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邦和

章学诚撰《文史通义》，主旨为阐述“史意”。《文史通义·史德》云： “史所贵者义也。”《中郑》篇又说：“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然而何为章学诚的“史意”？众说纷纭。其实，章学诚之“史意”，既表白显见的“表述”又深潜难喻的“内蕴”。通常的“表述”为：“大道”、“义意”与“春秋大义”，而深潜的“内蕴”则是“默会知识”与“微言大义”。既往的研究，即对章学诚史意“表述”的探讨，成果斐然，但未及其“内蕴”的深入考察。事实是，如果将讨论引向对后者的探索，想必会使有关章学诚史意之研究，别开生面。

一、因章学诚“史意”引发的争论

说起中国古代史论家人们自然想起刘知几与章学诚。两人齐名，合称“刘章”。如金毓黻说：“刘章两家为评史家之圭臬。”刘知几（661一721年），唐代史学家，著有《史通》传世。章学诚（1738一1801年），浙江会稽人，清代史学家，人称“浙东史学殿军”，阐发“六经皆史”，著《文史通义》。

章学诚与刘知几皆言史论而各有侧重。章学诚自称：“刘言史法，吾言史意。……截然两途，不相入也。”在章学诚看来，刘知几论史重在“史法”，“所具者事、所凭者文”，而自己所重在“史意”，“所贵者义”。章学诚对“史意”格外重视，他说：“国史方志，皆《春秋》之流别也。譬之人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肤，义者其精神也。”又说：“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这里说到的“义”就是“史意”。

后世学人尊重章氏此说，肯定他在“史意”研究中的卓越成就。同时也追问：“何为章氏史意？”对此侯外庐回答：“他的‘史意’一名，略当文化发展史的理论，也即是他说的‘议文史未能自拒于道外’。”柴德赓指出：章学诚“所谓史意，实即孔子论《春秋》所云‘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的义。”张立新说：章氏“认为有见地、有见识的史学家，应具备两条标准：其一是精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是为说明‘纲纪天人，推明大道’。这是对他著史出发点的要求。其二是要以《春秋》为楷模，这是讲史书应达到的效果。实际上，两条标准讲的是一个意思，即史学之精神或‘史意’。由此认为，他所说的史意，就是指孔子著《春秋》的意图和目的。”

仓修良教授撰文《论章学诚的——章学诚史学研究之三》论《文史通义》撰写要义认为：对此章学诚在本著及其他论著中都有清楚说明，归纳起来不外如下几点：其一，阐明史学的意义，发扬史学之“义”，即“史意”。其二，为著作之林校验得失。其三，“盖将有所发明”，驳正前非，树立己见。其四，评论当时的学风流弊、世教民俗。其五，与人学术论战。那么“什么是史义（史意）呢？实际上就是史家写史所体现的观点与见解，史家总是用自己的观点来总结历史经验，探索历史规律。”

至此，有关“史意”的定义还在继续讨论中。廖晓晴撰文说：有人认为，章氏所举孔子“纲纪天人，推明大道”和司马迁“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两例，暗示着他的史意内涵就是以上两点。鄙意以为，也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也可能还有第三种答案。若要真正了解章氏史意的特指内涵，就不可停留在反复纠缠章氏所说的某一两段字句上，而应当从章氏整个史学理论体系及其方志学的理论和实践中，去进行综合性考察和进一步印证。不过廖晓晴最终对“史意”的理解依然与众无异：章学诚之“史意”无非是“探索出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规律性的认识”。

章益国对此问题作出新解："吾言史意"这句章学诚自我标举的话,是理解其史学史叙述的重要指示，只是"史意"不能仅仅解释成"历史理论或史学观点",而应作"史著风格"理解。史著风格可有两种：一是直笔言传，二是圆神意会。前为刘知几史风，后为章学诚笔意，亦即章氏所叙之“史意”。章学诚从六经中抽取两种对立的风格("意"),然后考察这两种风格在史学演进中的起落嬗变,以"意"的波动建立通贯的史学史叙述,展示了一种和现行史学史研究范式大异其趣的独特进路。这是一种颇具创意的理解，脱开窠臼，为有关章学诚史意的考量提供新平台，拓展新视野。

