了亲近小人，盖以廊庙威仪自拟，以燕雀喻小人。二者均以诗言志。而高启辞官家居，在明初重典高压下，因《上梁文》触动了太祖憎恨张士诚的敏感神经而被腰斩，成了太祖打击江南文人的政治牺牲品。“千载只书空，山灵怨何事”，因文祸而死，能无怨乎？只能留与他人来论断。

明·杜堇《玩古图》中的文人闲雅生活

三

有明一代，文学复古贯穿始终，而明人笔记中的诗学批评也体现了这一倾向。这些诗学批评既评论诗歌，又有记录诗人议论、行事的内容，主要体现了明人对汉魏古诗与唐诗的推崇。如姚福《青溪暇笔》卷下评陶渊明，先是指出陶渊明诗中的景象是其心境的写照，人如其诗，体现了一种经历过人世浮华后的淡泊与超然。又指出李白、韦应物对陶渊明的接受，“李太白‘对影成三人 ’之句，亦出渊明‘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盖其志有非他人窥测者”，“韦应物资禀去陶靖节不远，效陶之作《式谷》，似之，如所谓‘聊舍远世踪，坐望还山云’，为渊明写真”。这段论说对韦应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其“资禀去陶靖节不远”，其诗句能“独立尘表，超然远举”，“坐读其诗，可想见其人”，可谓诗如其人。姚福晚年退居青溪故里，幽居读书，对陶渊明、韦应物有深深的体悟，这也是姚福对陶渊明精神的认同与接受。

明人笔记中通过记载文人间的趣事来体现宗唐倾向性的，如叶盛《水东日记》卷七“诗有唐气”一则。记载吴下举子将自作诗贴于厅壁间，其兄对座中宾客说：“舍弟此诗，云有唐气。 ”有一客不解，登梯舔其诗说：“有糖气，何为不甜？ ”满座宾客为之绝倒。在此，将自作诗贴于厅壁间，诗歌作者不无自矜之意，这应是当时文人的一种雅趣，而诗歌“有唐气”，亦是当时文人的追求与社会风尚，但故事中的“客”也的确可爱。

此外，通过笔记中所载诗作，亦可对诗人作品进行辑佚。如叶盛《水东日记》卷六“卓笔峰两诗”一则，记载姑苏人范仲淹、高启皆写诗歌咏卓笔锋，范诗与高诗气象迥然，前者读之高昂，后者读之低沉。而范诗并未收入其诗集中，通过笔记的收录，可对其进行考证，进而对《范仲淹诗集》进行辑佚。

总之，明人笔记中的诗歌资料，向我们展现了不同于正史记载的丰富多彩，对于了解明代的政治生态、文化政策、文人生活，都提供了开阔的视野，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文学院）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19年第7期“古典文学漫谈”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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