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是打算明天才看的（每天看一篇《历史学基础文献选读》的内容，接下来是章学诚《文史通义》的史德），准备看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的内容，可梁的刚好会讲到章学诚的“史德”，而梁又是要赋予新意义和新价值，但是不想受梁之影响，便先读章学诚原作。

选用版本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文史通义》。章的《文史通义》似是最早论述“史德”的作品。实话实说吧，我并不是看得太懂《文史通义》的“史德”。所以紧紧围绕原文加以阐释吧。

“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这是最早出现的位置，何谓“史识”呢，“非识无以断其义”“击断以为识也”，我的理解就是评判（judge），对于功过是非好坏善恶的判断。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重点是后面的这个心术。章学诚在“史德”篇里的心术应该是深受儒家哲学的影响，见诸“情气”，这部分也是我主要看不懂的地方。

我对章学诚的观点的吸收，会从比较现代的角度来理解，即“立场”和“价值观”，这些就是我理解的“心术”。做出判断不可能没有标准，我觉得章学诚的贡献便在于指出了刘知几“才、学、识”的不足，回答了如何“识”的问题。。。

因此，“史德”的重要性，就在于这个立场上。包括在本章中提到的魏收和沈约，受到诟病的原因也是如此吧。进一步说，章学诚应该推崇的就是他的那种“心术”，而非魏收和沈约的“心术”。

刘子玄的“才、学、识”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难，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职是故也。昔者刘氏子玄，盖以是说谓足尽其理矣。

……

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三者固各有所近也；其中固有似之而非者也。记诵以为学也，辞采以为才也，击断以为识也，非良史之才学识也。虽刘氏之所谓才学识，犹未足以尽其理也。

批注：从刘子玄的“才、学、识”说起，然后论述了刘子玄德“才、学、识”以及三者关系，但是在章学诚看来，“犹未足以尽其理也”。

史德的引入夫刘氏以谓有学无识，如愚估操金，不解贸化，推此说以证刘氏之指，不过欲于记诵之间，知所决择以成文理耳。故曰：古人史取成家，退处士而进奸雄，排死节而饰主阙，亦曰一家之道然也。此犹文士之识，非史识也。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夫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魏收之矫诬，沈约之阴恶，读其书者先不信其人，其患未至于甚也。所患夫心术者，谓其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未底于粹也。

批注：“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

夫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未粹，大贤以下所不能免也，此而犹患于心术，自非夫子之《春秋》不足当也。以此责人，不亦难乎？是亦不然也。

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书者之心术矣。而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

夫是尧、舜而非桀、纣，人皆能言矣；崇王道而斥霸功，又儒者之习故矣。至于善善而恶恶，褒正而嫉邪，凡欲托文辞以不朽者，莫不有是心也。然而心术不可不虑者，则以天与人参，其端甚微，非是区区之明所可恃也。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而不知文又患于为事役也。盖事不能无得失是非，一有得失是非，则出入予夺相奋摩矣，奋摩不已而气积焉。事不能无盛衰消息，一有盛衰消息，则往复凭吊生流连矣，流连不已而情深焉。情气凡文不足以动人，所以动人者气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气积而文昌，情深而文挚；气昌而情挚，天下之至文也。然而其中有天有人，不可不辨也。气得阳刚而情合阴柔，人丽阴阳之间，不能离焉者也。气合于理，天也；气能违理以自用，人也。情本于性，天也；情能汩性以自恣，人也。史之义出于天，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人有阴阳之患，而史文即忤于大道之公，其所感召者微也。

夫文非气不立，而气贵于平。人之气，燕居莫不平也，因事生感，而气失则宕，气失则激，气失则骄，毗于阳矣。文非情不深，而情贵于正。人之情，虚置无不正也，因事生感，而情失则流，情失则溺，情失则偏，毗于阴矣。阴阳伏沴之患，乘于血气而入于心知，其中默运潜移，似公而实逞于私，似天而实蔽于人，发为文辞，至于害义而违道，其人犹不自知也。故曰心术不可不慎也。

夫气胜而情偏，犹曰动于天而参于人也。才艺之士，则又溺于文辞以为观美之具焉，而不知其不可也。史之赖于文也，犹衣之需乎采，食之需乎味也。采之不能无华朴，味之不能无浓淡，势也。华朴争而不能无邪色，浓淡争而不能无奇味。邪色害目，奇味爽口，起于华朴浓淡之争也。文辞有工拙，而族史方且以是为竞焉，是舍本而逐末矣。以此为文，未有见其至者；以此为史，岂可与闻古人大体乎？

韩氏愈曰：“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仁者情之普，义者气之遂也。程子尝谓有《关雎》、《麟趾》之意而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吾则以谓通六义比兴之旨而后可以讲春王正月之书，盖言心术贵于养也。史迁百三十篇，《报任安书》所谓“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自序以谓“绍名世，正《易传》，本《诗》、《书》、《礼》、《乐》之际”，其本旨也。所云“发愤著书”，不过叙述穷愁而假以为辞耳。后人泥于发愤之说，遂谓百三十篇皆为怨诽所激发，王允亦斥其言为谤书。于是后世论文，以史迁为讥谤之能事，以微文为史职之大权，或从羡慕而仿效为之，是直以乱臣贼子之居心而妄附《春秋》之笔削，不亦悖乎！今观迁所著书，如《封禅》之惑于鬼神，《平准》之算及商贩，孝武之秕政也。后世观于相如之文，桓宽之论，何尝待史迁而后著哉？《游侠》、《货殖》诸篇，不能无所感慨，贤者好奇，亦洵有之。余皆经纬古今，折衷六艺，何尝敢于讪上哉！朱子尝言《离骚》不甚怨君，后人附会有过。吾则以谓史迁未敢谤主，读者之心自不平耳。夫以一身坎轲，怨诽及于君父，且欲以是邀千古之名，此乃愚不安分，名教中之罪人，天理所诛，又何著述之可传乎？

夫《骚》与《史》，千古之至文也。其文之所以至者，皆抗怀于三代之英而经纬乎天人之际者也。所遇皆穷，固不能无感慨。而不学无识者流，且谓诽君谤主不妨尊为文辞之宗焉，大义何由得明，心术何由得正乎？夫子曰：“《诗》可以兴。”

说者以谓兴起好善恶恶之心也。好善恶恶之心，惧其似之而非，故贵平日有所养也。《骚》与《史》，皆深于《诗》者也，言婉多风，皆不背于名教，而梏于文者不辨也。故曰必通六义比兴之旨而后可以讲春王正月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