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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楼

文史楼我们心中,湖大的中心,不是行政楼,甚至不是图书馆,而是白墙红瓦、凹字形、三层、走廊栏柱锤形、与遵义会堂的相若的文史楼。  校园地理上,文史楼处于中心位置。前后马路宽,梧桐粗壮

我们心中,湖大的中心,不是行政楼,甚至不是图书馆,而是白墙红瓦、凹字形、三层、走廊栏柱锤形、与遵义会堂的相若的文史楼。

校园地理上,文史楼处于中心位置。前后马路宽,梧桐粗壮,枝叶交错遮盖;左右路窄,左边松柏高耸,右边杨柳垂地,一片肃静阴凉。四周夹道的,是剪裁整齐的万年青和多种花木。真是嘉树掩映、鲜花环抱,那样的庄重、幽雅、清静。

文史楼坐北朝南。北边亩把地,一片水杉林。水杉林往北,是新建的一栋七层教学楼。它像一座远山,映衬文史楼。楼东座落一栋两层宿舍,楼西有一红砖砌成的低矮平房,它们全被绿树覆盖,像是文史楼的两个厢房或耳房。

有人说,文史楼很“贵族”,像一把“太师椅”,“凹”字两边似扶手,扶手左右的厢房或耳房似茶几,中间为宽厚靠背,七层教学楼或“远山”似中堂,“凹”字空白处花团锦簇,前方更不得了。

的确,“凹字”空白地,是花坛,宝塔松盘坐于地,锋芒直至苍穹,四季花草,清香四溢。春有报春花吐艳,夏有枝子花绽放,秋日桃红,落地仍飘香,冬之腊梅,斗雪傲霜。走廊边,全是红漆木制的横栏,把排列整齐的廊柱们组织在一起。站在三楼,凭倚横栏,睁开双眼,凝视前方,可以目睹沙湖碧波,成群结队的大雁南飞,听到东湖拍岸的涛声,远望,可见珞珈山圆顶。

的确,文史楼南方或前方很气派,一条梧桐隐蔽、笔直宽阔的水泥路直通沙湖;路的左边是图书馆,图书馆南是篮球场和露天电影场;路的右边是化学系的小红楼,小红楼南又是一片水杉林,给文史楼频添了绕梁不绝的书卷气、华贵气和现代科学氛围。

还有人说,文史楼是燕京大学的未名湖。以文史楼为中心,湖大可建成与现在北大一样的美轮美奂的校园。

楼内教室,高近五米,落地、透明的玻璃窗,尽收八方风景。厚木地板,夜间穿布鞋行走,听到反馈声。门口那几块,有些低洼了,呈现多年磨砺和积淀的脚印;文史楼的历史年轮和鼎沸人气,一脚下去,便感受到。

课桌,一人一个,翻板式,里面装书,外面可撑起手臂看书或听讲。它是我们的岗位,也是我们的堡垒,对我们外地生,它是我们的家。有人子夜梦游,回到自己教室里、课桌前安坐着并幻想着,不致梦游到沙湖之滨,不致以身试湖。

后到复旦北大念书,没有自己的教室,骑自行车赶集式地“赶”课堂,岂止是“走读”,简直是“跑读”,像个“流浪儿”,更感到,有个与之昼夜相处的教室课桌多么宝贵,“有家的感觉真好”。

文史楼上课时发出的声音,整齐得很。中文系学生集体朗诵“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英语系同学集体阅读“Wearefrendstoallworldpeople”,非常悦耳。全体上英文课尤其合唱时,文史楼奏响交响乐。仔细辨认,能听出各系的声音,学哲学和经济学的男生多,声音粗旷、宏亮、带劲;中文系男生多,女生也不少,阳刚之中,透出阴柔,算刚柔兼备吧;英语系女生为主,总是那么的清脆、婉转、悠长。

文史楼的“声”,也分阶段。朝如百鸟出笼,叽叽喳喳,大家都念英文,声响乱七八糟,偶有个别轻浮之徒高声喧哗,或发情式地背诵应试之文,我们只有落荒而逃。下午如有声,多半是老师们的。夜晚的声音,主要属于三楼英语系女生。她们是学校的公主,什么时候发音都自由,全好听。一楼二楼好多男生有一怕,怕她们晚自习不出声。有一同学,居然能从三楼女生合唱中,听出他心仪的那个她的声音,一旦听不到,他如坐针毡,四处求索,恨不得到沙湖打捞,又不敢兴师问罪,因为只许“一言堂”,不准他咳嗽。这种一声独大、楼不变声亦不变的局面,维持好多年。

文史楼的“色”,分三六九等。墙体是白色的,年代久远了,间呈黄色,有些斑驳,显出古雅。政教系同学穿着总体比较朴素,男生以中山服为多。中文系男生穿的,“清一色”,花样不多,品头论足有余,穿靴戴帽就是时髦不起来,耻于“光怪”,无从“陆离”,审美之类,只剩下看人家的和书上的。个别爱美的,在宿舍蚊帐里照照镜子,“偷窥”自己,“窃喜”而已。

