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义读书笔记文史通义读书笔记1 《文史通义》是章学诚探讨古今学术、文史、教育等文章和论学书的汇编,原无固定体例,章学诚生前也没有编成定本。今所见的最早刻本,为道光十二年(1832)在开封的刻本,亦称大梁本,其中内篇5卷,外篇3卷,另有《校雠通义》3卷,收录的文章不完备。章学诚之子章华绂在序文中说:“尚有杂篇及《湖北通志检存稿》并文集等若干卷,当俟校定,再为续刊”。1920年吴兴刘承于所刻《章氏遣书》中的《文史通义》内篇6卷,外篇3卷。1956年古籍出版社出版标点排印本的《文史通义》11卷,其中内篇6卷、外篇3卷、补遗与续补遗各一卷。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1948年叶瑛的《文史通义校注》本亦11卷,其中《内篇》5卷。《外篇》3卷,附《校雠通义》3卷。该版本与大梁本的内容大致相同。《文史通义》是章学诚自35岁时始著之书,经20余年的精心探讨,竭思尽力,积文而成。故它凝结了章学诚的毕生精力和思想精华,可以说是章学诚的代表作。《文史通义》一书,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学术著作?历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史学界以为它是研究文史的名著,文化史专家则以为它是文化史专著,思想史学家则视其思想史专著。这说明它的学术价值是多方面的。

但从教育学的学术价值观论之,它应当是一部基于文史渊流的探究和学术评品之上的,刻意矫正学风以倡导经世致用教育的学术著作,其讨论问题的主要内容和归宿点是教育。因此,我们把它列入教育名著来评介是相当必要的。关于经与史的关系《文史通义》指出“六经皆史”。“六经皆先王之政典”。这一观点章学诚以前已有隋儒王通、宋儒陈傅良、明儒王守仁等人提过。他们提出这种观点都是对当时的治学学风有所指责的,并且着意整顿经学教育,要求通过经学的教育革新,使文字章句的经学及经学教育转变为对客观历史规律及治道的切实关注上来。章学诚也不例外,其“六经皆史”说,从本质上讲是旨在救当时经学以训诂考据的“求道”的流弊,要求经学及经学教育要转移到经世实用的“实学”上来。“六经皆史”的观点,是《文史通义》的重要思想之一。章学诚认为,古代之人官师治教合一,职官之事即国家礼乐治教之事,未尝以文为著作,礼乐治教之道均以实事来表现,“未尝以道名教,而道无不存者,无空理也。”“盖自宫师治教分,而文字始有私门著述,于是文章学问,乃与官司掌故为分途,而立教者可得离法而言道体矣。……学者崇奉六经,以为圣人立言以垂教,不知三代盛时,各守专官之掌故,而非圣人有意作文覃也”。

经既然是作为古代礼法制度的记实,不是圣人有意要立言垂教的,因此学****六经,如果只把它看作空言道理的东西,或只看作离开事实与事理的文章,则“是以文为擊帨绣之玩,而学为计奇射覆之资,不复计其实用也”。注重文字与训诂,使史实与事理被遗弃,道隐法无,故其学问文章不足为国家之用。因此,“君子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不知当代而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经术,则鞶帨之文,射覆之学,虽极精能,其无当于实用也。”《文史通义》的《易教上》曰:“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宇之迹,而非托于空言”。《经解上》亦云:“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也”。这里的“史”,不是一般史学意义上的记录事实,搜罗材料,排比现象,而是指“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