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印度著名文豪泰戈尔的诞辰。

1924年的今天，泰戈尔64岁生日是在北京过的。他还在这场生日宴上有了一个中文名：竺震旦。“天竺”是中国对古代印度的称呼，而“震旦”是以前印度对中国的称呼。为他取名的是大名鼎鼎的梁启超。

想必梁启超也一定和我们一样，都为泰戈尔的诗倾倒过。

“世界以痛吻我，要我报之以歌”，“生如夏花之灿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但我已飞过”……

从13岁到81岁，泰戈尔的创作极丰且广。他一生写了2000多首诗歌，12部长篇和中篇小说，100多篇短篇小说，二十余种剧本，还谱过无数歌曲，画了千余幅画。总之，文学、音乐、绘画、作曲他都精通。

人生如诗

最为著名的自然是泰戈尔的诗歌。1913年，他凭借诗集《吉檀迦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亚洲人第一次获得此奖项。

泰戈尔的诗名副其实，韵脚细密、浪漫优雅。为《泰戈尔诗选》（冰心、郑振铎等译）作序时，季羡林曾将泰戈尔的诗歌分为三个阶段：爱国主义、菩萨慈眉、金刚怒目。

这与印度国家命运、泰戈尔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

第一个阶段自19世纪70年代起至20世纪初。这是印度民族运动酝酿和兴起的关键时刻，也是泰戈尔创作最旺盛的时期。这段时间他写了近60篇短篇小说，还写了几部诗集。在年轻的泰戈尔胸中涌动的，是对民族的热爱、对殖民者的痛恨，在他笔下自然是对国家对英雄的歌颂。比如《被俘的英雄》《戈宾德·辛格》等。

第二个阶段是从泰戈尔退出反英运动开始的。《吉檀迦利》《新月集》《园丁集》《飞鸟集》，都是在此期间写就。明显地，泰戈尔的诗歌转向了，更模糊更神秘更个体经验，这有西方文学流派如象征主义、唯美主义的影响，也有个人生活不幸的打击，丧偶、丧女、丧父的悲痛与伤感在诗集《回忆》《儿童》《渡船》中都有记录。更重要的，可能是印度传统的哲学或者说梵学思想已深入骨髓。这或许也是他一直强调东方精神文明优于西方物质文明的重要原因。

第三阶段从1919年至1941年逝世。1919年，英国军队开枪打死了1000多印度平民的阿姆利则惨案，让泰戈尔重归政治。他的诗歌对政治更加关切：热情歌颂受压迫的非洲少数民族（《山达尔女人》），讽刺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入侵中国（《敬礼佛陀的人们》）……

遭遇“脱粉”

正是这一阶段，泰戈尔的诗走进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

茅盾做过“狗仔”，写过一篇《印度文学家太戈尔的行踪》（注：“太戈尔”即泰戈尔，下同）；陈独秀1915年就在《青年杂志》上将泰戈尔与托尔斯泰并提；郭沫若还翻译了一部《太戈尔诗选》，寄到多个出版社求出版……

很快，泰戈尔被请到中国——1924年四五月间，泰戈尔先后到达上海、杭州、南京、济南、北京、太原，和中国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

1924年泰戈尔访问北京时，与辜鸿铭（右二），徐志摩（左二）等人合影

虽然沿途各地热烈欢迎，泰戈尔在多地演讲引发轰动。但这次访华却成了偶像“塌房”事件。

泰戈尔访华前后，他的粉丝便纷纷“脱粉”。郭沫若说“（泰戈尔）平和的宣传是现世界最大的毒物。”，茅盾发文称“我们决不欢迎高唱东方文化的太戈尔”，陈独秀更是连发20几篇文章批驳泰戈尔。

在东南大学演讲时，现场还有学生发起了传单，直书：让这位老人快点回国去吧！

这位63岁的老人确实尴尬也很无辜。

因为他不知道的是，早在一年前，中国知识界爆发了“科玄论战”，即围绕“科学是否可以决定人生观”展开的一次论战，导致出现了不同派别。

泰戈尔此前一直很重视东方精神（在当时知识分子看就是空想的“玄学”），并且是接受蔡元培、林长民等“玄学派”的邀请来华的，这对“科学派”来说，无疑是不能接受的。

持有“物质决定论”观点的陈独秀愤而发文《太戈尔是个什么东西》，称“请不必多放莠言乱我思想界！太戈尔！谢谢你罢，中国老少人妖已经多的不得了呵。”

中国情缘

反观历史，陈独秀们似乎是误会了泰戈尔。泰戈尔强调东方精神却并不是一味排斥西方文明和科学技术的。早在1920年，冯友兰在美国向泰戈尔请教拯救中国的方法，泰戈尔就明确指出：“我只有一句话奉劝中国，就是‘快学科学！’东方所缺所需的，就是科学。”

更让人感动的是，哪怕站在日本国土上，泰戈尔都异常坚定地支持着中国人民。

“中国是征服不了的，她的文明有无穷无尽的潜力，她的人民不顾一切地忠于国家，空前地团结了起来，正为那个国家创造着一个新的世纪。”他以公开信的形式回复日本诗人野口米次郎。

1941年，病中的泰戈尔写下一首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有一次我去中国，我取得了一个中国名字，穿上中国衣服……”当年8月7日，泰戈尔驾鹤远去，享年81岁。

这首诗叫《我有一个中国名字》。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