二、史意的“表述”：“大道”、“义意”与“春秋大义”

章学诚论著中“道”字出现率甚高。他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善法具举，本末兼该，部次相从，有伦有脊，使求书者可以即器而明道，会偏而得全。”在此，章学诚提出“即器明道”的概念。又说：刘歆《七略》“以博求古今之载籍，则著录部次，辨章流别，将以折衷六艺，宣明大道，不徒为甲乙纪数之需，亦已明矣。”这一句中，章学诚指出“宣明大道”的意义。

再看以下段落：“史家之书，非徒纪事，亦以明道也。如史儒林文苑不能发明道要，但叙学人才士一二行事，已失古人命篇之义矣。”这是说：史家著史，不啻录古，“亦以明道”。笔墨所到，“发明道要”，唯述先人故事，舍“明道”而不为，“已失古人命篇之义”。细观咀嚼以上文字，章学诚不惜笔墨，将“即器明道”、“宣明大道”、“亦以明道”、“发明道要”、数层语义逐次推出，再三阐说，真切之情溢于言表。

若无饥饿，则不必植谷种粮；若无疾疫，则毋需药石疗救。然而人有饥且患疾，食粮医药必不可少。章学诚说：文章者药石也，学问者食粮也，为当下饥馑有患之人世所必须。他强调：“学问所以经世，而文章期於明道，非为人士树名地也。”“所以经世”、“期于明道”，八个字引人注目。章学诚所谓“史意”，即为撰史之“道”。“史意”之中核：“期于明道”。

章学诚说了“道”以后，又说“义”，强调“义意”的重要。如此阐明其完整的“道义”观。《文史通义》云：“孔子作《春秋》，盖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孔子自谓有取乎尔。夫事即后世考据家之所尚也，文即后世词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取，不在彼而在此。则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

章学诚论述：孔下作《春秋》，对于后世所供献者有三，其一是史事的记载，此谓“事”。其二是叙事之文字，此为“文”。其三为观史之“一家之言”，此即“义意”，三者相衡，“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义意”最大，乃叙事、为文之目的“所归”。章学诚將自著命名为“通义”，其内在深刻含义亦在于此。他想师法孔子，纵观文史，晓明史之“义意”。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春秋》为鲁国编年史,载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史事。孔子订《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章学诚认为：《春秋》乃史学源头，孔子修《春秋》笔削删订，所为非仅文字修饰，而其更重要者，乃“推明大道”凸显《春秋》大义。

章学诚说：“载笔之士，有志《春秋》之业，固将惟义之求，其事与文，所以藉为存义之资也。……作史贵知其意，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也。……此则史氏之宗旨也。苟足取其义而明其志，而事次文篇，未尝分居立言之功也。”此句行文重点（或称“关键词”），为以下几个：“春秋之业”、“惟义之求”、“存义之资”、“取其义而明其志”。把以上关键词作连贯分析，则可知章学诚意欲表达以下的意思：撰著历史是“春秋之业”，责任重大而神圣，而要胜任此业，须当“惟义之求”。道者为何？义者为何？何为“道义”？春秋大义。

为达到晓明“春秋大义”的目的，孔子埋首撰史，“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孔子“独断于一心”的“春秋大义”是什么？实乃忠孝节义、礼义廉耻、大义名分、尊王攘夷等一系列儒家史观。

三、史意之运用：经世致用，考镜源流

章学诚在《上尹楚珍阁学书》一文中说：“学诚读书著文，耻为无实空言，所述《通义》，虽以文史标题，而于世教民彝，人心风俗，未尝不三致意，往往推演古今，窃附诗人之义焉。”撰史著文最忌“无实空言”，必于“世教民彝，人心风俗”有用。“古人著述已厌其多，岂容更益简编，撑床叠架为哉！”古人著述汗牛充栋，多一本少一本又有何妨。章学诚反复论述学者责任所在，声称文章乃经世之业，既然立言，亦期有补於世，易之今语就是对社会发展进步有所帮助，解明经验教训，探明既往规律，展示未来走向。