英语系有男生也穿中山服,扣子却由五颗增至七颗,领子由直立取代翻卷,多了些“五四”青年的时髦。英语系女生的穿着代表着气候的转换、文史楼色彩的变化,看到她们穿羊毛衫了,春天肯定来啦,她们穿连衣裙了,我们等着武汉火炉的炙烤,她们套上风衣,我们准备承受秋雨的淋漓,她们也穿花红袄子,我们必须裹紧棉袄。

若这楼里,只有中文系和历史系的夫子们,文史楼的面貌恐怕就是“史”有余而“文”不足。“文”与“纹”通,“史”与“死”近。真得感谢英语系女同学,她们为我们带来了先进文化和鲜亮色彩,否则,后果难以设想。

文史楼的“灯”,白白的,常亮着,通宵达旦地亮着。我印象中,少有间歇。

灯下,我们整理笔记,读白天向图书馆借来的书,写点心得体会。夜间,也上图书馆,可是,图书馆一般10点半开始收班,11时熄灯。我们回到教室,“温故而知新”。学校为照顾学生身体,也为节电,一度到点熄灯。由于同学强烈要求,有的在路灯下、厕灯下阅读,几近“囊萤照读”,差点“头悬梁、锥刺股”,感天动地,学校发了慈悲。

我们来自四面八方,有一点高度一致,渴望读书。恢复高考,上了大学,十分珍惜,如饥似渴,不,饿狼扑食式地读书,哪分白天黑夜,哪有半点懈怠。我们把上大学当第二次生命,把教室的灯当生命之灯。

1978年,徐迟发表《哥德巴赫猜想》,给本已兴奋起来的读书热又一针强心剂或兴奋剂。效法陈景润精神,勤奋攻读,刻苦钻研,蔚然成风,出现多个玩命钻研的“张景润”、“王景润”、“李景润”、“赵景润”,希望读书报国、科学报国。三楼英语系的一位女生,在学陈景润精神的热潮中,嫁给了陈景润,确有惋惜的,更多的,为她祈福,为她骄傲。

陈景润撞电线杆的故事,由徐迟报告文学宣扬,无人不知。英语系有同学说,论读书,中文系当为人先,论怪,你们也全校第一,谁谁就撞过电线杆子。在“有识之士”看来,英语系有同学好像多“语”而少“文”,“有口”而“少心”。可是,他们总结中文系极少数之怪,却一套套的。他们说,中文系有人走路,不是走,而是跑;运动场上真要跑,改散步;思考,不转眼珠,抓头发揪耳朵;生气,脖子未粗,手发抖;发火,不拍桌子转椅子;骂人,不骂“婊子养的”,而骂“岂有此理”;打架,不动手,扔书;见面,不握手,兴作揖;说话,不用白话文用古文;写信,不问好,改请安;做饭,少放酱油多方醋,酸;槎屁股,不用卫生纸,要么撕书,要么撕报纸,香。

苦读的我们,经夜被白炽灯照着、逼着,正被文史“教化”和“风化”中,个别怪点,难免,何况,整体正常。经过否定之否定,“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当会“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文史楼的“课”,天下一绝。湖大前身是武师,武师前身是乡村高级师范,师范底子,老师们爱讲课、能讲课、会讲课。

文史楼里,多的是“条子教师”,一二三四,甲乙丙丁,abcd,一条又一条,条分缕析,条块清晰;多的是“经典教师”,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正史之外,野史、笔记、诗文杂之,教我们怎样运用各种工具书;多的是“审美教师”,叙述能力强,故事讲得好,有板有眼,眉飞色舞,趣味横生,板书工整,粉笔字飞扬;多的是“问题教师”,将讲演主题主体的问题,当前文坛问题,研究阐释中的问题,国外同行的问题,一一道来;多的是“新派教师”,富有创新创见,善用新观念、新概念、新材料、新例子,总能让人眼前一亮,豁然开朗;多的是“钟点教师”,几点几分讲什么、怎么讲,一清二楚,绝无废话,决不拖堂,上这种老师的课,最放心,不担心正点吃午饭或晚饭。

没有“官员教师”,那种板起面孔,照本宣科,背书式的讲演,学生不欢迎;也没有“茶壶教师”,有“货”都能“倒”出来;更没有“哑语教师”,文史楼流通普通话、武汉方言和英语,老师们讲的,我们能听懂,偶有个别俚语,搞不明白,如同英语中的个别副词,无关紧要,管它呢。

张国光老师的课,不好归类。他的板书,“蝌蚪文”,观点和材料太丰盛,语速又快,怕学生听不明白,边讲边写黑板,黑板地方有限,常用发白的蓝色中山装袖子檫黑板,檫了再写,仍不够,用袖子再檫;黑板最高处,还可写几个字,他颠起脚尖,几近爬上去写。讲唐代文学,上午4小时,不够,一次从8点讲到中午1点,不停,你干什么,不管,他讲他的。可是,少有同学离开。他有“货”。他把作家作品当“点”,把文学史当“线”,把文史哲和古籍整理打通,当“面”,对古籍如数家珍,新观点新看法迭出,对郭沫若等大家名家敢说三道四。他是明清文史专家,“金圣叹与《水浒传》研究”是他的代表作。但是,不管他讲什么,历史和古籍整理也好,文学也好,总有人听,总有人向他发难,他总能高水平应对。讲完,不久,看到学术期刊发表他的论文。他的精力太旺盛,编撰1千多万字著述,课时从不落后,上了发条似的,不知疲倦,获全国教育系统“劳模”、“人民教师奖”,没一滴水分。

学校和系里常邀请北大等著名院校的名师来讲课。有些到武汉开会的专家教授,系里也拉他们来讲演,使我们对大家名家的治学路数、专长、方法有所领略,至少打破对他们的神秘感。北大陈贻焮教授驻校给我们讲唐诗,我到北大念书,拜访他,自称是他的学生,他说,我扎扎实实给你们讲了一礼拜,记得改过你两篇读书笔记,说是学生,也算,来北大,更是了。唐作藩先生来讲音韵学,鼓励大家啃《广韵》,到北大看他时,他也这样说。大学生好啊,教过课的老师都把你当学生。硕博就不一样了,师生“一对一”,其他的老师,有的认,毕竟是我们系的学生嘛,有些就不好认或不认。贻焮先生、作藩先生没有这样的“门第”和“城府”,把我等当学生。我常怀念他们。

文史楼的课堂是开放的。哲学、逻辑学等,政教系老师来讲。政教系的课,我们常去听。我喜欢上理论后,跑政教系课堂更勤了,一位老师讲一学期的《资本论》专题,是我听到的讲得最好的《资本论》专题课。李先琨老师讲西方逻辑学,深入浅出,浅显易懂,居然有那么多学生爱听,连数学系、物理系的都来了。张世英来讲德国哲学和黑格尔哲学,几乎把文史哲的同学都吸引来了,门快挤破。英语听力口语好的,常去英语系听课。政教系、英语系的老师们,不拿我们当外人,一视同仁,视同己出,都是湖大的学生嘛。中文系的文学史、现代汉语等课程,外系的也常来聆听,我们也主动帮他们找座位,有时交换笔记。

文史楼,就是这样的,没有一流大学名气,却有一流大学内容;没有一级教授,却有一流教师;没有一流大厦,却有一流学风。

文史楼,讲民主。老师讲完课,学生给打分。张老师的课,多位老师的课,我们给的,高分。也给过个别老师不及格,他再未给我们授课。我留校任教后,才知道,学生给老师打分,老师有压力。老师们刚恢复教席,有的来不及充分准备,就上“战场”了,个别难免遭遇“误伤”。也深切感觉到,“教学相长”是个原理,应为常态,特殊时期,“教学相伤”也在所难免,大点说,民主也伤人,尤其伤到老师。

同学之间,更是“和而不同”。我们来自不同行当和阶层,穿军装的、穿工厂服的同处一室,年龄相距高达20岁,差异点多如牛毛,分歧点比比皆是。改革开放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么多的差异点、分歧点,再“解放思想”,想不民主都不可能。就说什么是文史吧,你说,它是区别于数学、经济学等的一种知识,一门学科;他说,它是一堆古籍,有些今天有用,有些没什么用,到社会上换不到一颗粮食;我说,它承载着一种历史精神,穿透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精神;另一个他说,它有一种真善美精神,在任何时期都有用。当时争得面红耳赤。现在想想,都有道理,综合起来,就是文史。如此“和而不同”,走向“异曲同工”,如同茫茫九派,归入大海。

在文史楼的日子,是快乐和幸福的日子。78年春,得入此楼,中有外出,85年夏,算离开了。屈指数来,在这楼里,我扎扎实实呆了七年。由青年而青中,由黑发而“少年白”,由农民而居民,由学生而教师,由作文而论文,由为人子而为人父。青春期,青春豆,恋爱,结婚,人生转轨期,学术启蒙期,学术交流开始期,尽在于斯。我熟悉文史楼的每个廊柱,数过门窗瓦片、天井宝塔松的层次,数过夏夜经过的流星,一遍又一遍地数过关怀和帮助过我的领导、老师和学友的名字和事迹。文史楼的形状形态、音容笑貌,知识学养、品德精神,挥之不去的文史情结,早已定格于我的心灵深处,化为人生。

梦境里,文史楼风采依然,风范依旧,只是变得更宽大、更巍峨、更厚重、更深远,或与黄鹤楼平起平坐,或比黄鹤楼高耸得多,雄视着滚滚东逝的长江和与长江相接的大海,俯视着与大海相接的太平洋以及其他的洋或洲。

听说,文史楼被拆了。我梦依旧。

2003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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