章学诚反对那种“舍器而求道，舍今而求古，舍人伦日用而求学问精微”的不良学风，提倡“君子苟有志於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

他说：“自刘、班而后，艺文著录，仅知甲乙部次，用备稽检而已。”著史目虽有记注备忘的一面，然而又不可“仅知甲乙部次，用备稽检而已”，“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方为撰史之第一要义。章氏有意创“知来”之学，探明往者之源头，而晓未来之流向，为此力陈“考镜源流”的重要。“源”即源头起始，“流”即流动走向，连起来解释就是：回首查悉历史轨迹，举目探明前程走向，亦即“探索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规律性的认识。”

为“考镜源流”，章学诚重视校雠。他说：“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又说： “郑樵氏兴，始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于是特著《校雠》之略；虽其说不能尽当，要为略见大意，为著录家所不可废矣。”做好校雠工作可行“重复互注之法”，书之相资者，非重复互注之法，无以究古人之源委。

章学诚说：“古人著书有采取成说，袭用故事者。其所采之书，别有本旨，或历时已久，不知所出。”此谓古人著书引经据典，触类旁通为常事，但所引典故或历时久远，出处无访；或自有宗旨，引而改意，这就需要认真校雠，以达去伪存真之效。如此才能“辨章流别，将以折衷六艺，宣明大道。”

为达到“考镜源流”的目的，除进行校雠工作之外，章学诚力主通史写法，唯通史可贯通博雅，探明古今。这方面他特别推崇郑樵学识，他说：“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凡具伟才卓见之史家，必有宏阔远大的胸襟，他们不畏古人，审视陈说，以至如郑樵那样，匡正史迁、贬损班固而勇创新意。章学诚强调郑樵最可启益后人之创见，乃为力倡通史。郑樵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

章学诚倡言通史，主张“贯通”，予后代学者以重大影响。胡适就曾说过：“贯通便是把每一部书的内容要旨融会贯串，寻出一个脉络条理，演成一家有头绪有条理的学说。”为此胡适建议用通史体例写哲学史。他说： “我做这部哲学史的最大奢望，在于把各家的哲学融会贯通，要使他们各成有头绪条理的学说。我所用的比较参证的材料，便是西洋的哲学。……故本书的主张，但以为我们若想贯通整理中国哲学史的史料，不可不借用别系的哲学，作一种解释演述的工具。”

四、 史意的“内蕴”：“默会知识”与“微言大义”

章益国在有关章学诚研究的论著中，主张通过研究章学诚“默会”精神以对其“史意”作新思考。事实如此，既往关于章学诚“史意”的研究，看重其“意义”的定义：“春秋大义”及“推明大道”，而偏忽其内涵的多元。将“史意”当作“意义”（“义意”）未必有误，且论之有益，然而，章氏所说的“史意”，不仅是如上的阐述，还包括“风格”的探悉。这就像我们界定孔子的“史意”，不仅说的是“春秋大义”，还说的是以“笔则笔，削则削”为特征的“春秋笔法”及因此笔法运作而生的“微言大义”。只说“春秋大义”，不说“微言大义”，无法对孔子“史意”作全面了解。同理研容章氏史意，只说“意义”，不说“风格”，必会使这项研究，滞留半途，无法深入。读章学诚以下一句，可见他对于“史意”的另一种诠解。他说：“古人书不尽言, 言不尽意。竹帛之外, 别有心传⋯⋯”。这是说古人写书做历史，未必真把自己的话和盘托出，书本之外，另有一种“心传”意会（默会）。

梁启超在《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中曾说：“中国凡百学问，都带一种‘可以意会，不可言传’的神秘性”。梁启超意识到中国文化中具有一种隐约其词、神秘幽微的特征，而这样的特征，章学诚揭示出来看作“史意”的一种。如此“史意”源出孔子订《春秋》而出的“微言大义”。左丘明最早对“微言大义”下定义，他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意思是《春秋》阐意于细微，述志于隐晦，行文委婉而顺理成章，词达意尽而不污名伤害。孔子有其独特的著史心意，《春秋》每用一字，必寓褒贬。然而又做到““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这是《春秋》三传之一《公羊传》的著名评论。如《春秋》述齐灭纪国，只说“纪侯大去其国”。以“大去”代称“灭亡”，而不说“齐灭纪国”，为齐襄公“讳过”。

“微言大义”还表现为孔子式的因表述己志而别具特色的文字剪辑增删方法，名曰“春秋笔法”。具体而言为“笔”和“削”。“笔”是在《春秋》的原稿上添加新词，“削”是对《春秋》原稿作必要删减。如《史记》载：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然而孔子具“微言大义”之“史意”，纵是曲笔隐晦，笔削增删，到头来竟无损“春秋大义”于丝毫。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孟子则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由上可知，孔子传道未必直述而重默会，他因“春秋笔法”而得的“微言大义”，乃是他留给后人的重大“默会”。章学诚所述“史意”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对孔子“默会”精神的承接与担当。

章益国说：人们习惯于把章学诚的“作史贵知其意”这句话，理解成“对事实的抽象能力”、“科学的概括和理性思考能力”、“在一定高度的俯瞰能力”。而这些“能力”却和章学诚“史意”所称道的那种“默会”（“心传”意会）能力, 那种对 “极其复杂 、极其繁多 、极其细微 、未知和半未知的因素 ”的卓越感觉, 恰好分为两端，是两种智力维度的区分。所谓两种智力维度, 就章学诚的语境而言，一种是“法”，另一种是“意”，或者说一种是“智”，另一种是“神”。这样人们对章学诚史论特点的诠释恰恰忽略了章氏史论“意”与“神”的真实特质, 同时也把传统史学批评中最有趣和最有特点的一部分想法轻巧放过。

章益国引用哲学家波兰尼的理论认为, 人们在科学活动中, 会发现两种并行而存的“规则”：“严格规则”与“模糊规则。诸如实验 、测量 、计算 、制作图表等, 属于严格规则的范畴, 这是一些日常的、常规性工作所遵循的。与“严格规则”相伴而行的是“模糊规则”,同样给予科学以有价值的指导。“科学探究的规则使其应用处于充分开放的状态之中, 让它由科学家的判断力来决定”。波兰尼提醒人们：存在于科学发现中的“模糊规则”, 在实践中的应用, 支持科学家的个体判断，促进他们的发明创造。伟大的科学家正是在这种判断中显示其天才。可以作一个类比, 波兰尼揭示的 “严格规则”与“模糊规则”, 在史学工作中也存在。刘知几在《史通 》中详细论证的 “史法”（“史例”）, 其特点是严格明白：“史无例, 则是非莫准 ”,以至做这样的类比：“史之有例, 尤国之有法”。刘知几的史法即指 “史书在外部形式上的规范和内部结构上的秩序”显然，刘知几所述的史法是 “明确知识”, 属于“严格规则”。

章益国评说：与刘知几的“史法”不同，章学诚的史意是“默会知识”, 属于 “模糊规则”。“史法”可以仿而能, “史意”不可强而至, 它更接近波兰尼所说的“科学发现的规则”。与科学判断及发现一样，剖析“神以知来”的历史 ，从事“撰述”的工作，乃为一种前瞻性、启发性的工作, 难以程式化, 无法化约为一组“严格规则”, 最终体现《文史通义》所说的 “模糊”性特点, 此所谓：“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 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 。而后微茫秒忽之际, 有以独断于一心 ”。

一如科学的“模糊规则”,支持了科学家的判断力与创造力, 史学中的“模糊规则”也促进以撰述为业的历史学家，以史观今，洞观“现实”的感悟, 即章学诚所谓的 “存乎其人”的“别识心裁 ”、“独断一心”。

章国益关注到章学诚把史学分为“记注”与“撰述”两类，形成一组对称的历史学概念。如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下》所云: “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

章学诚将史学“两分法”与章对理想的“默会”史学的内心偏好有关。他认为“撰述——无定名”，不硬性地给予规矩方圆，也不必把史家心思道得分明，由是默会心领，而臻“圆神”境界。与此不同，“记注——有成法”，遵守成法，谨慎严格，直笔畅白，由此产生好“记注”。章学诚指出：史学之不振，就在于“撰述有定名而记注无成法”，必须纠正。这是章学有关“史意”叙述的一个重点。

五、“史意”之守持：“尽其天而不益以人”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史德》篇中写道: “盖欲为良史者, 当慎辨于天人之际, 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 虽未能至, 苟允知之, 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矣。”章学诚又说：“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文史通义·史德》“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属史家撰史“心术”，亦为“史德”。这是说，作为一个史家，当其撰写历史，传述史意时，一旦遇到“天人关系”当须权衡，必当符合“天”的自然存在，而不可放任于“人”的情志私见，用今天的话表达，即尊重客观实际，反对主观杜撰。如姜胜利说，章学诚“主张史家要避免“因事生感”使情绪受到外界影响，从而悖离客观史实。要对尽量客观地反映历史有一种自觉的追求。这个理论不是一般的道德范畴，实际讲的还是史识问题，是一种历史认识论。

对于章学诚这句话，章益国这样理解：“尽其天而不益以人” , 公认是理解“史德”的关键。对于以客观主义来解释“史德”的人看来, “天”相当于西方史学中的“客观主义” , “人”则相当于“主观主义”，这话被解释成: “剔除主观, 使得认识符合客观”。从伦理角度说，“天”指“天理”之公,“人”指一己之私。

章益国指出：章学诚所谓的“史德”不是指史家对史事的诚实,而是史家对自己的诚实。是对史学之心，即一己史意的忠诚不渝与坚定守持。"尽其天而不益以人"指史家要发扬"天性",而不屈从"他人"。这样，章学诚的"史德"说就不是主张"客观主义"而恰恰站在在"客观主义"的对立面上,站在"个体知识"的立场上,在承认史家"自我—授权"的前提下,以"史德"的自律来保证史家主观在合法限度之内的自由思想活动。

“必欲求天质之良，而深戒以趋风气者。固谓良知良能, 其道易入, 且亦趋风气者未有不相率而入于伪也, 其所以入于伪者, 毁誉重而名心亟也”。“天质之良”，指的是天生具备的的良知良能，然而史家也是常人，免不了名心膨胀而重世人毁誉，结果“亦趋风气”，随波逐流，篡改史实，妄评历史，相率而入于伪。这里“深戒以趋风气”甚是重要，能坚守“史意”志念（尽其天），不为毁誉所动，不被名心所诱（不益以人），这是对“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又一诠释，值得重视。

章益国举出一个例子：章学诚曾指说戴震“心术未醇”，这不是说戴震治史不够客观，也不在斥责戴震论学，偏离了纲常名教、程朱理学，而是指戴震在治学过程中定力不足，顺应时俗，曲意逢迎，以至于“权欺术御”，有失其诚，在“尽其天而不益以人”方面，有所偏失。本文叙述诸家各派有关章学诚“史意”观点时，较多论及章益国的史论见解。

综上所述，章学诚撰《文史通义》，“史意”之阐述为其著述标的。章学诚之“史意”包含通常的“表述”，又含括深潜的“内蕴”。人们论说章学诚“大道”、“义意”与“春秋大义”诸概念之际，是在说他史意的“表述”，而阐释他的“默会知识”与“微言大义”的时候，是在论辩其“史意”的“内蕴”。可以想见，人们一旦转向对章学诚史意深潜“内蕴”的考察，有关章学诚史意的研究必将更上层楼，发现新视界。最近章益国新著《道公学私：章学诚思想研究》一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刊出。此书涉及章学诚史意说，既吸收前人观点，又多有一家创获，立论鲜明，据史翔实，实为著者多年勤读深思而成的优秀著作。值得一提的是，在众多章学诚研究著作中，此著于章学诚史意之潜藏“内蕴”，昌言发明，首着先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